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区老年人抑郁与认知状况的相关性研究

2021-04-26 09:16顾红琴刘涛管成功荣星喻王雅萍施美芳邹政赵超
老年医学与保健 2021年2期
关键词:量表老年人心理健康

顾红琴,刘涛,管成功,荣星喻,王雅萍,施美芳,邹政*,赵超

1.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海201999;2.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200040;3.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系/老年基础医学研究所,上海200032;4.上海市嘉定区南翔医院心理医学科,上海201802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健康的需求有了更高的标准,健康不仅需要躯体无疾病,也需要心理的健康[1]。近年国内较权威的心理健康报告《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和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报告《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的战略研究报告(2018-XY-57)》对心理健康形成关键期的青少年、心理问题发生率较高的不同职业等特定人群进行的了研究,但缺乏对老年人的关注[2]。老年人由于罹患各类慢性病的比例较高,社会活动范围较小,生理功能减退等原因,导致了老年心理问题具有自身特点,抑郁症和认知功能障碍发病率较高,且容易被忽视。老年抑郁症导致认知损害、痴呆等已经被观察到,但对于早期、轻度的认知损害则很难被非专科医师识别[3]。

此前的一项纵向队列研究表明,老年是抑郁症的一个持续且重要的危险因素,并且并不能用其他一系列公认的危险因素来解释。该研究指出,需要进一步研究包括认知障碍的作用在内的潜在的机制,以防止长期抑郁症负担对老年人的负面影响。另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表明,排除了年龄,收入,种族,种族,地理位置和婚姻状况的影响因素之后,老年人精神疾病患者与无精神疾病患者之间的全因死亡率危险性增加了两倍。本研究旨在研究抑郁与认知功能障碍之间的相关性,对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积极意义[4-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0年4月9日-6月15日在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与健康体检的老年人(≥60 周岁)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共纳入842 例老年人,年龄60~93 岁,平均(72.1±5.4)岁,其中男性321 例,女性521 例。入组标准:(1)年龄≥60 周岁,男女不限;(2)不符合上述排除标准;(3)患者及家属对本次研究知情,并自愿参与。排除标准:(1)排除已确诊的肿瘤患者;(2)排除已确诊的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精神类疾病患者;(3)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4)有心脑血管意外史的患者;(5)严重残疾患者。所有人员签署知情同意书,并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完成一般病史采集和各类量表评估。

1.2 方法 本研究对842 例老年人进行一般病史的采集,用简易智力状况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14]、简化老年人抑郁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GDS-15)[8-9]、简易营养评估量表(Mini Nutritional Assessment,MNA)[15]、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量表(Activityof Daily Living Scale,ADL)[16]等评估,用以测量社区老年人的认知状况、抑郁状况、营养状况及自理能力等基本情况。

1.2.1 MMSE 量表 在医护人员一对一指导下,所有受试者均完成MMSE,该量表包含定向力、即刻回忆、注意力和计算力、命名能力、复述、阅读、理解、书写、视空间知觉、延迟回忆等十项内容,分别赋分,各项得分求和计算总得分。根据总得分将受试者分为正常(≥27)、轻度(24~26)、中度(18~23)和重度(≤17)认知障碍组[6-7]。

1.2.2 GDS-15 量表 在医护人员一对一指导下,所有受试者均完成GDS-15,该量表在中国老年人中有着较好的信度与效度[8-9],根据总得分将受试者分为正常(≤3)、潜在抑郁(4~7)和抑郁组(≥8)。

1.2.3 MNA 量表和ADL量表所有受试者均进行MNA,ADL 等评估,以确定或排除营养和自理能力对其精神和认知的潜在影响因素。

1.3 统计学分析 用SPSS23.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例和百分率表示,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对于性别基本情况,用Yates卡方检验检查其中的差异;对于MNA评分,用Kruskal-Wallis 检验进行差异分析;对于ADL、MMSE 评分,用方差分析方法检验认知功能与抑郁状态之间的相关性。对认知功能各分项的影响,采用正常对照组与抑郁组(忽略潜在抑郁组)差值在对应项目中变化比值进行评估,正值代表正常组比抑郁组得分高,反之代表抑郁组得分高,以该组数字绝对值大小反映该分项变化的大小。以<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入组老年人的基本情况 对入组的842 例老年人根据GDS-15 进行评分,分为抑郁组(13 例)、潜在抑郁组(80 例)和正常组(749 例)。对每组的性别进行分析。各组在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05)。见表1。

