民生性财政支出、非均衡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程莉 林琼 文传浩2，

(1.重庆工商大学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重庆 400067；2.云南大学 经济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一、引言

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撑，在化解民生难题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民生财政反映了政府提供民生领域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行为偏好和努力程度，具有“普惠性”“公平性”“和谐稳定性”等特征，不仅是评价“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的有力证据[1]。近年来，中国民生性财政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民生性财政支出比例逐步提高，以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和传媒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为例，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由2007年的15458亿元增至2019年的85324亿元，其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相应由2007年的31.1%升至2019年的35.7%(1)2007～2018年的相关数据根据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而得，2019年的数据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19年财政收支情况》计算而得。。尽管如此，但中国长期以来资本相对稀缺，为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唯有进行大规模资本投资。各地区地方官员为实现政治晋升、获取财政收入和扩张私人收益，其理性选择是一心为增长而开展“锦标赛运动”，这种行为变异将导致政府支出结构偏向能快速带来增长报酬的生产性投资，而不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民众的民生性投资，从而使得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环境治理等方面社会性公共品供给不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矛盾凸显[2]。同时，各地区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都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但因资源禀赋、地理环境不同，由此带来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又成为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的重要原因，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民生领域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也产生了差异性，这些都成为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掣肘。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经济的重心所在、活力所在，推动其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科学谋划中国经济新棋局的重大决策部署。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高质量发展成果由广大人民群众共享，以保障和改善民生尤其是基本民生。财政作为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手段之一，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增加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缓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民生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及其均等化更是重中之重。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发展共识的大环境下，民生性财政支出及其非均衡性如何影响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民生性财政支出能否发挥“福利效应”、克服地区差异的“非均衡效应”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回答这些问题，对于评估长江经济带区域民生性财政支出政策的作用效果、提升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在国家着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民生性财政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引起理论界的密切关注。民生性财政支出从社会机会和防御性保障两个层面提高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显著降低家庭多维贫困[3]，在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提高居民消费水平[4]和幸福感[5]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性财政支出可以提高居民基础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推进人力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增长[6]。教育类民生性财政支出可以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让贫困地区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7]。社会保障支出有助于缓解甚至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带动消费和投资、降低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率、缓冲收入差距引致的农村居民贫困[8]。环境保护类民生性财政支出能够减少各种环境污染，通过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保护人们的身心健康，并且还有助于减少对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影响[9]。可见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影响效应是多维的，而这些多维的影响可统一归结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为经济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的增加，还体现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10]。从这一内涵而言，当前研究更多专注于民生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单一维度的效应，基于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多维度体现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比较缺乏。同时，在各地区不断扩大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的背景下，相关学者仅仅从民生性教育支出[11]、社会保障[12]、公共文化服务[13]、公共医疗卫生[14]等单一视角，对民生性财政支出的非均等性和空间异质性进行研究，缺乏拟合多维民生财政支出并对其地区分异进行综合测度与评价，在进一步实证研究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地区非均衡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方面更为匮乏。事实上，民生财政支出地区间差异越大，越不利于形成共享式模式。一个地区内部民生财政投入超过一定临界值会造成资源浪费，而投入不足又将严重影响一个地区公众的生活质量，在地区间构建联动机制、搭建平台、加强合作，持续追踪各地区民生性财政支出的进展，全面及时地披露地区民生性产品与服务供给的协调匹配度信息[15]，实现地区之间的资源共享与协同并进，有利于保证人人都能享有民生性资源配置带来的现实利益，对增进人民福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另外，当前文献大多基于全国或国内不同地区层面的样本进行研究，从流域层面研究民生性财政支出与经济高发展质量的文献则比较鲜见。因此，文章以长江经济带为例，首先采用指标衡量和泰尔指数法分别量化长江经济带各地区民生性财政支出的水平和非均衡性，客观识别各地区民生领域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配置状况；然后构建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评价；最后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长江经济带民生性财政支出及其非均衡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本研究不仅是对当前研究领域的一个较大边际改进，而且对于推进长江经济带民生性财政支出结构合理化、均等化，从民生性财政投入视角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借鉴。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为考察民生性财政支出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文章构建以民生性财政支出为解释变量、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被解释变量的面板计量经济模型，如(1)所示：

lnqualityit=α0+α1lnexpit+β1lninfrait+

β2lnindit+β3lnmarit+β4lngovit+εit

(1)

在回归模型中，i代表样本地区(i=1，2，3…11)，t表示年份，εit为模型随机扰动项。exp为民生性财政支出，quality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民生性财政支出主要分为两类[1]，一是用于文教、科学和卫生等方面的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二是用于社会保障及政策性补贴等方面的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因此，为考察两类不同民生性财政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实证研究中会进一步分别将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invexp)、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traexp)作为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考察。

