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全媒体人才的培养理念及路径研究

尤可可?崔林

【摘要】媒体深度融合对传媒人才提出新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使传统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发生转变。从现实层面来看，全媒体人才培养面临诸多问题，如实践应用与教学理论之间的矛盾，媒介技术与教学资源之间的失衡，知识变动与传媒人才自我建构之间的博弈。如何打通媒体融合发展需求与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之间的壁垒，成为全媒体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本研究认为，全媒体人才的培养应将理论与实践、理念与路径相融合，以社会责任为导向，以通识教育为基础，以文化自觉为依托，以科学技术为支撑，推进高校教育学科架构、师资队伍、课程体系、教学平台等方面的改革，构建一个全媒体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

【关  键  词】新文科;新科技;媒体深度融合;全媒体人才;培养体系

【作者单位】尤可可，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崔林，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与新时代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研究”（19@ZH043）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210-4;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06.007

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应用及发展，重构了大众日常生活，改变了传统新闻生产及传播模式，给传媒行业带来技术、管理、内容等方面的巨大变革。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开始深度融合，对传媒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2018年，教育部和中宣部发布《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 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2020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与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这些意见的发布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传媒人才培养、媒体深度融合以及文科教育的重视，也显示出技术革新与政策支持给传媒人才培养带来新的机遇。基于这样的发展需求与时代机遇，构建全媒体人才培养模式已成为新时代传媒教育的新使命。

然而，从传媒人才培养现状来看，其培养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如高校在教学理念上仍以媒体融合前的新闻专业、课程教材、培养计划进行，很少以传媒基础理论作为培养重点，技术设备等更是跟不上新媒体发展速度;师资队伍大多缺乏新媒体从业经验，仍以讲授式教学为主，学生实践意识相对较低;传媒人才偏重自身专业知识的学习研究等。因此，传媒人才培养如何顺应新文科建设要求，构建全媒体人才培养模式，以此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在当下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一、转型与融合：全媒体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新文科建设与媒体深度融合对传媒人才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新文科建设需要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这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理相融，还需要将智能技术与文科理论相融合，并结合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全媒体体系建设要求传媒人才能够适应智慧媒体生态的发展趋势，拥有全媒体生产、传播、运营、管理等相关能力。媒介化社会使用户的视听习惯发生变化，这要求传媒人才应注重用户感受，满足用户对媒体内容的视觉、质量、情感需求。这一切使得传媒人才培养必须尽快调整模式、更新体系，适应时代的变化和要求。

1.新文科建设需要全媒体人才整合跨学科知识

新文科建设需要全媒体人才在新的技术融合、媒介融合、中外文化融合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学科之间的交叉路径。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科技部等13个部门在2019年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在新科技和产业革命影响下，社会问题日益综合化、复杂化，需要通过新文科建设推动融合发展与知识增量生产，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学科之间的交叉相融，如文科专业之间的融合，文科与计算机、医学等工科专业的融通，文科与现代信息技术的融合等，既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然选择，也是传媒人才在全媒体环境下的基本要求。新文科背景下的传媒人才培养，应打破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通过功能性诉求将社会生活与科学技术融合，形成学科资源的整合，推动跨学科传媒人才的发展。

新文科建设要求的跨学科知识整合并非简单的知识重组，而是建立在中国经验与文化传承基础上的知识增量。新文科的建设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解决媒介技術变革产生的重大现实问题为目标，为传媒教育变革提供新的动力。伴随着智能技术与知识经济的到来，跨学科知识的整合还需要不断突破传统学科的边界、形态与理念。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人口、地域与经济，还是历史、文化与制度都呈现新的特点，中国提供的认知经验与文明价值需要从教育层面重新被考量。这正是传媒人才教育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具备的全新视野和深厚底蕴。

2.媒体深度融合需要全媒体人才具备复合知识结构

媒介融合发展最终依靠的是具有全媒素质的人才。《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强调，继续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媒体的深度融合不仅需要体制层面的改革，还需要加大对全媒体人才的培养力度，以内容建设为根本，以先进技术为支撑，以此来创新全媒体传播体系。新时代的传媒人才不能只流于新闻事实采集，还应适应智能媒体的生产、分发及交互模式，培养“人机协作”的思维与方式，丰富新闻内容的呈现形式，在全媒体业态的各个层面和环节发挥关键作用。