表1 入组基本情况[例(%)]

2.2 老年人不同抑郁状态的认知功能情况 通过MMSE量表对老年人智力和认知状况进行评估,按照标准划分为正常组、轻度、中重度障碍组。对老年人不同精神状态和认知功能情况进行分析,抑郁组中存在认知障碍的比例较高。见表3。进一步对不同抑郁状态分组中MMSE 得分进行统计分析,抑郁组MMSE 得分低于正常组(=0.005),提示抑郁与认知功能障碍之间存在相关性。见表4。

2.3 抑郁与老年人认知功能的相关性 为明确抑郁与老年人不同认知功能之间的相关性情况,进而把抑郁组MMSE 量表中各分项情况与正常组对应项目进行比较,计算差异的比值。在所有十项认知功能分项中,受抑郁状态影响较大的依次是延迟回忆、视空间知觉和书写功能。见表5。

3 讨论

随着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社会快速步入老龄化,老年人健康状态日益受到社会各领域关注,特别是在关注生理疾病的同时,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问题。目前,我国约90%老年人居家养老,这部分人群的健康状况相对较好,然而受关注度也相对养老院和医疗机构中的老年人小[1]。

本研究入组的842 例来自同一社区居家老人,身心相对健康,ADL 评分也显示均高于90 分,具有较强生活自理能力。同时,排除了重要身心疾病对精神状况和认知功能的潜在影响。基本情况中的MNA 量表提示三个抑郁分组之间,营养状况差异不明显。因此,在变量因素相对单一的情况,对该组社区老年人进行精神状况和认知功能的关联分析,以初步探究两者的潜在关联。

本研究发现,较精神状况正常的老年人,抑郁状态的老年人MMSE 得分均值降低,也就是说认知功能下降,可能与抑郁状态的老年人生活习惯发生变化有关。根据社区服务的经验,这类老年人外出活动减少,与人沟通接触的机会变少,认知能力得不到锻炼。从社区卫生工作的角度,这类人群属于社会支持的重点对象,及早的干预可以避免认知功能进一步降低影响自理能力,一方面提高他们的老年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减少潜在的失能老人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表2 老年人不同精神状态MNA 以及ADL 评分比较

表3 老年人不同精神状态认知功能比较[例(%)]

表4 老年人不同精神状态MMSE 评分比较(±s)

表4 老年人不同精神状态MMSE 评分比较(±s)

项目 正常组( =749) 潜在组( =80) 抑郁组( =13) 总计( =842) 2images/BZ_173_2099_1955_2122_1978.pngMMSE 评分 26.42±3.44 25.80±3.69 23.54±5.09 26.31±3.51 5.303 0.005

表5 抑郁对老年人不同认知功能的影响情况

本研究发现,抑郁状态对认知功能影响较大的3项依次是延迟回忆、视空间知觉和书写功能,而与书写同样受到文化程度影响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没有变化,可排除文化程度的潜在影响[10]。抑郁症发病因素复杂,受遗传和躯体疾病及环境等影响[11]。持续应激事件是导致抑郁症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对老年认知功能也存在潜在损害,延迟回忆功能的损害是最常见表现,但其中的分子机制仍不明确。有研究表明,延迟回忆功能减退,可用于轻度认知功能减退的评价[10,12]。因此,在社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中,通过MMSE 量表中延迟功能减退配合GDS-15 量表评估,可有效地早期识别老年抑郁及伴随的认知功能损害[13]。本研究尚有不成熟之处,由于数据取材于实际的社区卫生工作,老年人以居家养老为主,身体相对健康,因而数据量不足,研究以定性结果为主。但由于受传统观念和知识普及限制,对抑郁症的辨识度较低,通过基于社区的一般体检筛选潜在阳性患者,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于抑郁性认知障碍与痴呆的鉴别诊断,仍需要更专业的临床医师做进一步评估。

本研究着重关注居家养老这部分相对健康的老年群体,与过往明确诊断为抑郁症和正常对照的研究对象显著不同,因此,本研究对于早期识别居家老人精神状态及认知功能损害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尝试通过社区可推广的方法,研究其心理状态与认知功能状态,并探究其中的关联,以尽早发现问题,为早期医学干预、护理、康复和教育的介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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