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研究
——以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为分析视角

廖家财

（中共绍兴市委党校，浙江 绍兴 312300）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必须做强做优做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强调，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2020年12月，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促进国有资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质量基础设施（Quality Infrastructure，QI）是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质量技术体系，主要包括标准、计量、合格评定（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要素①2005年，联合国贸易中心（ITC）在报告《出口战略创新》中使用了“NQI”概念。2006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0）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0）提出计量、标准和合格评定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支柱。2017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发展中国家DCMAS会议上，国际各界对NQI的定义达成一致，认为NQI是“一个由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组成的体系，以及支持和加强货物、服务和流程的质量，安全和健康环境所需的政策、法律、监管框架和实践，它依赖于计量、标准、认可、合格评定和市场监督”。（参见：2017年9月19日世界标准组织（1S0）报告《51st DEVCO Meeting Working Documents》）。。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强调，要“完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加强标准、计量、专利等体系和能力建设，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学者们不断深入研究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关于质量基础设施对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作用，以及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发挥质量基础设施功能促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研究较少。本文拟从数字经济时代国家质量基础设施视角，探讨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问题，并提出相关政策措施建议。

一、相关文献综述

笔者通过检索中国知网、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Academic Search Ultimate（EBSCO）、Springer电子期刊等国内外知名学术文献数据库，还没有发现与“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主题相关的数字经济时代国有企业资产高质量发展的学术文献。根据本文研究主题，以下从数字经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等方面梳理相关文献。

（一）数字经济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国际上知名的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Academic Search Ultimate（EBSCO）、Springer等数据库已有数千篇与“数字经济”为标题的重要文献。但还没有查到直接研究质量基础设施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文献。根据相关性原则，查到67篇与“数字经济”和“资产”相关的文献。

Barykin，S.；Yadykin，V.（2019）认为，在数字经济时代，需要考虑实现新技术结构、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的节能潜力的最新技术基础，有必要对电力部门进行现代化。电力企业固定资产更新问题尤为重要①Barykin，S.；Yadykin，V.Featur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vestment program of electric power complex compani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Manufacturing，Infrastructure and Service＂；IOP Conference Series：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Vol？ 497，p012005（7 pp.）.。Татаринов，Андре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2019）探讨了数字经济在宏观经济计算中的统计评价方法和实际问题。建议使用净现值（NPV）方法，将数据作为一种非生产资产进行评估。根据它，信息（非生产资产）在某一特定时刻的价值等于该组织未来收入折现额和其固定资本价值之间的差额。这种方法可用于评价作为生产数字产品的组织活动主要主题的数据[1]。Тиньков，С.А.（2020）综述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估的方法和技术。从雇员人数、总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三个方面对信息通信技术产业（ICT）发展的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的模糊性。认为，数字技术的引入和实体经济的影响之间存在“差距”[2]。ЛЕВЧАЕВ，Пет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ХЕЗАЗНА，Бадар（2020）认为，改进战略管理流程是数字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阶段。企业通过使用管理模型创建新的优先级。在数字经济时代，固定资产的作用和地位降低，无形资产和信息加速了业务的发展，其重要性不断提升[3]。Vlasov，Maxim V.（2019）分析评估数字经济对固定资产吸引投资动态的因素影响。其实证基础来源于统计数据（以2015-2017年俄罗斯地区为例）。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各因素对投资活动过程的影响程度，对各因素进行了区分。研究结果证实了数字经济要素发展区域对固定资产投资具有较高的吸引力和吸引力的主要假设[4]。

我国政府和主流媒体对数字经济发展也都高度重视。十八大以来，《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对“数字经济”的关注度，呈明显的递增态势，也反映了党和国家对“数字经济”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重点1998年《人民日报》报道了《正在兴起的数字经济》报告的主要内容，此后相关报道越来越多。2012年（7篇）、2013年（8篇）、2014年（13篇）、2015年（33篇）、2016年（112篇）、2017年（248篇）、2018年（423篇）、2019年（464篇）、2020年（836篇）。这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政策供给递增趋势是一致的。