媒体深度融合要求传媒人才从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化。在5G、虚拟现实、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的介入下，传媒内容生产方式发生变化，“数据分析技术打开了内容的精确生产之门，人工智能打开了内容的自动生产之门，而物联网技术正在开启‘万物皆媒的世界”[1]。人工智能的普及与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工作方式，大量体力劳动被机器所取代，机器人写作逐渐成为常态，社会对传媒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发生转变。媒体深度融合意味着媒体组织架构、体制机制、生产流程、人员素质、条件保障等方面的深刻调整，传媒人才必须尽快适应新的媒介环境，才能更好地满足用户便捷性、多样化、个性化的信息需求。

传统单一的知识型人才已难以适应多变量的现代社会发展需求，复合型全媒体人才才能更好地融入智能化、融媒体社会。传媒人才需要突破传统媒体界限的分工思维，掌握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体采制与传播技能，紧跟前沿技术与先进表达工具，集合采、写、摄、录、编等能力于一身，为不同媒体平台提供优质内容。同时，传媒人才还要对各种内容产品进行整合，通过丰富的知识储备、优秀的营销创新能力，将新闻信息传播延伸到知识与服务领域，创造新的内容产品。

3.媒介化社会需要全媒体人才聚合技术与用户

媒介融合推动了媒介化社会的形成，用户的阅、听、看习惯发生变化，这要求全媒体人才运用好技术满足受众的感知需求，提高内容质量满足受众的情感需求。“媒介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媒介影响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在真实世界之外，媒介营造出一个虚拟的无限扩张的媒介世界，人们通过媒介来获取对世界的认知。”[2]在媒介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大众认知世界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在媒介化社会，传媒已超越本身的行业属性，渗透到社会各行各业，成为界定社会属性的重要维度，‘互联网+是基础、‘传媒+是社会高度媒介化的必然。”[3]媒介化社会的深化不仅要求全媒体人才具备基本技术层面的采制与传播能力，还需要他们平衡社会各方的需求，维系信息环境的有序运行与社会的良性发展。

媒介化社会的形成，一方面要求全媒体人才为新媒体用户提供更好的互动服务，另一方面要求全媒体人才避免媒介融合中的消费陷阱，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媒介深度融合使传统受众转变为网络用户，传受边界开始模糊，生产与消费的融合已成为媒介化社会中的主导性景观。用户“产消者”的身份转变要求全媒体人才注重用户体验，为用户提供更加多元且互动性强的信息服务，使用户能够拥有更加便捷的发声渠道，为媒体融合创造更多价值。媒介深度融合使大众获取信息更加便捷，且信息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更容易受到消费景观的影响。因此，信息的主要生产传播者——传媒人才，需要警惕作为景观的商品，杜绝消费陷阱。此外，全媒体环境下，互联网打破了传播的物理界限，自媒体的技术赋权突破了把关门槛，传媒人才如何坚守客观、公正、独立、真实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自觉承担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责任”[4]，成为媒介化社会新的挑战与要求。

二、 矛盾与失衡：全媒体人才培养的新问题

新文科建设和媒体融合发展对全媒体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使得当前人才培养模式中的短板和问题显现。目前，不少院校仍采用传统的教育模式，致使传媒理论与实践脱节。媒介深度融合带来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变动，使传媒人才传统的专业优势和身份认同面临消解，而且在消费文化环境中与后现代思潮的侵袭下，传媒人才应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承担“为时代鼓与呼”的社会职责。（见图1）。

1.教学理论与实践应用之间的矛盾

高校扩招、学科调整和媒介深度融合、传媒产业快速发展等促进了国内高等传媒教育的发展，除了原有几所传媒专业院校，综合类大学、师范类大学、理工类大学、艺术类院校、民办院校、独立学院等都逐渐开设传媒类专业，但目前高校在传媒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上存在双重矛盾。