同时，为了深入研究长江经济带民生性财政支出对经济高质量的影响，在上述模型基础上，进一步构建时间序列模型，检验全流域各省市民生性财政支出非均衡性(exp-gap)对经济高质量的影响效应，模型构建如(2)所示(2)鉴于民生财政支出的非均衡性指数是判别全流域各地区民生性财政支出地区差异扩大抑或缩小的一个全流域总体指标，故在检验民生性财政支出非均衡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时选择了时间序列模型，且实证中控制变量采用全流域平均值进行检验。。同时，研究将进一步用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非均衡性(inv-gap)、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非均衡性(tra-gap)分别为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考察。

lnqualityt=α0+α1lnexp-gapt+β1lninfrat+β2lnindt+β3lnmart+β4lngovt+δt

(2)

为保证估计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同时也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模型(1)和模型(2)均引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infra)、政府干预(gov)、市场化水平(mar)、工业化率(ind)作为控制变量。

(二)变量说明

1.民生性财政支出及其非均衡性

民生性财政支出水平(exp)，采用民生性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来衡量。另外，民生性财政支出分为两类，一是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inv-exp)，采用文教、科学和卫生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来衡量，二是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tra-exp)，采用社会保障及政策性补贴等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来衡量[1]。

另外，民生性财政支出的非均衡性，借鉴辛冲冲和陈志勇[15]的方法，采取基于人口分布的泰尔指数进行测度。具体测算方法如公式(3)所示：

(3)

其中：T表示基于人口分布的长江经济带各地区民生性财政支出的总体泰尔指数(n=1，2，…，11)；ei表示长江经济带某省(市)的民生性财政支出额，e表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加总所得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额；pi表示长江经济带某省(市)的人口数，p表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加总所得人口总数。

2.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高质量发展涉及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服务等方面，是一个综合性概念。考虑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直接可测因素的存在，部分学者从经济增长质量角度，例如使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等效率指标来测度[16,17]。另一部分学者则主张将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容扩大，从经济增长结构、稳定性、生态环境等多个维度出发，强调从经济增长基本面和社会成果面[18,19]，构建更加全面的评价体系。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因此，本文借鉴程莉和王琴[20]、苏永伟和陈池波[21]、黄庆华等[22]研究，构建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1)，进一步采用熵值法来综合测度。鉴于篇幅所限，熵值法的计算过程参考杨丽和孙之淳[23]的做法。

3.控制变量

基础设施建设(infra)：选用人均道路占有面积作为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代理变量[24]。一般认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降低地区生产要素流动的运输成本和交易费用，有助于地区形成规模效应，提升地区经济实力。

政府干预(gov)：选用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干预水平[24]。在适度的范围内政府干预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弥补市场失灵，但过度的政府干预将遏制经济增长。

市场化水平(mar):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采取程莉[25]的做法，用投资的市场化水平来代替，即使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差值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表示。

工业化率(ind):选取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工业化率[26]。工业化被认为是发发展中国家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国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但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也会对生态环境等产生负面影响，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质量提高。

表1 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三)数据来源

模型考察的样本区间为2000～2017年，考察的对象是长江经济带9省2市。使用的原始数据来自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2000～2017)、各省市统计年鉴(2001～2018)、《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8)。对于个别年份缺失数据采用均值法进行填补。需要注意的是，2007年我国财政支出统计口径发生了较大变化：2007年之前的民生性财政支出包括文体广播、教育、科学、卫生事业费、社会保障补助、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政策性补贴等科目，2007～2009年的民生性财政支出包括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等科目，2009年又加入了住房保障支出科目。2007年以前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为“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这一项目，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包括“抚恤和社会救济”和“政策性补贴支出”两项；2007年以后投资性财政支出为“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和“医疗卫生”等四个项目之和，转移性财政支出为“社会保障和就业”这一项目，并在2009年后加入“住房保障支出”。通过比对统计口径调整前后数据，发现数据是平滑的。

四、长江经济带民生性财政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征性事实描述

(一)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与地区差异

长江经济带各地区2000～2017年总体民生性财政支出水平(exp)、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水平(traexp)、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水平(invexp)变化及其地区差异如图1～图4所示。从图1～图3可以看出，2000～2017年长江经济带各全流域总体民生性财政支出水平均值从2000年的29.10%上升到2017年的46.91%，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占比均值从2000年的5.18%上升到2017年的17.21%，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占比均值从23.92%上升到2017年的29.70%，三者均在不断提高。