我国正在推进构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政府规范管理、人大依法监督、企业市场化运营、社会有序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国有资产现代治理格局。数字经济时代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如何发展重要作用，还没有深入研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一直是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强调要求，“服务国家战略目标，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在1949年10月1日～2020年9月30日的中央文件34.8万篇中，查到833篇与“国有资产流失”相关。多年来，国家一直不断完善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制度体系。从1990年11月到2020年9月，《人民日报》已发表了与“国有资产流失”相关的文献共1002篇，可见主流媒体对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较大。

（二）质量基础设施的相关研究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政策供给和实践，已经走在理论研究之前。在现代经济社会，国有企业无论是供给产品，还是提供服务，都离不开国家质量基础设施。2017年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夯实国家质量基础，加快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体系建设。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指示，“要抬升质量高线，把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规划”。《建议》强调，要“完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加强标准、计量、专利等体系和能力建设，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

十多年来，国内外学者逐渐加强对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研究，涌现了一批重要成果。虽然关于质量基础设施对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作用，以及如何发挥质量基础设施功能，促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理论研究较少，但是学者们在国际贸易、国家制度、产业政策和企业实践等各个层面提出了重要观点，为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发挥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作用，促进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观点。

第一，质量基础设设施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资产价值增值的关键要素。Kolpak，Eugeny；Borisova，Viktoria；Panfilova，Elena（2020）认为，数字经济的主要要素包括技术、有能力的人口和相关基础设施[5]。V.S.Litvi-nenko（2020）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矿业技术发展的影响，认为信息和计算基础设施的资金不足可能是矿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重大挑战[6]。Endovitsky，D.A.；Treshchevsky，Y.I.；Terzi，I.V.（2019）认为，基础设施、院校质量、高等教育和专业培训、技术发展水平、创新能力等是数字经济时代全球竞争力指数构成的重要因素[7]。Sazanova，S.L.；Kuznetsov，N.V.（2020）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体系，制度基础设施在其发展中发挥决定性作用[8]。Ignatov，A.（2020）分析了金砖国家数字基础设施质量差异与数字经济的成熟度的关系[9]。

第二，有关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宏观研究，为国企资产国际化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分析。2006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联合出版的《快速发展》《合格评定传递信任》系列丛书提出“计量、标准化和合格评定是构成国家质量技术基础的三大支柱”。世界银行发布《质量体系和标准的竞争优势》（2006）阐述了质量体系与标准、计量、认证认可的关系及相互之间的作用。世界银行（2017年）将落后的基础设施，尤其是电力，列为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企业的第二大障碍（仅次于融资障碍）[1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其17项目标中的3项中提到了基础设施质量的重要性[11]。Aswal，D.K.（2020）分析了印度质量基础设施，认为它在技术层次上，以确保测量的准确度和精度可溯源到国际单位制，是提供合格评定（校准和测试、认证和检查）的基础设施，吸引外国投资等领域需要建立健全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机制[12]。Pascha，Werner（2020）比较研究了重大国际基础设施倡议的相互作用，重点对比分析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日本的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以及欧盟的“连接欧亚”战略。认为，这场国际竞赛正在朝着更好的解决方案发展，既要提高机构基础设施倡议的质量，也要提高具体项目的质量[13]。Ruso，Jelena；Filipovic，Jovan（2020）比较分析了对欧盟加入前和加入后的中东欧国家（CEECs）的政策，发现中东欧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立法是不加批判地从欧盟转移过来的[14]。Vitri，G.；Herman，H.（2018）分析了社区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系统[15]。

第三，产业和企业层面的质量基础设施研究，为质量基础设施与国有企业资产增值协同发展，梳理总结了实践经验。Berk，Istemi（2018）根据来自139个国家的131.1万家企业2006-2017年的数据，分析了电力基础设施质量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认为电力基础设施质量的可靠性影响中等规模企业以及中等收入国家所有企业的劳动效率[16]。Bbaale，Edward（2018）使用基础设施质量来理解其对企业效率水平的影响，而不是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并根据对26个非洲国家的企业调查，分析了非洲基础设施质量对企业生产力的影响[17]。Ramirez，Ann-Katrin P.；Wolff，Carl F.（2017）分析了德国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质量基础设施进行援助的成效。德国联邦物理技术中心（PTB）代表德国政府在高质量基础设施领域实施发展合作项目，组织在拉丁美洲实施，已开展在水和卫生领域同秘鲁、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三个国家的机构进行合作[]。Ruso，Jelena；Filipovic，Jovan；Rankovic，Biljana（2017）认为，现代社会的全球化以及消费者意识的提高，导致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越来越需要可靠的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并对塞尔维亚发展高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进行了实证分析[19]。

