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学科交叉融合激励机制研究

摘要：采用扎根理论，从我国高校学科交叉和科研人员的角度，通过对文献和深度访谈获得的资料进行分析，研究高校科研人员开展学科交叉的激励机制，构建了“持续制度优化下的内生激励与外部激励相结合的学科交叉融合激励机制”模型，即要提高学科交叉的认可度，形成以获得学术共同体认可为目的的内生激励机制;要加大增量资源投入，形成以增量投入为导向的外部激励机制;而且要进行持续的制度优化，构建精准的学科交叉组织支持激励机制。

关键词：高校;学科交叉;激励机制;扎根理论

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了《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双一流”高校要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在前沿和交叉学科领域培植新的学科生长点。学科交叉融合是多门学科基于内在逻辑关系而进行相互融合渗透，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催生重大原创性成果的重要驱动力。以诺贝尔奖为例，近百年来超过40%的自然科学类获奖者的研究领域属于交叉科学，比如DNA分子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是依靠物理学、生物学、化学交叉融合取得的。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和高校都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推动文、理、工、医学科之间的渗透融合。但事实上，一方面是国家加大力度推进学科交叉融合，但在现实中却难以收获较为明显的成效;另一方面则是交叉领域研究人员的尴尬境地，“学科交叉重要，但做起来很难”，甚至成为交叉领域研究人员的共识，如经费无处申请、成果无处发表、人员难受重视等管理和现实层面的问题，制约和阻碍着他们开展学科交叉融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如何构建科学高效且符合交叉学科发展规律的激励机制，有效激发和释放科研人员进行学科交叉融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已成为高校学科建设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相关研究回顾

重要科学理论的突破、重大科学技术的产生越来越离不开学科的交叉渗透，各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如2002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建立了多个学科交叉研究中心，并设立了“多学科交叉研究人员培训基金”，举办了“生命科学与物质科学交界的机构联席会”，以促进不同学科背景的科研人员相互交流和沟通。国际著名大学也着力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如斯坦福大学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朱棣文教授倡导确定了“生物学交叉学科研究计划”（Bio-XProgram），涉及生物科学、生物工程和医学领域的众多学科。

国内外学者对学科交叉开展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学科交叉的实践，如范涛等研究了高校学科交叉的实践，包括搭建“由虚到实”的发展支撑平台、建立“学科特区”人才汇聚制度、构建内外结合的科研协同创新机制、实行团队式研究生培养和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等[1];张弛等提出学科交叉导向的学术组织创新建设需要在“战略—结构—文化—动力”四重维度上进行突破[2];林成华等研究了密歇根大学交叉学科教师联合聘任制的经验与启示，指出要建立完善联聘教师的工作体系、成果认定及收益分配机制、学科资源分配机制、联聘教师的绩效评价机制、联聘教师的职业生涯发展[3]。（2）学科交叉的影响因素，如PorterAL等列出各种影响跨学科的因素，环境因素包括资助、专业定位、体制支撑，管理因素包括团队、认知、处理难题和技术分类[4];郑文涛分析了当前高校交叉学科建设的制约因素，包括顶层设计欠缺、内生动力不足、评价体系滞后等[5];罗勤等指出我国高校学科交叉普遍存在内涵认知不清、价值取向不一、目标指向偏离、发展载体缺失、体制机制障碍等问题，认为学科交叉应建立以政治论为主、兼顾认识论的价值取向，在操作层面上应选择适合的学科交叉载体，探索“学科特区”人才汇聚制度，构建支撑学科交叉的运行模式[6]。（3）学科交叉的评价，如谢冉等指出建立适合跨学科研究特征的评估机制是提升跨学科研究质量的关键，要重视形成性评估与总结性评估的结合，强调评估结果的多元性、科学性和实践性，提升跨学科研究评估的透明性和公开性[7];刘雪立等研究了学者及机构科学研究水平的跨学科评价指标体系，以学术论文被引频次在学科内的百分位数排序为基础，建立了论文被引频次的百分位数位置指标PR8值，以被引量和下載量为基础，建立了学科标准化影响力指标FNII，用以实现学者和机构的跨学科评价[8];林风等研究了同行评审制度对交叉学科的影响，以申请科研基金支持的交叉学科项目的同行评审过程为研究对象，利用复杂网络中的一些结论模拟了评审过程，发现如果与交叉学科关系紧密的是一个成熟的小众学科，那么该交叉学科未来的发展受到该小众学科影响很小，而如果与之紧密相关的是一个大众学科，该交叉领域将很大程度受大众学科影响[9]。

