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修辞意义的建构中探讨主体精神的自我实现

邓素兰

(莆田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莆田 351100)

一、接受修辞学理论

话及接受修辞，不得不先提传统修辞学。传统修辞学着重研究文本的修辞技巧，即研究比喻、拟人、夸张、排比之类的修辞技巧，关注的是如何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修辞工匠，如何运用词语、句段这些砖块建构好话语这座大楼。而接受修辞学认为修辞活动是一种双向互动，表达者和接受者是修辞活动的两极，两者统一于同一个以争取最佳交际效果为目的的交际过程中。 作为修辞接受的两极，表达者使得这种最佳交际效果成为可能，而接受者则使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1-4]

修辞接受的动态系统包括：接受者、接受对象、接受渠道和接受语境。其中，接受者是修辞接受的主体，而接受对象是修辞接受的本体。由此，修辞接受可定义为：接受者面对特定的接受对象，通过特定的接受渠道，在特定的接受语境中获取修辞信息。[1]118

二、修辞信息的构成

修辞信息对于表达者和接受者双方都非常重要。谭学纯在《接受修辞学》一文中指出，修辞信息=语义信息+审美信息，即语义信息和审美信息共同组成修辞信息。由此可见，修辞活动不仅是一种言语交际活动，而且是一种审美活动。相比较语义信息，审美信息更加重要。甚至有时可以只有审美信息而不带语义信息。比如：

例1：学会忍耐。

例2：“忍”字心上一把刀。

以上两个例句的语义信息相近，但它们的审美信息相差悬殊，给读者带来不同的阅读体验。例1的表述较一般化且想象力缺席。而例2通过一个形象化的比喻把“忍”抽象的概念形象化，具体化，参与其中的想象力和知性给读者带来一个鲜活丰富有质感的画感。我们接着来看一下陶渊明的诗句：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陶渊明《读山海经》)

陶渊明诗句中的“庐”在现代汉语中有4个义项：

1.简陋居室。

2.古代官员值宿所住的房舍。

3.古州名。

4.古人为守丧而建在墓碑附近的小屋。

根据全诗背景和“绕屋树扶疏”的“屋”这两个文内接受语境，我们可以解码“庐”语义信息就是第1个义项。即，简陋居室。那么，该句中的审美信息是怎么形成的呢？

本来，自然界中的景物只有大小、颜色、厚薄等的差异，但由于观景人的心力活动，使得观景人的心理情感投射到景物上。黑格尔曾说过，日出、日落只是自然现象，本身并没有美丑。日出、日落之所以美，是我们看黎明与黄昏的时候，唤起了生命里的某种感叹。比如，诗句“长烟落日孤城闭，将军白发征夫泪”，“长烟”、“落日”、“孤城”、“将军”、“白发”、“征夫”六个语象，经过诗人和读者的心力活动，融入主体的情感体验，凸显出了极大孤独感里的一种忧伤。陶渊明以其全副身心融入大自然的景物中去，并把“托”、“庐”整合到自己的内在经验情感系统中去把握、去体悟。因此，诗句中“托”、“庐”语象正是基于这种心力活动使其外在表象转换为诗人的内在镜像，并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产生了审美信息。众鸟有托之欣，诗人贵得庐，陶渊明观物观我，使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这里的“庐”已经化作无拘无束的大自然的意象。“吾亦爱吾庐”看似普普通通的五个字，却饱含了诗人陶渊明的欣喜之情和无穷哲理。

三、文化知识的介入

诗歌，偏离日常语言的话语，它以那简明扼要的言语表达，传达丰富多样的修辞信息，即诗歌的“言约意丰”现象。[2]在这种简约的表层上，要发现底层富饶的信息，就需要文化知识的介入，才能实现从言约到意丰的成功转换。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陶渊明《读山海经》)

获取上引话语的修辞信息，需要接受者的文化知识，需要了解：人类的“房子”经历了从“穴居”到“构木为巢”再到今天的“高楼大厦”，外形不断进步，不断出奇。首先，陕西半坡遗址表明，那时候的人类已经有“房子”的概念。他们的生活是“半穴居”。因为黄土的粘性很高，他们可以在黄土高原挖一个洞并且住在那里面。其次，古代有个传说人物叫做“有巢氏”，说明那时候的人们已经开始学会利用大自然中的木材盖房子。

