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

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岡石窟。图/中新
不同史观来自于不同文明。中国五胡弘扬了中华文明“合的逻辑”,欧洲蛮族则放大了罗马文明“分的逻辑”。
罗马帝国虽有上层文官体系,但其本质仍是基层自治。之后的欧洲不管采纳何种政体,其国家治理框架都天然孕育着城市自治、族群自治、领主自治形态。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政治,到罗马帝国的自治城市;从中世纪早期城堡林立的封建王国,到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如威尼斯、热那亚);从按照“小共和国”方案建立的北美各州共和国,到欧洲按照“一族一国”模式建立的民族国家。
不管什么时代,欧洲人的制度史观与价值认同中,基层自治都是核心密码。从塔西佗发现“蛮族人的自由”,到孟德斯鸠盛赞蛮族独立分居的性格71,从基佐发现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地方自治传统的代议制精神72,再到托克维尔考察的支撑美国民主的乡镇自治73,均如钱穆所言,“翻看一部欧洲史,看他们直从希腊以来,永远是分崩离析,各自立国,互不合作。虽面对大敌,危机在前,其各地区之不能融和相协,依然如故。……西方历史看似复杂而实单纯,其复杂在外面,而内里则单纯。……西方历史上之所谓英国人、法国人,只似一种化学单位。而中国历史上之中国人,则似化学上一种混合制剂。”74

《查理大帝的加冕》。1517年,拉斐尔·桑西绘。
与之相比,中国无论建立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其国家治理的基础都是县乡两级基层政权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