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因素加速周边地区秩序重组

中国在地区层面影响力的迅速上升引发了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都将中国作为首要制衡或遏制目标。美国的战略调整引发了中国周边秩序的解构与重组。当前，中美博弈是影响地区秩序发展方向的关键性因素，而新冠疫情的暴发成为“发酵剂”，加剧、加速了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同时，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抗疫合作的阶段性成果、RCEP的签署，既反映了周边国家对于区域经贸合作与社会治理合作的高度认同，也进一步鼓励他们发挥战略自主性，积极塑造符合自身利益的地区秩序。

中美博弈是关键因素

中美在地区层面的博弈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地区秩序方案的博弈。美国“印太战略”是一套具有鲜明地缘政治特征的设计，在经济领域更强调在基础设施方面提供“透明的、可替代性的”的投资，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明显。其安全议程的要义是以美国为中心、以规则为基础、建立多层次的安全网络。其印太战略的目标是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扩张”，维护美国的地区领导地位。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的印太战略强调竞争大于合作，凸显排他性、封闭性，是一种伪多边主义。而在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安全观可被视为“中国的地区方案”的三大要件，体现了一种倡导包容、合作、开放、重视发展、支持多边主义的地区秩序设计。因此，美国的“印太战略”与“中国的地区方案”具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两种地区方案的竞争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整个地区格局的发展方向。

新冠疫情的双重效应

2020年，防疫抗疫和经济复苏合作充分实践了中国“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提出则进一步丰富了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在经济领域，2020年东盟历史性地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形成了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良好格局，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双边投资额则同比增长58.8%。此外，中老铁路、中巴经济走廊、雅万铁路等“一带一路”项目在疫情冲击下仍然基本保持了正常运营，澜湄合作与陆海新通道对接方案确定，中欧班列运量大幅增加，这些都体现出中国在周边地区经济影响力的持续扩展。在安全领域，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仍然是中国面临的主要安全挑战。对此，中国多次强调，排除一切干扰，尽快重启“南海行為准则”磋商，争取早日达成有利于维护南海长治久安的地区规则。而未来以新安全观为指导，以“准则”磋商制定的规则与机制为基础，或将是构建新的地区安全机制的一种选项。

2020年，美国“印太战略”已经进入实施与升级阶段。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借新冠疫情抹黑中国，其炮制的“中国病毒”“中国责任”负面论调得到日澳等盟友的积极回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周边国家民众对华的友好度。在经济领域，2019年“印太战略”提出的“蓝点网络”计划（即根据“普遍接受的原则和标准，对提名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评估和认证，以促进印太地区和世界各地市场驱动的、透明的、财政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发展”）意在对冲“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项目。2020年美国进一步提出建立“繁荣经济网络”，并邀请日澳印韩等诸多中国周边国家加入，试图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减少相关国家对中国的依赖。不过，在安全领域，新冠疫情迟滞了“印太战略”的推进。受疫情影响，美国与盟友、伙伴在周边地区的军事演习次数与规模也出现程度不等的压缩。

上述情况表明，新冠疫情在总体上加大了中美战略竞争态势，但是对于中美两国各自来说，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新冠疫情的暴发在意识形态和经济领域均加速了美国“印太战略”遏制中国的步伐。但对中国而言，抗疫合作的成功与疫后地区经济复苏的需求，又为中国在更多领域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带来了新的契机。

区域合作的认同加强

新冠疫情的影响将会持续作用于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疫情的暴发加强了多数周边国家对于区域经贸合作与社会治理合作的认同，2021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各国仍然需要应对在可能实现的经济增长方面所面临的持续上升的压力，仍然需要应对疫情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与危机，如失业人口增加、因“疫”返贫、粮食危机，等等。这种需求会进一步增强各国参与地区合作的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印太战略”提出的、以遏制中国为目的各种“脱钩论”。就此而言，周边国家对于区域合作的认同与地区秩序“中国方案”具有更多的共同点，这既为周边国家参与地区秩序的构建提供了“抓手”，也为中国提供了更多的外交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