作为创新主体的科研人员是开展学科交叉的关键，科研人员进行学科交叉融合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激励机制作为外部环境构建的主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学科交叉的实践、影响因素和评价等方面，而鲜有研究系统考虑推动学科交叉融合所需的激励机制，也较少从科研人员的角度开展研究。因此，本研究将以学科交叉融合为背景，采用扎根理论探讨高校科研人员开展学科交叉融合的激励机制，不仅可以在理论上拓展激励机制对科研人员开展学科交叉融合行为的影响，而且在实践上有助于政府主管部门和高校将激励机制应用于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学科建设绩效。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者格莱瑟（Glaser）和斯特劳斯（Strauss）提出的定性研究方法[10]，其主要宗旨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经验，然后上升到系统的理论。该方法的核心是资料收集和分析过程，这一过程包含理论演绎和理论归纳，即在系统性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事物现象本质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建构相关的理论。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访谈法来获取相关资料和数据。根据本研究的目的，我们将访谈对象确定为具有交叉学科背景的科研人员或者负责本单位学科建设的管理人员。为了使访谈样本具有广泛性，我们于2018年9月至2019年7月期间利用开会和调研机会对北京、天津、西安、武汉、上海、南京、广州等10所高校的访谈者进行访谈。鉴于交叉学科的复杂性，为了使访谈样本具有代表性，我们选取的访谈对象中，科研人员尽量来自不同的交叉学科，如工科与理科交叉、工科与工科交叉、工科与文科交叉、工科与医科交叉等，管理人员则尽量来自不同类型的高校，如工科高校、综合性高校、医科高校等。同时，为了使挑选的访谈者有权威性，以拓展模型的效度，我们选取的访谈对象是具有高级职称且承担过不同学科领域的科研项目、发表过交叉学科研究论文的科研人员，或者负责本单位学科建设工作五年以上的管理人员。最后获得30个访谈样本，其中科研人员24人，管理人员6人;从专业技术职称结构与职务结构看，教授21人，副教授3人，处级管理人员4人，科级管理人员2人;从学科角度看，科研人员中医工交叉背景有5人，工工交叉有6人，理工交叉有5人，文工交叉有4人，文理交叉有2人，文文交叉有2人;从管理人员的来源看，工科高校有3人，综合性高校有2人，医科高校有1人（具体如表1所示）。

三、研究过程

本研究采用了结构化的深度访谈法，请访谈者从学科角度和自身角度谈谈开展学科交叉研究工作的现状、面临的障碍、期望获得什么样的激励或支持等，与每位访谈者的交流时间不少于30分钟。通过访谈而获得的一手资料可以有效地了解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对学科交叉融合的激励需求和反应。资料编码是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重要环节，我们对访谈资料进行了整理、整合、质证与编码，以保证资料可以真实准确地反映当前学科交叉融合的实际状况。

（一）开放性编码：提取概念和范畴

开放性编码是指将访谈资料逐步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首先，我们对30份访谈资料进行清洗，将访谈者回答比较简单、过于模糊的内容予以清洗排除，整理出有效访谈的内容。其次，根据开放性编码的要求，我们对30位访谈者的有效访谈内容进行编码，提取出280条初始概念。再次，我们对开放性编码进行多次整理分析，提炼出19个范畴，具体示例如表2所示。

（二）主轴编码：提炼主范畴

主轴编码是对开放性编码信息的再次分析和聚类，通过类聚分析在不同范畴之间建立联系。我们将开放式编码中能呈现不同范畴之间联系的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发现访谈资料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和逻辑推理关系，归类后可以提炼出6个主范畴，包括交叉学科人员考核聘任机制、交叉学科研究评价机制、交叉学科资源分配机制、交叉学科学术支撑体系、交叉学科学术建制、交叉学科组织管理机制等（具体如表3所示）。

