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辎重车的形制与作用

王从礼

(荆州博物馆，湖北 荆州 434023)

龙首车辕是东周时期楚贵族墓与车马坑中遗存的一类遗物。它或在车辕顶部、或在衡两端、或在车舆拐角、或在车盖上等部位，意在显示其车的特异性与华贵姿态。以龙首车辕命名者，多未安在车辕上，只能称龙首车舆件；一部分龙首车辕直接饰在楚辎重车的车辕首。该类车在军需、民间物资运输、人员乘座、丧葬等方面发挥着无以取代的作用，也是享用者身份的象征或地位等次的标识。其龙的装饰，还可联想到楚人对龙的尊崇与思想的寄托。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有关形体的出土情况加以说明，对有关的安装形式与作用加以探讨。

在东周时期的楚国大中型墓或对应的车马坑中，大都葬有墓主生前使用过的各类车马以及各自的配件。若对其类别、安装部位、表现方式、功能等方面进行研究，则可揭示其车一枝独秀的形体和作用。

一、龙首车辕的类别

在楚地的南、北、中，龙首车辕在楚墓和车马坑中的出土情况是不同的，且表现形式多样，有木质龙首车辕和铜质龙首车配件的区别。楚墓中的龙首车辕多为偶数，个体有大小；车马坑中的龙首车辕有的与车舆边在一起，有的为连接件。墓主等级有别，年代有早晚，数量多少不等。综合起来，以考古学方法可分二型七式：

A型分三式，Ⅰ、Ⅱ式为整体型的龙首木雕车辕，Ⅲ式为龙首车辕上的铜质配件。三者都连接在车辕首端，均出土于大小车马坑中。

Ⅰ式，见熊家冢大车马坑北侧中，有同型5车为一组，见图1。北端遗存一大堆车部件，应为其车的装载物。车马坑南端未发掘，按理说，南北两端车坑内的车型应是对称的。[1]其排列部位显示，诸车应为墓主生前用车之一，只是在车阵中分类排列。此类楚车型无独有偶，在楚车马坑中并非个案。

该车马坑为整体型，置在主袝墓的西侧，规模是目前所见的最大者。主袝墓南北侧还随葬有大批殉葬墓，南边主墓可能为春秋晚期的楚昭王。[2]北边袝冢封土叠压主冢封土之上，殉葬墓中出土有战国早期的铜鼎、壶，其靠谱的地层关系和铜器风格是判断主袝墓年代早晚的确凿证据。[3]

Ⅱ式，见于战国中晚期的九连墩一号车马坑。就北部后排的27、29、31号车辕的特殊放置方式而言，也显示出车阵的有意组合图景。3乘车各配2马，车辕长型，首粗而圆、尾细尖，且上翘。龙首车辕的顶端，用玉石镶嵌出龙的双目。辕体髹黑底漆，红漆绘鳞纹，鳞纹随龙形辕体的粗细而大小变化。三乘车摆放形式特殊，中间一乘车(29号车)的辕头向西伸，两侧车辕头偏向中间，左侧车(27号车)的辕头偏向右，右侧(31号车)的辕头偏向左，形成左右呼应的态势。两侧车辕都向中间车辕看齐，有意强调以龙首车辕为组合的特殊性。[4]同类车集中陈列为一组，应该是楚人运用了物以类聚的法则。龙首车辕3乘，显示墓主的礼遇制度，见图2。

图1 熊家冢车马坑中的辎重车(苹车)排列与车形

Ⅲ式，见于战国晚期的河南马鞍冢二号车马坑之中。7号车为龙首车辕形体，铜质龙首套在木质车辕之首。不知是楚人最晚的一式龙首车辕装饰，还是墓主身份与地位居高而使用的一种高等级的车辕龙首。龙首精致豪华，不愧为楚国龙首车辕的上乘之作。[5]同时，发掘者还见4号车的车辕形制“辕体较直，唯前端上翘”，事实上其车辕也应为木雕龙首，颈部才会曲形上翘。

7号车辕前端昂起，后端也平直，且前端截面下方上圆，正好与出土的错金银龙首辕头榫口套接，特显本体的华贵用意，见图3。

铜质龙首形制的前端开有方形穿，后颈部有两个长方穿，可将龙首固定在车辕顶端。其造型活灵活现，张口露齿，双目圆睁，颈部正中银错一“”字，面、颈部多处银错卷云纹，鼻、耳处错金，线条流畅，珍贵程度一览无余。其用料、形体与安装方式，颇具晚期特点。从其龙首车辕尾端的榫口看，与天星观一号墓的龙首车辕下部榫头形制一致，只不过前者为木辕的榫口，而后者为榫头。

