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保卫民族文献的郑振铎

陈福康

福州外贸外语学院郑振铎研究所

抗日战争进行到1939年，坚持在上海“孤岛”做文化救亡工作的郑振铎眼看大量珍贵孤本秘籍或被敌人和外人攫走，或惨遭散佚毁坏，心急如焚。他想：明末大乱时，黄宗羲保护典籍于兵火之中，虽然无法讲学、研究，而藏书却得以流传于世；叶林宗在战乱中藏书尽失，但后来重新购入，数量反而超过先前。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这样啊！他更想到将来战争胜利后，国家重建时更是必需文献资料。因此，在抗战中他竭尽全力，遇好书必救，真有点像立志移山的愚公、决心填海的精卫。

然而，个人的财力毕竟有限。他只好常常做一种令人很难理解的事：为抢救一部或一批古书，便将以前抢救下来的书拿去做抵押，借来钱后先将要抢救的书买下，然后再设法将抵押出去的书赎回，当然还得付利息。有时无钱赎回，简直顾此失彼，成了挖肉补疮。这时，不仅家里越来越困难，妻子屡次因经济问题与他闹矛盾；而且，外面还有种种流言蜚语：有讥笑他是傻瓜的，有胡说他买书的钱“来路不正”的，有怀疑他的购书动机的，甚至还有诬蔑他是为坏人买书的。对此，郑振铎全然不顾。他更着眼于抢救“民族文献”，特别是反映中华民族几千年勤奋、坚韧、反抗、斗争的书，他有见必收，而且都写了题记。等到他收了八九百种书时，家里的钱也就都花完了。

在心烦意乱、孤愤莫诉的情况下，郑振铎将一部分题记整理了一下，共89则，取了个《劫中得书记》的题目，又写了一篇长序，在《文学集林》上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