（三）选择性编码：发现核心范畴

选择性编码就是从主范畴中甄别核心范畴，基于一定的逻辑关系和脉络条件将核心范畴与主范畴和其他范畴进行关联，形成以主范畴为基础的典型关系结构。通过对280条初始概念、19个范畴和6个主范畴的深入分析和梳理，我们总结出三个关系结构：一是交叉学科人员考核聘任机制和研究评价机制构成以获得学术共同体认可为目的的内生激励机制，这是精神激励;二是交叉学科资源分配机制和学术支撑体系构成以增量投入为导向的外部激励机制，这是物质激励;三是对交叉学科的激励需要进行持续的制度优化，通过交叉学科学术建制和组织管理机制的持续优化来不断强化对交叉学科的内生激励和外部激励。进一步，我们挖掘了“持续制度优化下的内生激励与外部激励相结合”这一核心范畴来统领其他主范畴。围绕这一核心范畴，建构了“持续制度优化下的内生激励与外部激励相结合的学科交叉融合激励机制”模型（如图1所示）。

（四）模型阐释与研究发现

我们进一步对“持续制度优化下的内生激励与外部激励相结合的学科交叉融合激励机制”模型进行分析阐释，具体如下。

1.交叉学科人员考核聘任机制

高校对科研人员的考核聘任，主要采用以科研人员个体为计量单元的成果认定模式。当不同学科背景的科研人员开展交叉合作时，由于不同学科的科研人员往往属于不同的学院，这种以“个人为主”的成果认定模式会使得合作者之间在成果贡献和知识产权归属认定上产生矛盾，既影响了科研人员的绩效考核和薪酬分配，也挫伤了科研人员参与学科交叉的积极性。有访谈者直接说，在现行体制下，合作发表的学术成果一般都只认定为第一作者的业绩，这种做法忽略了其他合作人员的贡献，容易挫伤他们参与交叉合作的积极性。有访谈者建议，对于不同学院的交叉学科合作者，合作发表的论文在考核聘任时可以均视为排名第一的作者。而且，访谈者反映，现在高校对科研人员的考核周期比较短，有些高校是每年一小考核、三年一大考核，但交叉学科研究成果产出周期长，科研人员晋升困难。由于推进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途径是不同学科、不同机构的科研人员进行“跨学科”和“跨机构”的协同合作创新，会涉及多主体的复杂利益关系，因此需要优化交叉学科科研人员的考核聘任机制，明确科研人员交叉合作研究的成果贡献认定和知识产权归属，弱化短期考核指标，逐步建立和完善交叉学科的弹性绩效考核机制，激励科研人员积极投身于交叉合作研究中。

2.交叉学科研究评价机制

评价是衡量交叉学科研究水平的必要手段，在交叉学科的课题申报、论文发表、成果评奖等方面均需要进行同行评议。但是，交叉学科的评价标准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特点，由此造成了交叉学科评价的困难。很多访谈者提及，现有的评价以传统学科标准为体系、本专业同行评议为主，但现实中却缺少相同交叉学科背景的同行评议专家。有访谈者指出，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知识体系，相对传统学科而言，具有大跨度学科交叉研究背景的专家相对较少，可能导致学科交叉研究评价面临“外行评内行”的困境，使得科研人员的学术成就得不到评审专家的客观评价。也有访谈者指出，交叉学科因其多学科性和交叉性，有时可以将其他学科的理论应用于本学科，并产出一系列成果，这也导致别人怀疑其专门性理论太少，使得交叉学科研究成果的评价变得更加复杂。需要指出的是，交叉科学研究并不等同于高影响力研究，不同的学科领域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也不能简单的以引文频次等单一指标评价交叉科学研究的影响。而且，现行的评价标准更多注重项目、论文、成果、获奖等量化标准，重阶段性结果轻过程性进展，这些都不符合学科交叉周期较长、阶段性成效不明显的特点，从而制约了学科交叉在更深层次开展。可见，需要科学合理的交叉学科研究评价机制，才能有效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

