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久弥新话小康

郑锐鑫 王学斌

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

斯时伏青蒲，廷争守御床。

君辱敢爱死，赫怒幸无伤。

圣哲体仁恕，宇县复小康。

此诗句出自“诗圣”杜甫之晚年名作《壮游》。南宋诗人陆游读罢此诗叹息道：

少陵，天下士也。……少陵非区区于仕进者，不胜爱君忧国之心， 思少出所学佐天子，兴贞观、开元之治， 而身愈老，命愈大谬，坎坏且死， 则其悲至此，亦无足怪也。

可见杜甫身上那种浓厚的忠君忧国之情引发了陆氏内心深深的共鸣。更堪措意的是，杜甫在诗里用了“小康”一词。对于遭遇了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这一治一乱两大历史时刻的人而言，如此“过山车”般的奇特经历，想必杜氏就“小康”的理解，要较之常人愈加深刻。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缘何小康之境的实现，何其艰难？又为何治世的维持，这般短暂？透过杜甫的案例，不難看出几千年来，国人对“小康”的渴盼，实在艰辛而执着。

壹

众所周知，“小康”概念出现在先秦时期。经过《礼运》篇对小康社会景象的描绘，它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涵义，遂渐趋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同时也最为炎黄子孙所耳熟能详的社会理想。溯其绵长历程，方知这幅贯穿数千年的历史图景，是如何一步步描红涂绿、蔚为大观的。

西汉一朝，“小康”概念几乎沿袭了先秦时期的说法，尚停留在对一个基于家庭为单位的私有制社会有序状态的想象。降至东汉末年，尊奉今文经学的学者何休撰写《春秋公羊解诂》，他创造性地糅合《礼记》关于“大同”“小康”的描绘，并将其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三世说”，由“衰乱世”至“升平世”再至“太平世”，以此来论证不断进化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由乱到治，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由落后到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