图2 九连墩一号车马坑中的龙首车辕车组

图3 7号车错金银龙首

此外，7号车舆内右侧也有错金银的铜质筒状器，分上下两节，饰蟠龙纹，出土时还缚在车舆上，似为壁插筒。二号坑的13号(安车)车舆四角也有4个铜龙头，显示该车舆四角也装有木柱组合的铜质龙首。

就二号坑随葬23辆车的额度而言，显然比淅川下寺楚令尹墓车马坑随葬的6辆车多，等级也高[6]，前者几乎是后者的4倍。坑中有带铜銮铃、镶铜甲板的战车，也有重舆华盖的安车，还有小的游戏车。马鞍冢年代早于安徽长丰杨楚墓，晚于江陵望山一号墓，墓主为楚都陈时的一位楚王。[7]主墓南冢“中”字形，与河北平山县中山国王墓[8]、陕西凤翔秦公墓、辉县固围村魏国王公墓[9]等墓形相同，均系诸侯国国君。

B型分四式，少数出在车马坑，多数出在车马坑相对应的墓室中。质地上有木雕件和铜构件。木雕者或彩绘，或素面，或尾部配有半圆形铜套，以备插取；或以木为柱，上套铜质龙首。这类都为可分的构件，多数与车分离随葬，少数与车一起葬在墓室或在车马坑中遗存。

Ⅰ式 2件，见于长沙浏城桥一号墓。[10]椁室头箱放置2件(编号18)，木质。龙首车辕为龙首雕饰，上端一侧凿一方穿，可系物；另一侧钻一圆孔，示为龙目。尾部设有铜套，并打有拴钉孔。龙首及颈部除刻饰卷云纹外，外表髹黑褐漆，光亮照人。器体长75厘米。该墓具有春秋晚期的楚墓特点[11]，葬具为一椁二棺，墓主应是当地的上等贵族，或是楚王室封在长沙的封君，与九里封君墓地的墓主[12]享有相同待遇，但生前只拥有一乘龙首车辕配制。

Ⅱ式多件，见于天星观一号墓。葬具一椁三棺，七室，具有战国中期的特点。[13]椁内西边箱(兵库)存放12件(相当于6乘车的构件)木质龙首车辕，编号为203、204、207、214、215、219、296、297、347、477、499、593。诸件形制相近，大小相同，系整木雕凿。前端为龙首，尾的一面为半圆，备插立于车舆上。其中2件(203、204)具有相同的彩绘，格外精致，可能系墓主人的专用车件。如标本203，龙首正面浮雕云纹，龙身通体髹黑漆，侧面浮雕卷云纹、勾连云纹、星点纹及鳞片纹，用红黄漆彩绘。尾端凿制一穿。物体为实木，体量沉重。彩漆面有磨擦痕迹，应是实用件，器长102.5厘米，见图4。

图4 天星观一号墓漆木龙首车辕(203)形制与局部纹饰

同出有3件车伞、众多车舆和铜车軎部件。铜质车件除饰云纹外，有的镶嵌绿松石与错金银。大量马饰也与之伴存。这些车马器的存在，说明墓主生前曾拥有大量车马。当年墓室北面也可能设有相应的车马坑和葬有同类遗物，但被湖水冲毁。

Ⅲ式 2件，为九连墩一号墓椁室中的“车辀”的构件，与车马器共存，整木雕制。龙首方体，张嘴状,弧形。首上部各穿一孔，身长方体。此外，首部髹红漆，身前、中、后段分别髹红、黑、红漆。体残，长39厘米。[16]九连墩已发掘的夫妇墓和相系的两座中型车马坑的年代皆为战国中晚期，墓主生前为上大夫。

Ⅳ式，见于宜城罗岗一号墓车马坑，坑内葬有7辆车，驾马18匹。[17]从车辕形体看，车型多种。小车2号、6号南北对称。正中4号车配4马，为数最多，应为龙首车辕之车；相邻的3号车制作精细，并遗存4件龙首铜构件。形制上，可分2亚式：

a式2件。直筒，中空，尾端圆方角，通长13.5厘米。首端浮雕龙首，尾部呈直銎口。首附一耳，耳圆一穿衔环。筒中部内侧有一弧形插口，内见残木。

b式2件。角筒状，中空，下部长16.1厘米。尾部截面圆方角，中部有一斜弧形口，内残木构件。龙首面为圆筒口，外围箍上饰纹，筒口上有等距的三环耳。龙首上部有一穿，外侧有一大环耳附环。