二、数字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和国家质量基础设施面临的新形势和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体系，国企规模实力持续增强，效益稳步提高。预计到2020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将接近69万亿元，比“十二五”末增长45%。“十三五”以来，中央企业营业收入、净利润、劳动生产率年均分别增长5.6%、8.9%、7.8%，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央企业达到48家[20]。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企业认真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涌现一大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成果，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NQI不仅是促进质量提升、保障质量安全的技术基础，也是数字经济时代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纽带和抓手。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质量基础设施工作，在国家层面上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我国质量基础设施综合实力不断加强。特别是“十三五”期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质量基础设施专项实施，国际互认的测量和校准能力、主导制定国际标准占同期国际标准总数比例等核心指标完成情况较好。关键计量技术创新项目获得2018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校准测量能力1708项（在全球的国家计量院中位居第一方阵）；我国主导制定并发布的国际标准占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发布标准总数的比例已经超过1.8%。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国有企业和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发展，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面临的诸多新矛盾新挑战。

（一）美国政策单边化趋势，加大国有企业资产国际合作潜在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坚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参加了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缔结超过2.5万项双边条约，加入500多项多边公约，在国际法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增强，为国有企业利用国际市场实现资产保值增值，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然而，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国际市场秩序和国际体系动荡不安，“十四五”期间，将出现周期性大波动，国有企业数字资产国际合作面临重大挑战。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强调“美国优先”，奉行单边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挑起国际贸易摩擦。在十八大以来的党和国家文件资料中，已有239处提取“单边主义”，近三年的数量明显递增，从主流媒体角度反映了，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形势。1981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多边”与“单边”之争》分析了当时国际竞争中的多边主义、单边主义的发展态势。近些年来“单边主义”发展明显，《人民日报》相关报道越来越多，2012年（11篇）、2013年（10篇）、2014年（9篇）、2015年（14篇）、2016年（16篇）、2017年（29篇）、2018年（554篇）、2019年（561篇）、2020年（481篇）。

国有企业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谋求发展，要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全面深刻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双方互为40多年的重要货物贸易伙伴。根据联合国统计，2017年美国对华货物出口1298.9亿美元，较2001年的191.8亿美元增长577%，远远高于同期美国对全球112%的出口增幅。根据中国有关部门统计数据，2017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5837亿美元，是1979年建交时的233倍，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7倍多。美国单边主义政策将给国有企业资产国际合作增加极大的变数，需要我国及时及早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反应能力。根据经合组织发布的2013年“产品市场监管指标”对35个经合组织国家进行排名，前3位是荷兰、英国和澳大利亚。美国只排在第27位，反映出美国市场监管政策对产品市场公平竞争存在较多障碍。

美国是二战结束后国际经济秩序和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建立者和参与者，单边主义动摇了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根基，国有企业资产国际合作将受到严重影响，需要建立发达国家国际合作风险预警机制，不断提升对国有企业资产国际合作中各类风险预警防范、源头化解的能力。“十四五”期间，美国对华的经贸政策将持续动荡，将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频频制造事端，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都受到干扰。在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给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合作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利用国际市场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难度加大。国有企业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坚定不移把国企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疏通产业的上下游关系、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链的重要作用，调整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显著增强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和整体功能。

（二）一带一路一体化发展，多边推动质量基础设施跨境互联互通

《建议》提出，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搭建了全球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是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目前我国已与16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双边经贸合作机制下建立了90多个贸易投资等工作组，凝聚了广泛国际合作共识，为我国开展国有企业资产国际合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21]。近些年来“一带一路”发展迅速，《人民日报》相关报道越来越多，2013年（2篇）、2014年（282篇）、2015年（1889篇）、2016年（2368篇）、2017年（3479篇）、2018年（3438篇）、2019年（3122篇）、2020年（1383篇）。十九大来，在1540篇党的重要文件和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中，“一带一路”出现了1284次，紧随“生态环境（1483次）”之后，名列前茅。很显然，服务“一带一路”是国有企业数字资产国际合作的优先选项。