一方面，理论教学与媒体实践脱节。不少传媒院系在具体课程设置上，或注重报纸新闻的采写编评，或注重电视节目的采访、制作等，难以解决学生实践较少且对前沿设备接触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全媒体人才培养还停留在理论层面，培养模式仍侧重于理论课程与传统媒体应用。不少院校虽然在教育理念上强调全媒体人才或通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但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仍侧重于基础理论的教育，在实践层面仍偏向传统的主流媒体，这导致高校传媒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趋同化，传媒人才适应面较窄，难以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

2.媒介技术与教学资源之间的失衡

全媒体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实践能力的提升。然而，受科研条件及观念的限制，高校的专业实验室建设仍较落后，不能满足媒介融合趋势下对传媒人才的培养需求，也不能使教学资源得到完善。随着信息传播手段的高科技化，实验室设备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有摄像、摄影器材，还需要有智能传播系统与现代软硬件。但目前大多数高校仍将学生业务能力的培养重点放在传统的采、编、写、评上，缺乏对实践环节的联合打通。

除了技术设施，高校现有的教学模式与课程教材也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目前，传媒类院校在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上尽管不断寻求创新和突破，但总体上还未形成系统性更新，多数课程仍以讲授式教学为主，即教师结合幻灯片，通过叙述、描绘、解释的方式向学生传递专业领域内的信息、知识与理论，引导学生分析并认识原理性问题;在培养效果考核上，高校仍以考试或科研论文为主要考查方式，对学生實际应用能力不够重视，导致学生对业界前沿问题接触较少，这些都成为全媒体人才培养中的制约性因素。当前媒介技术更新速度较快，传媒新概念、新思想、新理念层出不穷，而专业教材编写、项目论证等需要一定的时间，此外，学者对当下传媒领域的新课题、新形势、新问题研究并非一蹴而就，这都造成课程教材相较于传媒趋势的滞后。

3.知识变动与自我建构之间的博弈

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人类获取与传播知识的方式，人类的知识结构、文化形态与观念发生变化，媒介融合下的知识变动尤为突出，这给传媒人才带来自我建构层面的危机。首先，网络带来的知识扁平化消解了传媒人才身份的特殊性。互联网技术带来知识领域的权力转移，大规模业余工作者的兴起解构了传媒人才作为唯一发声者的身份，传媒人才发布的内容在网络空间甚至会受到网络用户的质疑。“在许多其他领域，原本仅仅掌控的专业知识正逐渐失控，流向普通大众。知识的重新分配，由此产生的权力也随之发生转移。”[5]其次，知识的网络化给传媒人才带来注意力分散及思维浅化的问题。互联网对人类知识的运作方式产生了根本性影响，从图书馆到线上搜索，从有限到无限，从内容到链接，从物理限制到心智空间，从有序到无序，网络改变了传统的知识结构，也带来信息泛滥等问题。正如戴维·温伯格在《知识的边界》中指出人类当前面临的知识危机是一堆未经把门的谣言、流言与谎言的集合，互联网把我们的注意力切割成碎片，终结了那些长线深入的思考[6]。最后，线上知识付费给传媒人才带来伴随式、多场景的“游牧式”体验，也产生碎片化、速成性、快餐式的知识商品，这给传媒人才的培养带来外部性危机。传媒人才需要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牢记社会责任，在新的媒介环境下，不断适应舆论环境、媒体格局、传播方式产生的深刻变化，创新方法手段，提高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三、 理念与路径：全媒体人才培养的新思路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传媒人才的培育需要顺应历史及时代的变化，顺应新闻传播与人才成长的规律，顺应技术变革与媒介融合的新趋势。在文化自觉与通识教育的价值引领下，传媒人才的培养应结合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以新科技为支撑，推进高校教育学科架构、师资队伍、课程体系、教学平台等方面的改革，形成更符合时代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的全媒体复合型人才培養体系（见图2）。

1.培养理念：通识教育与文化自觉

比起传统教育，通识教育坚持以人为本，遵循“知识—能力—素质”的人才培养规律，更关注传媒人才的社会责任与价值追求，注重人才的全面发展。“通识教育作为大学的理念是造就具有远大目光、通融见识、自由精神和优美情感人才所需要的高层文明教育和完备人性教育。”[7]通识教育倡导从传媒人才的实际能力和素质出发，进行跨学科、跨专业培养，充分发挥个性，崇尚科学与民主，追求真理与正义。