中国自古是以农业为本。石器时代的人类是在旷野上寻觅、追逐野兽，所以那时的人类所居住的环境是漂移不定的。进入农业社会时，春天，人类把种子放进土里，静心地等待着它发芽，然后插秧。熬过了漫漫夏季，迎来了秋天的收获。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人类逐渐养成定居的习惯，对土地、自己的家产生了非常深厚的感情。此时，家对人们来说，代表了不同的情感，人们在耐心地经营着自己的家和土地的同时，等待着收获的喜悦。这样，家，意味着等待，意味着想念，意味着收获，意味着喜悦。

南朝的时候，中国人的视觉和生命体验依赖于土地，回归到农业社会。家的概念经由托、庐、巢的多次置换，突出了以大自然的景物衬托自己的情感，从事物返回情感心理，道出其中的象外之象，体现了中国古代诗人观物运思的哲学理念。语言是交际符号也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知识的介入有助于读者补足诗歌省略的语义信息特别是审美信息。这样，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信道才能打通，实现最佳的交际状态。因此，从“托、庐”语义信息的确定，到两句诗审美信息的解码，不仅经历了文内语境的介入，而且还涉及到像文化背景这样的文外语境。

四、会话合作原则的介入

修辞活动是一种言语交际活动，但并不等同于言语交际活动。言语交际的通畅只是修辞活动的基础。对于修辞活动来说，我们更看重的是言语交际活动是否达到最佳效果。因此，修辞活动也需要表达者和接受者双方遵守一定的会话合作原则。根据美国当代修辞学家Wayne C. Booth的看法，真正合作的修辞应该是以“求同”为其根本目的而致力于探索、挖掘出深埋在双方分歧之下的共识。[3]

1967年，格莱斯认为，言语交际过程中，双方为了达到互相理解的目的都要遵守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数量原则、质量原则、关系原则和方式原则。

谭学纯在分析修辞活动中的角色关系时，提出信源、信道和信宿的信息运动形态。示如下图：

图1

在一对一的角色关系中，修辞信息是从一个信源即一个表达者，经过信道，流向一个信宿即一个接受者。陶渊明的诗句中，诗人为本诗的信源，他将“我爱我家”这一修辞信息外化为物态化、可见的符号形式“吾亦爱吾庐”，遵守了合作原则中的“质量准则”和“关系准则”。为了体现“庐”在诗歌中的语义信息，诗人还在上句写到“绕屋树扶疏”，体现了“方式准则”，而且通过“屋”、“托”和“庐”的语义信息的重叠达到强调修辞信息的目的，符合合作原则中的“数量准则”。谭学纯曾指出，在认知实践活动中,除了经常对概念本身进行修辞化的置换, 修辞化的置换还经常发生在概念的拓展和展示过程中。[5]诗人将“家”这一概念进行多次置换，“众鸟欣有托”中的“欣托”二字道出了“吾亦爱吾庐”的真正原因，“托”字喻指自己喜爱的那个家。不仅如此，诗人还在诗句的开始用“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形容身处的幽静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家”的概念化的定义不时地被转换为修辞化的表述。

作为信宿的读者参与了这一言语交际过程并建立了一对一的修辞活动。正如我们上面所提，言语交际的初步顺利只是修辞活动的基础。修辞信息包括语义信息和审美信息，语义信息相对比较固定，一般情况下，接受者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语义理解获得，这是修辞活动的基础，也是修辞活动能够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紧接着，作为接受者的读者必须深挖物态化的话语资料，加工整合自己的言语经验、审美经验和文化经验，即接受者必须具有足够的体验能力和阐释能力，才能获得修辞信息。在这一过程中，表达者实现了自己的意义建构，接受者在解码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环境赋予的思想凝聚沉淀于诗句中，在接近对象世界的同时还接近了自己的心灵世界，实现了意义的重构，并实现了自我的认识。