图1 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在中央政府及部委文件（2012-2019）出现的篇数

截至2020年9月，“一带一路”合作项目超过2000个。亚投行已经为24个成员提供了87个、总额近2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对特别是受疫情影响，2020年1至8月，中国企业还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18亿美元，同比增长31.5%；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等领域。中欧班列运送货物同比增长41%，连续4个月创新高。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20.8万人，9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63.5万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837.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531.3亿美元。新签合同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518个，合计1248.8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83.1%。其中上亿美元项目301个，较上年增加10个。这些为加强国有企业资产国际化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迫切的需求。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是国有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桥梁。根据笔者对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信息的统计，截止2020年底，我国1704项国家校准测量能力得到国际互认，国际排名跃居第三，亚洲排名第一。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65份计量合作协议；建成计量基准177项，其中12项处于国际领先水平，115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主导制定的ISO、IEC国际标准333项，其中ISO标准217项，IEC标准116项，提出国际标准提案160项。这一系列数据，既表明了我国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国际化发展的成绩，也表明其支持国有企业国际化发展，实现国有资产国际增值奠定了良好基础。但目前“一带一路”发展存在部分国家的质量基础设施封闭化、区域经济合作碎片化等国际合作发展瓶颈。

（三）服务贸易数字化浪潮，持续推进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建议》提出，要“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国有企业是我国数字产业集群的主力军，在数字资产方面拥有很大竞争优势。服务贸易数字化与数字贸易化是“十四五”世界经济发展两大趋势。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球数据量呈指数级增长，大规模重塑国际市场结构和秩序。“十三五”期间，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三新”经济增加值从2016年的113719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161927亿元，占GDP比重由15.3%增至16.3%，促进制造业转型。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三新”外资增长11.4%。《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显示：2019年，我国互联网数据服务（含数据中心业务、云计算业务）实现收入116.2亿元，同比增长25.6%。

图2 十八大以来“数字经济”在中央政府及部委文件（2012-2019）出现的篇数

《建议》提出，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十四五”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服务贸易发展前景广阔、潜力巨大。全球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2005-2017年，服务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66%升至23.69%，重要性与日俱增。世贸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服务业已成为全球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65%，发展中国家三分之二的就业和发达国家五分之四的就业都来自服务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我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亟待提升。我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货物贸易进口国，也是世界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服务年进口值占全球10%左右。国有数字资产资源既得益于各级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更根源于中国前景广阔的服务贸易市场，可充分发挥国有数字资产优势，尽快形成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国际竞争新优势。

目前全球服务贸易中一半以上已实现数字化。但数字贸易规则尚不明确，高度不确定状况，无人领航，我国参与国际数字市场秩序规则制定遇到变道超车的良机。在数字贸易中，国有数字资产国际化发展空间巨大，需求旺盛，数字中国建设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趋势更加明显。信息技术创新取得新进步，在全球创新指数中，我国连续4年保持上升势头。数字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36.2%。数字惠民便民取得新成效，最近联合国发布的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国际排名，我国从2018年的第六十五位提升到第四十五位。要积极推进数字经济时代金砖国家、中俄、中欧多边、双边等的国有企业数字资产国际合作，为发展数字经济贡献中国数字方案。探索符合国情的数字贸易发展规则，加强跨境数据保护规制合作，促进数字经济时代国际贸易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互认，增强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

图3 “服务贸易”在历年中央政府文件（2012-2019）出现的篇数

三、政策建议

要积极分析和应对动荡的国际形势，形成有效的应对措施，发挥国有资产的长链条、规模化、长周期等优势，着力构建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新发展格局，支撑服务国有企业资产高质量发展。