3.交叉学科资源分配机制

以项目合作为纽带，以资金投入为支撑，是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的有效方式。但是，在政府层面，交叉学科研究较难获得政府的项目经费支持。很多访谈者表示，在他们开展交叉学科研究的初期，特别难获得国家科研项目的资助，常常找不到交叉研究的项目申报指南，而且资助率较低、经费也较少。国外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如英国政府曾对该国的7个国家级研究理事会进行三年期审查，结果发现这些国家级研究理事会的管理结构没有服务好跨学科的研究，使得跨学科研究比主流的工作更难以获得资金支持。[11]在高校层面，其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是以学院为投入主体，将学科建设经费、实验场地、研究生指标等分配给学院，导致资源分散在单一学科，多学科交叉融合难以集中资源共建共享。而且，交叉学科的研究生招生也存在一些问题。有访谈者说，他从事控制科学与工程和医学的交叉学科研究，但大類属于控制科学与工程范畴，因此他的招生范围也被限定在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在目前的招生体制下难以招到医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可见，为推进交叉科学研究，应加强交叉学科的资源投入导向，如设立交叉学科研究项目、交叉学科研究生学位，提供专门的交叉学科实验场地等。而且，相对于传统的学科研究，交叉学科项目更具有风险性，政府部门或高校可以为交叉学科研究设置相应的种子基金，做类似风险投资的基金投入，以鼓励学科交叉研究的开展。

4.交叉学科学术支撑体系

交叉学科的发展需要高水平的支撑平台载体。以美国高校为例，其实施学科交叉的支撑载体主要包括实体性的交叉学科学院、交叉学科建设项目和非实体性的学科交叉研究中心（所）等三种形式。我国高校也在积极创新交叉学科平台的建设模式，如北京大学于2006年成立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该院已建立了生物医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化学基因组学研究中心等若干前沿交叉学科研究群体，而且有专门的“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和研究生招生指标。一位北京大学的访谈者表示，他不仅可以在学院拿到研究生招生指标，也可以在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拿到招生指标，这对他是很大的激励。另一方面，沟通和互动是科研人员进行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途径，交叉学科的发展特别需要搭建高水平的交流平台，以增加不同学科领域研究人员见面和交流的机会。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2014年设立了数学天元基金“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平台建设项目”，针对若干数学交叉领域或专题，以依托单位固定人员与访问人员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国内外专家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通过学术活动来凝聚国内相关研究队伍，促进实质性的合作研究。有访谈者表示，通过这个平台建设项目，他可以和不同学科背景的科研人员进行有效沟通和学术研讨，通过不同学术思想的碰撞、切磋、渗透和融合，激发了他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5.交叉学科学术建制

我国的学科划分很细，在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中，有13个学科门类，下设一级学科111个，二级学科375个，三级学科2382个，但是没有对交叉学科设置作出专门安排。从科学资助机构申请代码来看，各国科学基金会申请代码均少于500个，而我国自然科学基金2018年的三级申请代码有2111个。划分过细的学科分类和项目申请代码，会造成各个学科隔离，不利于交叉。而且在目前的学科建制下，政府主管部门很强调成果的学科归属。例如教育部全国第四次学科评估，是以现有的学科划分为基准，要求教师、学生、平臺、成果等有明确的学科归属。有访谈者指出，这种评估模式进一步固化了现有学科的架构，加重了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使得交叉学科难以具有国家层面的身份。另一方面，由于交叉学科尚没有专门的学术建制，常会遭受传统思维的束缚和固有研究体制的阻力，得不到政策、制度的鼓励和保障。有访谈者说，因为交叉学科归属不明，会带来基金课题申报、学位授权点申报以及学术成果发表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在科研立项、成果评奖时常常被边缘化。因此，激励交叉学科的发展，需要政府主管部门改革传统的学科体制，赋予新兴交叉学科与传统学科同等地位，比如在学科目录中给予交叉学科明确的归属与认可，从制度上保障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活动的开展。

6.交叉学科组织管理机制

政府主管部门主要按单学科进行管理机构设置，没有设置专门的交叉学科管理机构，这难以高效地促进学科交叉。有几位访谈者均表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按学科设置了五大学部，包括数理学部、生命科学部等，但交叉学科的项目往往不知道该向哪个学部申请。同时，传统的院系制对学科交叉是一大障碍，院系文化会催生出强烈的专业认同，从而造成对其他领域的偏见。有访谈者指出，我国高校主要采取以学院为单位的学科归属管理模式，师资编制隶属于以单一学科为基础的学院，教学和科研活动也以学院为载体开展，导致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科学研究很难在不同学科之间进行。因此，如何打破原有院系的束缚，让来自不同院系的科研人员积极开展交叉合作，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然，也有些高校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如清华大学形成了体系化的推进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建设思路，在校内专门成立跨学科交叉研究工作领导小组和跨学科交叉科研机构管理办公室，统筹组织和管理全校跨学科交叉研究工作，而且清华大学允许教授同时在其他院系兼聘教授，只要学校、教授和院系三方达成协议就可以，通过这些系统的举措来激励不同学科科研人员之间的交叉合作。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学科交叉是异质组织间的知识创新活动，远比同质组织之间或内部的知识融合活动复杂和困难，所以学科交叉融合的开展更需要进行激励。开展学科交叉研究的关键在于科研人员，因此学科交叉激励机制的根本在于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不同学科背景的科研人员主动突破学科壁垒、排除观念障碍，积极参与学科交叉融合。