上述各型式龙首车辕及同类相异的龙首车饰件，都是遣车种类的结构形体。楚贵族们除了在墓室随葬龙首车件之外，还在墓室西边对应处的大小车马坑内随葬了与之相对应的龙首车及其他各类车乘和驾马，以示生前有大小车阵的享用。以车马坑和墓室分开随葬的方式，显然是把丧葬和生前运输的龙首车区别开来，凸显出龙首车作用的全面性。这些龙首车型和相应的配件存在，也为我们分析楚国某一车类的结构形制、作用以及以龙为图像的含义提供了众多的信息。

二、装饰部位与时代特点

基于上述A、B型七式的龙首车辕和龙首车饰的分析，总体看来可分两大类：一类是木雕的赖体龙首车辕，或是以青铜龙首为表现的车辕构件；一类是体型较小的车舆龙首饰件。

第一大类龙首车辕中，最早者是直接雕刻在木质辕首上，一气呵成，流行于春秋至战国中期。其形体，见于熊家冢、九连墩等楚墓的车马坑内。其形制虽然有的过于腐朽，但能见其概貌。两轮间的车舆做成“田”字形框架，方便堆放物品，覆盖屏幕(巾或衣)而设计。熊家冢大车马坑北侧的“田”字形舆底车就是其类车的形制。另外，其车后还可见较长的木舵，御驾及上坡时不至于向后倒翻，下坡时还可摩擦地面而起到减速作用。此类车上有盖顶，势如凸曲的伞，或车盖如凹曲面屋盖。《考工记·轮人》指出，盖弓反翘的形式可“吐水疾而霤远”，利于排水至远，也不挡视线。汉代画像砖、石上不乏见到类似的车盖图样。车盖上有龙首装饰，以孝堂山东汉画像石鼓吹车为证。车舆上层击鼓，下层奏乐。《隋书·礼仪志》：“鼓吹车上施层楼，四角金龙衔旒苏、羽葆，凡鼓吹，陆则楼车，……楼上有翔鹭、栖鸟，或为鹄形。”其车型可能受楚式楼车的影响。

同类有别的龙首装饰部件，是安在车辕首部的，可拆卸。如马鞍冢2号坑的 7号车是战车[5]，或作战中的指挥车[18]，其车迹形制为单辕，双轮，一衡二轭，方形车舆，有能撑合或可拆卸的伞备。此车的龙首车辕是4号龙首车辕的升华，形体上已改为附件，以强调车辕上的青铜鎏金龙首特点，表示与墓主王者身份相适应。

另一类为龙首装饰配件，不见其完整的结构形态，目前只能推测。马鞍冢2号坑的4号车舆后部左右两侧各缚一喇叭状铜质龙首，上部口径9厘米，下部直筒状，口径6厘米，高12厘米，可能是壁插筒[21]，即《后汉书·光武纪》“旌旗辎重”的特有饰物。宜城罗岗车马坑车舆上也发现4件龙首饰铜构件，出土时排列在车舆的四角。按车辕朝向判断，直筒件安在车舆前方，角筒形件安在车舆后方，两两兽首面向前后背立，人乘坐在其间，彰显地位之尊。

此外，其车舆上也有插立木质龙首车饰件的可能，因为有关体量和形制与之适合。天星观一号墓、浏城桥一号墓、九连墩一号墓的墓主为上卿、大夫，都有这类车饰品。龙首车辕皆为完整的个体，楚人且用双数随葬，各两件为一组备插于一辆车上。等级上显然前者高于后两者，就木质龙首饰件而言，也有素面与彩绘装饰的区别，且数量不等。

基于各质、各式龙首车辕和龙首车饰形制的归类陈述，我们注意到将有关物品统称为龙首车辕是不科学的，装饰的部位应有所区别。A型第Ⅰ～Ⅲ式应是真正的龙首车辕，设在车辕首部，装饰效果和护辕价值并举；B型的Ⅰ～Ⅳ式，不具备龙首车辕的性质，装饰效果是在车舆部件，应称之为龙首配件。