因此，修辞活动，即接受者透过言语形式跟表达者在超时空上进行的一场言语对话，不仅要求表达者遵守一定的会话合作原则，而且更需要接受者的合作。只有接受者的主体经验能够对诗句做出审美反应的时候，最佳交际效果才能相对地实现。[1]28即接受者必须具备丰富的审美体验，才能从中悟出修辞话语的审美信息。换言之，修辞活动比一般的言语交际活动更需要作为修辞活动的两个主体在多层面上的合作，主体的重要性油然而生。

五、审美活动实现了人的主体性

首先，从汉语的特征来看，汉语不受形态成分的限制，汉语字词、语句的组合没有像英语那样强的语法句法限制，汉语的字词排列相对比较自由、随意。正是因为汉语的这种富有弹性的堆砌策略，汉语诗歌才最适合象征写法，短而精，最能把意象发挥到极致，最能突显主体的自由和重要性。比如，“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整句都没有诗人情感的表象描写，全然通过意象的堆砌，传达一种悲壮的感觉。再来看看陶渊明的这句，“众鸟”和“托”都是客观的，只要加上一个“有”字，就有了主观性。“吾”和“吾庐”也都是客观的，加上“爱”字后就有了主观性。就像李商隐的诗句“沧海月明珠有泪”，珍珠有了眼泪，这是李商隐最了不起的地方。“有”字一放，意境就全都出来了。因此，正是汉语的这种随主体表达意图的穿插开合，体现出强烈的主体自由精神。如果脱离了主体，就无法通过简单的语块堆砌传递复杂丰富的感情。

其次，从美学的角度看，洛克把物质的性质分为两种。一种是第一性的性质，即无论物体处于何种状态，它都绝不会和物体分开。一种是第二性的性质，即脱离于物体本身，体现为一种能力，比如滋味、声音等。洛克认为，滋味属于第二种性质。因为同一个物体，经由不同人的品尝会产生不同的滋味,所以滋味完全体现人的主体能力。[4]79在这个基础上，康德把趣味概念引入了审美领域的研究并发展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审美属于主体能力。因此审美信息的获得过程体现出人类的主体精神能力。

康德在前批判期美学中把人内在的精雅的情感分为美感和崇高感两种。而这种美感和崇高感是人生而俱来的，是人的先天素质和能力决定的。缺乏这种能力，所有的审美活动就不复存在。康德继而把崇高分为三种，即恐怖的崇高、高贵的崇高和华丽的崇高。

陶渊明，正是因为具有心灵上高贵的崇高，才能理解自然中的崇高事物，才能在“鸟之托，吾之庐”中发现崇高的性质，才能流露出一种囊括宇宙境界的情怀，宇宙间博大的人生乐趣。试问，一个品质低下，自私、卑劣的人，面对大自然的生命怎么会有如此的感受呢？

诗人由大自然现象“鸟之托，吾之庐”联想到自己的家，自己的心境。这种联想取决于人的主观因素，诗人在对象的形态上捕捉到他自己的一种心曲，诗人是把自己的主观感情转成客观的描述，借由客观的景象使人了解到自己内心的感受。诗人与诗歌之间是一种自我交流，而读者在阅读和欣赏的过程中又把自己的感情赋予了它，使它成为对象化的心灵，这其实不仅仅是一种他我交流，也是一种自我交流的过程。

人有许多的本质属性，比如，会说话、会劳动、会交际、会认识等。在这诸多本质属性中，审美能力是人有别于动物的最有意义最高级的本质和能力，最能体现人的主体能力。审美是感性和理性的联结，不涉及到客体的质料，而只是与客体的形式有关，因此需要人的超感性能力才能获得。通过这种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作为主体的人的全面本质最终才得以体现。

六、结 论

诗歌是一种经由知性调整后的感性的游戏，是诗人依托美丽的韵律或节奏激励心灵去进行活动的一种美的艺术。“鸟之托，吾之庐”携带有能使心灵升华的精神内容，诗句轻灵而又深邃，借由主体的审美修辞交流体验流泻出生动有力的情感。而诗人编码的过程是一个敞开自己的同时也重建自己的过程。读者消解诗人的编码，经过细致体验语词的指涉对象，并在自己主体心造的审美空间中激活自己的审美心智，进入审美感悟的思维空间，读出活泼的生命，获得鲜活的感受和体悟，实现自我的敞开和重建，实现主体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