笔者认为，科学合理的学科交叉激励机制，应是“持续制度优化下的内生激励与外部激励相结合的学科交叉融合激励机制”。首先，科研人员进行学科交叉的个体行为，其诱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科研人员希望通过学科交叉可以获得学术认可，比如交叉合作的研究成果在考核聘任中得到合理的贡献认定，研究成果的水平可以得到合理的评价;二是科研人员希望通过学科交叉可以获得更多的科研资源，比如有专门设置的交叉学科项目、额外的交叉学科研究生指标，有实施学科交叉的实验平台、交流平台等。对于学科交叉的激励包括内生激励（即精神激励）和外部激励（即物质激励）。而且在学术界，学术认可与科研资源往往成正比的关系，即科研人员越被学术界认可，其获取科研资源的能力就越大，所以在学科交叉激励机制中，内生激励与外部激励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其次，需要进行持续的制度优化来激励学科交叉，即针对交叉学科学术建制和组织管理机制中的不合理和薄弱环节，进行有针对性的学科交叉制度的建设、补充，不断优化学科交叉制度体系。

（一）提高学科交叉的认可度，形成以获得学术共同体认可为目的的内生激励机制

科研人员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一员，是在学术共同体中生存和发展的。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不仅能为科研人员带来更好的学术声誉，让他们得到极大的精神满足，而且可以使他们在学术共同体和学术体制的竞争中居于更有利的地位，这也是科研人员自我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志。[12]当学科交叉行为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使得科研人员在学术共同体中获得强烈的归属感，能够极大地增加科研人员的自信心，从而对参与学科交叉融合活动抱以更大的热忱。而且，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中的互惠观点，来自学术共同体对学科交叉融合的期待及认可将会转化为科研人员个体的创新动力，进而把学科交叉融合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要在学术共同体中形成学科交叉的共识，提高交叉学科的认可度，首先要设计符合学术共同体价值取向的交叉合作研究成果的贡献认定、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配机制，重视和认可交叉领域研究科研人员的个人价值，在此基础上完善交叉领域科研人员的考核聘任机制，以提升交叉领域科研人员的职业满足感。其次，要建立符合交叉学科特点的同行评价体系，包括交叉学科研究的评价标准、评价方式等，对交叉领域研究成果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在科学中，承认是财产的功能等价物。”[13]研究成果获得更多学术同行及社会的承认，是激励科研人员从事学科交叉合作的重要动力。再次，针对交叉学科的跨学科属性、多学科知识领域、研究范式的交叉融合等特点，重塑交叉学科研究的学术价值观，鼓励交叉领域科研人员进行合作创新，勇于探索，宽容失败。

（二）加大增量资源投入，形成以增量投入为导向的外部激励机制

交叉学科的发展往往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其起步与建设阶段都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包括研究任务的开展、仪器设备的购置、实验室的环境建设、学术交流活动等。通过加大增量资源投入，可以引导和激励科研人员更加积极地开展学科交叉。一方面，增量资源投入可以回应科研人员对学科交叉未来可获得性的期待，因为物质是最基本的需求，个体通常期望自己的努力能换取一定的物质利益，这种期望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心理契约[14]，通过增量资源投入可以使得科研人员感受到整个社会非常重视学科交叉，这也是学科交叉行为的奖赏制度。另一方面，基于创新绩效的增量资源投入还能向科研人员传递社会对其学科交叉认可的信号，帮助其树立对自身创新能力的信心。有证据表明，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的至关重要一步是设立跨学科项目，欧盟在评估其研究与开发的第五框架计划时就发现通过设立跨学科项目可以有效激励跨学科研究工作的开展。[15]我国相关部门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积极探索，为学科交叉提供更多的增量资源。如新出台的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代码中共有5个科学部涉及申请代码调整;其中，信息科学部增加了交叉学科领域申请代码，集中受理信息科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交叉领域的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和关键技术研究项目，通过设立交叉学科专项资助资金，对前沿性综合交叉领域研究给予优先支持。在高校层面，也应从以学科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为以问题研究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如设立学科交叉的“种子基金”，建立实体性的学科交叉研究机构，设置交叉学科研究生学位，组织召开多学科的学术研讨会，为学科交叉合作提供更多的物质保障。通过加大增量资源的投入，确保交叉领域研究人员付出与回报的平衡，激发和调动相关主体的积极性，培育并产出新兴交叉学科。