三、车类甄别

那么，文献中和出土的A、B型(七式)车以及各类车名，形态上与辎重车有无关系？功能又怎样？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从有关文献看，当时的辎重车也有不同的称谓：

其一，軘车同兵车。《释名·释车》：“軘车，戎者所乘也。”《左传·襄公十一》：“郑人赂晋侯以……广车、軘车淳十五乘。”杜预注：“广车、軘车，皆兵车名。”孔颖达《正义》：“皆是兵车，而别为之名，盖其形制殊、用处异也。郑玄云，‘广车，横陈之车也’；服虔：‘軘车，屯守之车也’。或可因所用遂为名，及其用之亦无常也。”《宣公十二》：“晋人惧二子之怒楚师也，使軘车逆之。”杜预注：“軘车，兵车名。”

其二，驰车和革车、軘车与革车功能等同。《十一家注孙子》张预：“驰车即攻车也，革车即守车也。其軘车与革车，可能皆为辎车。”宋叶大庆《考古质疑》卷二：“古者车兼攻守，合而言之皆曰革车；分而言之曰革车，又曰轻车、重车。”其中的“重车”就是辎重车，是战备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车型。《左传·闵公二》：“革车三十乘。”杜预注：“革车，兵车。”《礼·明堂位》：“革车千乘。”郑玄注：“革车，兵车也。”《孙子·作战》杜牧注：“古者车战，革车辎车，重车也，载器械财货衣装也。”蔡沈《书集传·书序》：“革车，辎车，载器械财货衣装者也。”

其三，輂、辇与辎车同。《周礼·乡师》：“与其輂辇。”注：“輂，驾马，辇，人挽行，所以载任器也。”輂车是驾马载重的大车。《左传·宣公十二》孔颖达疏：“蔽前后谓之辎，载物必重谓之重，人挽以行谓之辇，一物也。”《后汉书·舆服志上》李贤注引《傅子》曰：“周曰辎车，即辇也。”

其四，苹车与辎軿车同。《周礼》之“苹(屏)车”分为辎车和軿车两种。有屏蔽的车又叫“辎軿”或“衣车”。《说文》：“辎，辎軿也，衣车也。軿，车前衣也；车后为辎。”《左传·宣公十二》孔颖达《正义》引《说文》：“辎，一名軿，前后蔽也。”《史记·苏秦列传》：“(苏秦)乃行过洛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拟于王者。”看来，辎重车也有前后遮挡的衣物，起蔽的作用，两侧局部开有窗灵，以便乘者观望。再者，军中辎重上的粮草常需布幕屏蔽(巾)，故也名“辎軿”。

看来，辎重车有多车名，其中也有楚人的观点。记忆中的辎重车也是一种多功能的车型，装饰上有别居一格的风格。龙首车辕和龙首车配件的相伴出土，表明了楚辎重车的形态与功用。在史料中，辎重车已被楚国君王及臣子们广为使用，且流行地域广，时间长，数量多，并与它车为伍。辎重车形体宽敞，载重量大，可用于运输财物和军戎器械，还可用于助丧运输。

再说，荆楚人早就使用过此类车，《史记·楚世家》：“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露蓝蒌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筚路”似与周制“木路”相当，材质上略有不同。《左传·宣公十二》：“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曰不讨国人而训之……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杜预注：“筚路，柴车。”孔颖达疏：“以荆竹织门谓之筚门，则筚路亦以荆竹编车，故谓筚路为柴车。”因此，还专名“楚车”，一度遭到人们的卑视。《左传·成公二》：“蔡侯、许男不书，乘楚车也，谓之失位。”杜预注：“乘楚王车为左右，则失位也。”可以说，“筚路”不过是辎重车的雏形，“筚”为“荆竹”类用材。熊家冢除广车里有4乘车(即27、 29、 39、 43号)除用竹编制的茵板(在车底板上)之外，其余还为藤编板，武家壁先生在《遣车》中称为藤编车。大车马坑矮墙内的仪仗车，应是楚王的“戎路”或“筚路”，其伞盖也由藤条编织。

藤为楚地的特产，质地牢固，经久耐用，以之编车，减震性强。当车快速奔驰时则可降低车的颠簸度，减轻乘者的疲劳。从这意义上说，楚人在造车上选材科学、品质优良、设计合理。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战车舆底仍在竖置纵木的框架上密集横编有长竹片，之上再铺一层斜方格纹的皮织物，这些显然受楚人减震效果的启迪。[26]它比熊家冢藤编车要晚200多年，楚人藤编车技术也不啻于秦人的发明。

