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广东食米轶记

霍安治

广东山多田少，一向是缺粮大省。清季五口通商，广东贸易兴盛，快速富裕，大手笔买米，却造成食米危机。

“广帮”米商采购量之巨，能左右长江各埠的米市行情。李鸿章甚至利用广帮的强大购买力，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城市。只是广东人口增长太快，长江流域无力满足需求，只好大量进口越南、暹罗与缅甸的“洋米”。在和平年代，广东买米的基本需求约为每年1200万担，洋米约占75%左右。

洋米以银元付款。1932年，广东进口洋米总价高达7421万海关两，折合大洋1.11亿余元。相比之下，同年广东全省国税省库岁入只有大洋1228万余元，外流白银为数惊人。幸而广东富有，五邑侨汇、顺德粤丝、潮州桶柑，每年创汇数以亿计。而中国的银本位货币，更造成奇特的“贸易入超，外资流入”现象，外国人总是把赚到的白银留在中国投资，中国年年入超，白银却越来越多。

1935年，大好形势急转直下。丝业崩毁、侨汇萎缩，美国白银采购政策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南京政府被迫改用法币，终结了白银自动回流之路，从此，买洋米得考虑外汇储备，广东的储备却只够再买两年洋米。在这绝望时刻，主政广东的陈济棠痛下决心，推出食米自给自足奇策。抗战初期，增产奇策大放异彩，助力广东度过战争年代。

缺米大省

清末民初，广东外贸发达，形成广州、五邑与潮汕等三大人口稠密区，是广东食米危机的主要成因。

人口增长之速，首推省城。广州是全国第二大港，吞吐量仅次于上海。1909年广州市人口55.6万人，1935年达到114.2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