（三）进行持续的制度优化，构建精准的學科交叉组织支持激励机制

学科交叉融合应向体制化、制度化及管理的可操作化迈进，这需要进行持续的制度优化。从国家层面，应采取宏观引导的方式为学科交叉提供内在的驱动力，从学科设置、资源配置、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系统的组织建构和制度设计，精准利用政策工具引导和促进学科交叉与合作，大力推广学科交叉的理念。同时，应组建国家层面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定期分析和评价我国学科交叉的情况，准确识别学科交叉过程中出现的体制机制障碍，进而对相关政策与制度进行持续性的改进，营造更加有利于交叉学科发展的环境与氛围。来自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变革是交叉领域研究人员最希望看到的事情，将使其感受到学科交叉融合被赋予的价值。从高校层面，高校应该对自身制度进行重塑，从学科交叉的发展战略、管理机构、管理制度和资源配置等多方面进行统筹规划和系统设计。正如北美大学联盟（AUU）在报告中指出：“学科交叉研究的增长给大学管理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他们必须找到新的方法，以推动那些前景广阔的跨学科计划，并为这些计划提供有利于其成长的舒适环境。”[16]因此，既要站在宏观角度对学校的多学科交叉实施战略引导，合理选择交叉学科建设路径，又要站在微观层面结合学校的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积极搭建致力于学科交叉的突破性创新组织，探索有利于学科交叉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设有利于学科交叉的物理空间，营造有效增进合作意愿、激发交叉灵感的学术氛围。

参考文献：

[1]范涛，宋英华，梁传杰.高校学科交叉的探索与实践：以武汉理工大学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学科为例[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8（9）：32-38.

[2]张弛，张聪.“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交叉导向的学术组织创新[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8，47（5）：77-82.

[3]林成华，徐瑞雪，王雅莉.密歇根大学交叉学科教师联合聘任制的经验与启示[J].高校教育管理，2019，13（2）：40-48.

[4]PORTERAL，ROESSNERJD，COHENAS，etal.InterdisciplinaryResearch：Meaning，MetricsandNurture[J].ResearchEvaluation，2006，15（3）：187-195.

[5]郑文涛.“双一流”背景下的高校交叉学科建设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160-166.

[6]罗勤，梁传杰.论高校学科交叉的困境与出路[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6（4）：189-194.

[7]谢冉，张兄武.重构跨学科研究评估[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8，34（4）：19-27.

[8]刘雪立，盛丽娜，董建军，等.跨学科学术评价指标PR8和FNII的构建及实证研究：以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为例[J].中国科技论坛，2017（12）：53-65.

[9]林风，邓锷，魏琼书，等.同行评审制度对交叉学科的影响[J].科研管理，2017，38（4）：292-296.

[10]GLASERBG，STRAUSSAL.TheDiscoveryofGroundedTheory：StrategiesforQualitativeResearch[M].NewYork：AldinePublishingCompany，1967.

[11][15]RICKR.Grantgiving：GlobalFunderstoFocusonInterdisciplinarity[J].Nature，2015，525：313-315.

[12]付晔，杨军.论高校科研经费使用问题产生的根源与治理[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4，26（4）：116-121.

[13]JONATHANRC，StephenCole.SocialStratificationinScience[J].Chicn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3：46.

[14]蒲勇健，赵国强.内在动机与授权决策[J].管理工程学报，2005，19（1）：108-114.

[16]AssociationofAmericanUniversities.Reportofthelnterdisciplinaritytaskforce（2005）[EB/OL].http：//www.aau.edu/WorkArca/showcontcnt.aspx？id=462&LangType=1033.

（责任编辑 刘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