大体看来，楚人以龙为装饰题材的车(辎重车)形制可分两类：一类为整体型的龙首车辕，既见于最高等级的熊家冢车马坑，又见于次等的九连墩一号车马坑中的第27、29、31号车，还见于马鞍冢的铜质龙首车辕上饰件。另一类为长沙浏城桥一号墓、天星观一号墓、九连墩一号墓的木质龙首配件和罗岗车马坑的铜质龙首车舆构件，似插在车舆两侧前后。前者的木质坚硬者，可能属于楚人崇尚的荆木；以铜质龙首为配件者，在于强调辎重车的贵重。

各类龙首车辕和龙首车配件的出土与文献记载的辎重车形体的对照，已还原了辎重车的大体形态。楚车马坑中的辎重车存放的特殊位置与墓中相关构件的存放，也说明它在楚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四、用途所在

楚国木工技艺的高超和丰富的材料来源，使楚国辎重车获得行动迅速、载重量大、省工、省力、省时、安全、快捷、华丽等各方优势的占比，成为楚车的上乘之作，达到了楚人一车多用的期望。

第一，军事用车。《孙吴兵法》：“有巾有盖，谓之武刚车者先驱。”《后汉书·舆服志上》：“武刚车者为先驱。又为属车轻车，为后殿焉。”在军中，辎重车是军需物资的得力载体。《左传·宣公十二年》：“乙卯，王乘左广以逐赵旃。及昏，楚师军于邲，晋之余师不能军。丙辰，楚重至于邲。”杜预注：“楚重：辎重车也。”《七国考》曰：“楚辎重尝后正军一日。盖楚军有法，辎重若与正军过远，则有邀击之患。过近，则重兵才乱，正兵亦溃。后世用兵，先击辎重，取胜者多，盖以非太近则太远。以是知楚辎重远大兵一日为宜也。”当时，辎重车也常“自环为营”，起屯守的作用。[27]诸记载皆说明楚辎重车是随部队而行的，但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在为部队给养方便的同时，方便撤退。

第三，代步工具。《释名·释车》：“辎车，载辎重、卧息其中之车也。辎，厕也，所载衣物杂厕其中也；軿车，軿，屏也，四面屏蔽，妇人所乘牛车也。”载物的辎车和乘坐的軿车形体略有不同。《列女传·贞顺》载齐孝盂姬言：“妾闻妃后逾阈必乘安车，辎軿下堂必从傅母……今立车无軿，非所敢受命也。”看来，辎軿两车只是装饰上的略微不同。

第四，丧葬用车。楚墓椁室中多随葬车马器具，是楚人助丧行为的凸现。天星观一号墓、浏城桥一号、九连墩一号墓都随葬有“龙首车辕”，应该是特意随葬的助丧车配件，其类别与数量是不同墓主身份的表达。《周礼·巾车》：“大丧饰遣车，遂廞之行之。”郑玄注：“廞，兴也，谓陈驾之；行之，使人以次举之以如墓也。遣车一曰‘鸾车’。”贾公彦疏：“天子九，诸侯七，大夫五，士无遣车。”《礼记·檀弓下》：“君之適长殇，车三乘；公之庶长殇，车一乘；大夫之適长殇，车一乘。”孔疏：“《杂记》云‘遣车视牢具……’但遣车之数贵贱不同，若生有爵命，车马之赐，则死有遣车送之。诸侯七乘，大夫五乘，此后有明文，……则国王宜九乘，士三乘也。”由此看来，楚墓中葬的遣车龙首车构件的质地和数量与墓主身份是对等的。

在程序上，大丧饰遣车，遂廞之行之；及葬，执盖从车，持旌；及墓，呼启关，陈车；小丧，共柩路与其饰。岁时更续，共其弊车。大祭祀，鸣軨以应鸡人。可见，“遣车”中的辎重车是当时贵族们丧葬时运输灵柩的必备工具。

五、等级制的显现

车类与装饰是以等级为表象的礼仪内容。规定王之丧，车有五类：木车，蒲蔽，犬猽，尾囊，疏饰，小服皆疏；素车，券蔽，犬猽，素饰，小服皆素；藻车，藻蔽，鹿浅猽、革饰；车，萑蔽，然猽，髹饰；漆车，藩蔽，轩猽，雀饰。其中的“车”，以龙形象为特有装饰，是丧车中的重要一种。再有服车五乘之规定：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凡良车、散车不在等者，其用无常。凡车之出入，岁终则会之，凡赐阙之；毁折，入赍于职币。其五类车也谓“五路”。