（一）国家质量专项持续加大对国有龙头企业科研支持力度，形成自立自强质量基础设施技术体系

《建议》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是国有企业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合作，更加有效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技术保障。世界科技强国和跨国公司都以NQI核心技术作为基础，国际标准的话语权仍占绝对优势。目前国际NQI技术架构以我国国有企业为主的态势远未形成，必须着力加强国有企业质量基础设施的核心竞争力。“十三五”期间，NQI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得到高度重视，国家科技部设立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质量基础的共性技术研究与应用”重点专项（亦简称“质量专项”），围绕计量、标准等方向设置了近两百个重点项目。“十四五”在质量专项指南（定向）申报项目中，要更多地鼓励设有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国有企业承担质量专项关键技术攻关任务①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关于召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质量基础的共性技术研究与应用”重点专项2020年指南（定向）申报项目视频答辩评审会的通知，http：／www.acca21.org.cn／trs／000100030007／15886.html.。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质量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重点支持中央企业结构调整、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动能培育等战略性项目，集中攻关掌握一批质量基础设施关键核心技术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前沿技术，提升直接服务国有企业发展的能力。

（二）国有企业国家实验室加快形成科学数据商业模式，推进质量基础设施共性技术产业应用进程

目前我国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科学研究与产业化应用，还没有形成互相促进的良好发展局面，大量质量基础设施科学数据处于分散和沉睡的状态，无法有效对接企业应用需求。为了解决这个顽瘴痼疾，亟待探索质量基础设施科学数据的商业模式，实现数字经济时代科学数据与产业化应用的高度融合发展。国有企业是我国科技创新特别是重大工程的骨干力量，在科学数据、工程数据和产业化数据等方面，拥有丰富的数据资产资源。要引导培育龙头骨干国有企业增加科研经费，融入国家科学数据中心体系网络建设，推动科学数据与产业化深度融合，构建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科学数据商业模式。在我国创新体系中，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是依托中央企业建设的一批设备先进、人才聚集、机制创新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应该着力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通，通过应用研究衔接原始创新与产业化。通过国家质量专项的多个“五年规划”持续支持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深度参与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构建有效的科学数据商业模式，实现科学数据与产业化的融通，推动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等优秀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为新产品、培育成新业态，加快形成新的数字经济增长点。以龙头骨干国有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关键节点，支持国有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联合，加强面向行业质量基础设施共性问题的应用基础研究，促进科学数据在可控有序流动，推动数据开放共享服务、经济社会效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实现科学数据的科学、社会、经济与战略效益最大化，助力国有资产数字上台阶地高质量发展。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快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国有资产国际化发展空间

围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既有利促进深化经贸投资、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也有利于拓展国有资产国际化发展空间。要深化国有企业资产对外开放合作，依托工程项目、中欧班列、跨境合作区等重要载体，加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数字资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互认，从而全面推动质量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促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互利合作。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技术和人才优势，在数字化机器标准等新领域，依托各级国有企业开展数字标准化试点，积极主动争取国际标准化主导权，加强我国数字技术标准的海外规模化应用，帮助数字经济时代中国装备、技术、产品和服务走出去。加强对数字经济相关的国外重要技术性贸易措施的跟踪、研究、评议，做好预警、咨询、技术帮扶，帮助国有企业资产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加快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数字经济新优势，开辟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市场新领域。

（四）适应服务贸易数字化和美国政策单边化趋势，加快建立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评估机制

全球服务贸易数字化给国有企业大幅提高数据资产比例带了重要机遇，然而美国政策单边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不利因素，又使国有数据资产保值增值面临更多的不确性因素。一方面，我们要完善海外国际合作风险预警防范机制，加强重点敏感国家和地区国际合作跟踪研究，及时发布风险预警报告。另一方面，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要重视加快形成国有数字资产保值增值评估机制，开展国有企业资产数据化和国有数字资产发展成效监测评估，确保党中央关于“十四五”国有资产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建立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监测评价机制和问责机制，全方位协同推进国有数字资产发展。根据国有数字资产各领域不同创新活动的规律和特点，建立健全国有数字资产高质量发展的评价制度体系，完善突出创新导向。完善国有企业数字化发展中长期重大事项科学论证机制，避免国有数字资政策制度碎片化。及时总结国有数字资产重大项目成果，加强对项目和实施情况的跟踪分析、督促检查和效果评估。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尽快出台配套政策，完善相关措施，逐步解决制约和影响国有数字资产项目和工程碎片化、资金碎片化、技术碎片化、应用碎片化、产业碎片化等诸多问题，使数字经济时代国有数字资产各项制度在目标、政策、对象、程序、措施上相互衔接，形成“一体化”合力，增强国有数字资产保值增值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