就长江经济带而言，图1显示，2000～2017年总体民生性财政支出占比均值中游最高，上游次之，下游较低，结合图4，可以发现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中，下游地区的安徽省排名第一，均值达到39.80%，上海则最低，均值仅有31.76%，这与其高度发达的经济状态相悖；图2中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占比均值同样呈中游最高、上游次之、下游最低现状，下游浙江省占比仅有6.67%；但图3显示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占比均值则呈下游最高、中游次之、上游最低格局，这和投资驱动经济增长形成下、中、上经济增长梯度格局一脉相承，说明下游地区的经济高增长离不开更加注重的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结合图4，可以看到下游地区浙江、江苏都高于平均水平(3)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划分依据《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上游地区包括重庆、四川、云南、贵州，中游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下游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综合图2～图4可以看到，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水平大于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水平，为满足不同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民生性财政支出的结构变化复杂，各地区在转移性方面的财政支出力度不断加大，正逐渐由偏重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向平衡发展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与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发展。

图1 全流域与三大经济带exp均值变化

图2 全流域与三大经济带traexp均值变化

图3 全流域与三大经济带invexp均值变化

图4 exp、traexp和invexp均值的地区差异对比

(二)民生性财政支出的非均衡性特点

根据非均衡性测算方法，计算得出2000～2017年长江经济带总体民生性财政支出、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与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的泰尔指数，如图5所示。根据图5，可以看出 2000～2017年长江经济带总体民生性财政支出泰尔指数(exp-gap)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0.1241下降到2017年的0.0302，说明长江经济带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地区差距，即非均衡性在不断缩小。长江经济带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泰尔指数(inv-gap)同样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0.1509下降到2017年的0.0297，其变化趋势与总体民生性财政支出泰尔指数基本保持一致，非均衡性在不断弱化。另外，长江经济带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泰尔指数(tra-gap)呈现出波动性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0.0467陡然上升到2007年的0.1060，随后不断降低到2017年的0.0473，尽管因为2007 年统计口径变化导致非均衡性波动较大，但总体上，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的地区差距18年间起初和期末变化相对平稳，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与总体民生性财政支出地区差距不断缩小，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的非均衡性大于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非均衡性。

(三)经济高质量发展事实

根据图7，长江经济带全流域地区与三大经济带2000～2017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均呈不断提升趋势。全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值从2000年的0.2139上升到2017年的0.3650，三大经济带之中下游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相对较高，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相对较低，两条线基本呈重叠状态。从全流域11省市对比看，2000～2017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为0.2702，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均值较高的地区有上海(0.5192)、江苏(0.3568)、浙江(0.3010)及四川(0.3101)，它们均高于全流域平均水平，其余地区则低于全流域平均水平，贵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流域中最低。

图5 2000～2017年长江经济带民生性财政支出泰尔指数

图6 2000～2017年各地区quality均值对比

图7 全流域与三大经济带quality均值变化

(四)变量关系的经验观察

为进一步了解民生性财政支出、非均衡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笔者分别作出总体民生性财政支出、总体民生性财政支出非均衡性、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非均衡性、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非均衡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散点图，如图8～图13所示。

图8 总体民生性财政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图9 总体民生性财政支出非均衡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图10 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图11 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非均衡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图12 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图13 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非均衡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图8、图10和图12显示，总体民生性财政支出、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不论是总体民生性财政支出，还是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

图9、图13显示，总体和投资性民生性财政支出非均衡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负向关系，即总体和投资性民生性财政支出非均衡性提高(降低)将使经济发展质量降低(提高)；然而，图11显示，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非均衡性与经济发展质量似乎有一定的正向关系，即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非均衡性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引起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但经验观察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下文将通过建立模型，对经验事实进行实证检验。

五、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民生性财政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回归结果

根据研究目的，文章分析的是11个地区，个体较少，将个体效应视为固定效应较为合适，且固定效应无需假定个体效应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这一假设，对本研究更为合适。根据对控制变量的逐步引入，表2给出了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及其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H1～H3为总体民生性财政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M1～M3为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N1～N3为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回归结果。根据表2模型H1～H3，核心解释变量总体民生性财政支出(lnexp)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均在1%水平显著，且在控制所有其他因素后，模型H3的总体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为0.3109，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情况下，民生性财政支出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将提高0.3109个百分点。这说明了总体民生性财政支出水平的提高，有效推动了长江经济带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表2 民生性财政支出及其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同理，根据表2模型M1～M3、模型N1～N3,核心变量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在1%水平显著，这表明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推动作用，这与总体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影响一致。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所有其他因素控制后，M3和N3对比，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为0.0857，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为0.4928，这说明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比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要大。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相较于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而言，是优化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举措，更具有生产性特征，是促进经济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能够更好地解决当前在就业、教育、分配、社保、环境等方面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民生问题，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过度积累转向适度消费，以发展促民生，以民生保发展[27]。