车的等级上，还有形体区分。《周礼·春官宗伯·司巫》：“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士乘桟车，庶人乘役车。”革路、木路车既可作为战车和田车，也可作封赐典礼(包括丧礼)用车。楚国各类车是贵族们的日常交通工具，在嫁娶、出使、朝觐、祭祀、丧葬诸事中均有体现。

各路车的区别在于不同的装饰。《书·顾命》注：“大辂，玉；缀辂，金；先辂，象；次辂，木。金、玉、象皆以饰车，木则无饰。”《类书集成·车部·车五路》：“玉路以玉饰诸末……金路以金饰诸末……象路以象饰诸末……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无他饰……木路不鞔以革，漆之而已。”《左氏》：“义以为行于道路，故以路名之……凡言玉路、金路、象路者，皆是以玉、金、象为饰。不可以玉、金为路，故知玉、金等饰之。言‘诸末’者，凡车上之材，于末头皆饰之，故云诸末也。”刘熙《释名·释车》：“天子所乘曰玉辂，以玉饰车也。辂亦车也，谓之辂者，言行于道路也。象辂、金辂所以为饰名之也。”凡有玉路、金路、漆饰、革饰、无饰者，等级上相应次之。“龙勒”，强调的是车上有凸显的雕龙形象，马鞍冢的龙首车构件镶金、九连墩的嵌玉，天星观的漆饰、浏城桥的龙首车辕则是用者等级的实物见证。

各级墓主的用车礼遇，有案可查，档次也有别。《周礼·考工记》郑玄注：“此以马大小为节也。兵车，革路也；田车，木路也；乘车，玉路、金路、象路也。兵车、乘车驾国马，田车驾田马。”王之五路，以玉路(大路)为最尊，种马(“校人”六马之一)为之驾。《逸礼·王度记》：“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依次递减。《宋书·礼志五》：“天子所御驾六，其余寓车皆驾四。”是释六马排列：车辕两侧架轭的两匹马为“服马”，紧挨着的称“骖马”，之外谓“腓马”。可见，熊家冢墓主享用了两乘“驾六车”的最高数额。

在现已发掘的楚墓中，有车马坑陪葬的墓8座，基本涵盖了楚国贵族层面的用车情况。马鞍冢两座南北并列，南冢的车马坑规模大，内葬车23辆，泥马24匹。北冢墓主为南冢墓主之妻，车马坑次于前者，葬车8辆。[5]淅川墓地发现5座车马坑：M8车马坑内葬3车10马；M36葬2车8马；M2葬7车19马；M10葬2车4马；M11葬2车，马的数量未知。M2墓主为楚国令尹，位至上卿，其他墓主身份大致在士与大夫之间。[29](P13～20)九店墓地M104车马坑内葬2车4马，墓主生前为战国中晚期的士。[30]在用马的数量上，他们分别是6、4、2匹的等级之差。包山M2墓主邵为楚国左尹，位至上大夫，葬车伞5 件[31](P225)，与遣策上记“甬车一乘”(简267)、“一乘正车”(简 271)、“一乘韓”(简273)、“一乘椯具□□”(简274)、“一乘羊(祥)车”(简275)的5车相符。漆奁上绘的墓主人用车场面中，有车4乘，马10匹，分1车3马和1车2马。[33](P144～145)此等级的车配置，在文献中可找到蛛丝马迹。《左传·昭公元》楚右尹子干在公子围杀楚共王后避难晋时，有“从车五乘”。右尹子干的等级当为大夫，与车的配置节度正好吻合。

楚车马坑的规格也表现出墓主身份的高低。其规律是墓主身份高者，车马坑规模则大，葬的车马数量多(含辎重车)；反之，等级低者，车马坑规模小，葬车马数量少。出土车的具体配制是楚王9乘，上卿7乘，上大夫5乘，大夫以下3乘或2乘，士级1乘。多车排列上也有序，主车居中，从车居侧。单就楚贵族使用的龙首车辕型的辎重车数量而言，熊家冢墓主为5乘，天星观和九连墩一号墓主为3乘，浏城桥一号墓主为1乘，也与舆服制符合。