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传媒人才的培养在理念上应重视文化层面的厚植与深化，努力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觉”理论由费孝通在1997年提出，即“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8]。该理论的提出已有20余年，国际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与较量更为复杂多变，国内社会随着改革开放与数字革命的深入，大众价值观与文化取向日趋多元化，各种思想文化的碰撞日益频繁，“文化自觉”的意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为显著。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应积极提升传媒人才的认同感，特别是当下高校新闻教育中对年青一代认同感的培养，这是摆在每一位新闻教育工作者面前共同的历史课题。因此，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传媒人才的培养需要强调正确的历史观和文化观，用宏观历史的视野认识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在全球多元文化中确立自己的位置，真正建立起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传媒人才的培养还需要强化理论与实践的打通与互惠。《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 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意见》提出要在5年之内，打造一批具有中国特色，且具备世界一流水平的新闻传播专业点。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传媒人才的培养需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要适应媒体深度融合趋势与行业创新发展方向，“以智能思维引领，加强对新技术的掌握和应用”[9]，不断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的新格局。

2.培养路径：科技赋能与教育改革

新科技的使用已成为传媒发展的主导趋势，传媒人才的培养需要深入理解并适应智能技术的思维模式，将前沿技术融入高校课堂，在技术赋能下构建新的学科体系。在当下智能融合媒体环境下，新闻内容生产的策划、采访、编辑与发布等流程都基于对数据的挖掘、分析与研判，机器写作、智能校对、AI主播等已成为新闻内容生产的重要方式，因此，数据分析与人机协作的应用能力应成为高校传媒教育的重要部分。数学基础知识，如逻辑学、智能计算机基础原理、算法内容推介等内容，也可以扩展到传媒教育的课程体系当中，弥补文科教育在数理思维培养方面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技术伦理与媒体融合时代传媒人才的伦理规范应成为基础课程。

新文科背景下的传媒教育必然面临知识的整合与重组，这既满足了泛媒体、沉浸媒体、智媒体时代的需要，也满足了新文科背景下传媒教育的改革诉求。面对媒介深度融合的趋势，传媒教育应从学科架构、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和教学平台等方面着手，在新技术、新文科、新政策的赋能下，实现全媒体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具体而言，在学科架构上，传媒院校应建立交叉相融的知识体系，将前沿技术运用到传媒教学当中，将理科科学性、严谨性的思维及量化工具融入文科问题的论证当中，实现新文科理念下的文理融合。在师资队伍上，传媒院校应引进具备丰富实践经验的业界人员定期进行培训，鼓励高校教师参与业界的交流活动或培训项目，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在课程设置上，传媒院校要加强业务技能与价值引领的衔接，鼓励教师多尝试实践课程，让学生通过课堂与课后时间完成实践任务，为传媒人才搭建全方位的知识图谱，尤其要注重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在教学平台上，传媒院校应与企业、媒体等社会机构建立合作，共建人才基地，进行课题合作，从而实现教育体系与社会需求的衔接。

总之，传媒人才的培养应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理解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价值主导、技术支撑、内容为本、用户为要的行业发展趋势，加快传媒专业教学必革，摒弃旧有的教育理念，将传媒技术、传媒理论与传媒实践相融合，推进学科之间的资源整合，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全媒体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更好地满足媒介融合环境对媒体人才的发展需求。

|参考文献|

[1]彭兰. 智能时代的新内容革命[J]. 国际新闻界，2018（6）：88-109.

[2]孟建，赵元珂. 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J]. 国际新闻界，2006（6）：24-27+54.

[3]廖祥忠：新传专业设置不在多少，关键看是否符合社会需求[EB/OL]. （2020-07-11）[2020-12-28]. http：//w

ww. cuc. edu. cn/2020/0711/c1383a171785/pagem.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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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阿尔文·托夫勒. 权力的转移[M]. 黄锦桂，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6]戴维·温伯格. 知识的边界[M]. 胡泳，高美，译.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7]李曼丽. 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8]费孝通. 文化与文化自觉[M]. 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

[9]崔林. 智能融媒时代传媒人才培养的理念[J]. 现代出版，2019（3）：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