(二)民生性财政支出的非均衡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回归结果

通过时间序列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2000～2017年间民生性财政支出的非均衡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根据对控制变量的逐步引入，表3给出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及其结构的非均衡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G1～G3为总体民生性财政支出的非均衡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A1～A3为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的非均衡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B1～B3为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的非均衡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回归结果。根据表3模型G1～G3，核心解释变量总体民生性财政支出的非均衡性(lnexp-gap)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或5%水平显著，即表明总体民生性财政支出的非均衡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在控制所有其他因素影响后，模型G3核心解释变量(lnexp-gap)的回归系数为-0.1256，在5%水平显著，该回归系数表明，以泰尔指数衡量的总体民生性财政支出非均衡性每提高(降低)1个百分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将显著降低(提高)0.1256个百分点。从长江经济带实际来看，近年来长江经济带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差距持续缩小，可见这提高了整体经济的效率,也推进了社会稳定和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持续提高，提高了全流域的经济发展质量。

表3 民生性财政支出的非均衡性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考察不同类型的民生性财政支出的非均衡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根据模型A1～A3、模型B1～B3，核心解释变量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的非均衡性(lntra-gap)和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的非均衡性(lninv-gap)回归系数均为负，说明这两者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负相关，这表明转移性或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非均衡性扩大(降低)时，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将降低(提高)，与总体民生性财政支出非均衡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负相关具有一致性。但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的非均衡性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这可能因为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相比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而言，在民生性财政支出中占比较低，同时，政府用于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资性支出具有生产性，用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转移性支出具有非生产性，通常不能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还会因其支出增加而引起税收增长进而挤出私人消费和投资[9]，进而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作用微弱，反之，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对经济高质量的效应表现更为立竿见影。这还可以通过控制所有其他因素后，从模型A3和B3对比看出，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的非均衡回归系数仅为-0.0071，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的非均衡性，回归系数却为-0.1899，从绝对值和显著性来看，都是后者大于前者，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的非均衡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更大。

综上可以发现，不论是民生性财政支出的非均衡性，还是不同类型的民生性财政支出的非均衡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均是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表现为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非均衡性大于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非均衡性。此外，根据表2和表3各个模型中控制变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来看，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水平、政府干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上具有促进作用，但工业化则有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高的倾向。其中原因可能在于长江沿岸重化工业高密度布局，是我国重化工产业的集聚区，且沿江工业发展惯性较大，污染物排放基数大，生态环境形势严峻，资源利用低效，很大程度影响了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文章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0～2017年数据，对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及其地区非均衡性的演变特征进行了探索，且通过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和分析，然后分别采用面板数据计量经济模型和时间序列计量经济模型对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民生性财政支出非均衡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研究，从而得出以下结论：

(1)长江经济带全流域总体民生性财政支出水平及其内部结构呈不断提高趋势。从空间差异看，总体民生性财政支出水平与转移性民生性财政支出水平呈“中游>上游>下游”格局，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水平则呈“下游>中游>上游”格局。从内部结构看，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水平大于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水平，但各地区在转移性方面的财政支出力度不断加大，正逐渐由偏重投资性财政支出向平衡发展投资性财政支出与转移性财政支出发展。从地区非均衡性看，长江经济带总体民生性财政支出的非均衡性在不断缩小，且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的非均衡性大于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非均衡性。

(2)长江经济带全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均值呈不断提升趋势，三大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呈现出“下游>中游>上游”格局。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均值较高的地区有上海(0.5192)、江苏(0.3568)、浙江(0.3010)及四川(0.3101)，它们均高于全流域平均水平(0.2702)，其余地区则低于全流域平均水平，贵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流域中最低。

(3)总体民生性财政支出及其内部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大于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民生性财政支出及其内部结构的非均衡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的非均衡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大于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的非均衡性。另外，在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其他因素中，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政府干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工业化则有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倾向。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民生性财政支出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应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步提高民生性财政支出比重，建立民生性财政支出长效增长机制。改革“唯GDP 论”的官员考核机制，增加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民生方面的考核内容，逐步改善政府财政支出的生产性偏向。

第二，沿江各地要优化民生性财政支出内部结构，经济质量较高的下游地区应该加大在民生性方面的财政支出，尤其要提高转移性民生支出所占比重，经济质量较低的中上游地区则要提高投资性民生支出所占比重，总之要通过合理调整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与转移性民生财政支出比例关系，有针对性地解决各类民生问题，增强各项支出对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第三，为解决沿江各地民生性财政支出及其结构的非均衡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约，要构建沿江地区民生性财政支出协同发展机制，相互通过“学习、分享、竞争、追赶”四大效应来加强空间联动性，使其带动、辐射能力得以有效发挥，推动全流域区域间以及区域内的协同提高。同时，深度挖掘各地区民生性财政支出非均衡性存在的原因，经济质量较低的上游地区，可适时作出改进性调整，最大限度增强自我提升潜能，从根本上来强化地区民生财政资源基础，以达到主动缩小与中下游地区民生性财政支出特别是投资性民生财政支出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