六、崇龙的心理

在我国历史上，以楚人为代表的先民对龙的尊崇是随时代发展而不断继承和演绎的。商都安阳小屯40号墓中出土的车舆盘是以细长的铜龙作装饰，为同出者的华丽之冠，等级最高。[32]至东周时，楚人对龙崇拜之心不减，天星观1 号墓内葬有大型双头龙的镇墓兽，身上并附着多条小龙装饰。九连墩一号墓、包山2号墓车服上龙的图像更为突出，见图5。九连墩一号墓出车壁袋饰件2套10件，每套各有铅质镂空薄圆饼1个，卧龙4条。圆饼中心一小圆孔，周围祔镂卷云纹。龙身卧伏，短身后躬，首平伸，尾外上卷，前后各一足双爪(侧视)，是楚人爱龙的代表作。

图5 包山2号墓龙纹车壁皮袋(212)

此类图象并非偶然，楚人对龙的崇尚可谓根深蒂固，先祖们就有龙骖之说。说楚先祖以龙为驾者，见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玉壶遐览二》：“祝融氏为火帝，君南岳；五龙氏乘云登仙。”李善注引《春秋命历序》：“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驾龙，号曰五龙。”在神话传说中，还有龙车形，乃“日”所乘。其形象也受东周时楚人屈原的青睐，欲以乘之。《楚辞·九歌·东君》：“驾龙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王逸注：“，车辕也。言日以龙为车辕，乘雷而行。”《魏书·礼志四》：“龙十六，四衡，朱班，肃轮，有雕虯、文虎、盘螭之饰。”看来，龙、雕虯、盘螭之饰，神灵十足，是升天的不二法门，不仅助丧，而且可乘。

楚人认为龙是天子的化身，君子的代表，故把辎重车辕制作龙首，还在车舆上装饰龙的形象，也博得诸多译家的言证。《康熙字典》“”字：“《屈原·离骚》‘夕洲之宿莽’。《注》‘，采也，或作，又作揽。’”今本《离骚》：“夕攬洲之宿莽。”洪兴祖《补注》：“揽，一作，一作。”又《息夫躬传》：“抚神龙兮其须。”《说文》：“，撮持也。”徐楷注：“篆作。”这些注释都表明，辎重车的龙首车辕与车舆上的龙头形象，意味着御车者犹如驾抚神龙一般，并有揽抚其须的驾势。晋郭璞《祝融赞》：“融火神，云驾龙骖。”南朝宋鲍照《为柳令让骠骑表》：“功半下列，爵超上赏，奋迹腾光，参驾龙服。” 钱振伦集注：“《易林》‘骖驾六龙。’《诗》‘两服上襄。’笺‘两服，中央夹辕者。’” 另有仙道乘龙飞行，可成仙的说法。晋王嘉《拾遗记·崑仑山》：“群仙常驾龙乘鹤，游戏其间。”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哀吊》：“驾龙乘云，仙而不哀。”元郝经《幽思》诗之叁：“采采满怀袖，驾龙登扶桑。”这些意境，都可能受楚人崇龙心灵的影响。同时，龙在楚人眼里还具有镇守邪恶的功能，声张正义，预示吉祥的到来。楚人不仅尊龙，也崇凤，两者同见于服饰。[33](P59)龙凤是楚人的信物，也被视为天上的两尊祥端。《人物龙凤帛画》与《人物御龙帛画》的意境，是楚人借用龙凤把亡者之灵引入天堂或是导向阴朝地府的具体表达。[34]

大凡楚墓地中出土的龙首车辕和龙首车配件的实物，都可得到相应的文献佐证。楚简中的“周”，就是文献“”的别书。除龙首车辕构件是文献记载辎重车的附属品外，车壁上也有龙的纹样可查。基于此，我们可推测到楚辎重车在生成和发展中应潜在着不为人知的、且带有规律性的一些问题：龙首车辕或龙首车件在楚国辎重车上流行不是一时的，也不局限于楚国的某一地区或某一阶层的贵族中，它具有地域的广泛性、时间的延续性和层面的普及性；其生成与发展迹象，标志着楚人造车工艺的提升；每个墓主使用不同数额的辎重车，在于楚国舆服制度管理的等级体现；楚人把辎重车投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于国内人员众多、物产丰富；楚人以龙首车辕和龙首饰件为表现的车舆，使人入座其中得以产生对龙的敬奉与自我的情怀。言下之意，就是楚人“敬天法祖”的创作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