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市博物馆藏于右任书法研究

张蒙 李建文 郭强

新乡市博物馆位于河南新乡，书画藏品颇丰，有于右任行书书法三件（套）。

于右任行草《诣翠亨村》七言诗轴（图1），纸质，纵63厘米，横24厘米，为二级品，状态完整，内容为“山围海绕翠亨村，郭外朝西故宅存。世界劳民思救主，同来瞻拜圣人门”。有款“□□老兄法家正之，于右任”。朱文方印“关中于氏”。缺失两字。

于右任行书《南溪别业》诗轴（图2），纸质，纵142厘米，横39厘米，为三级品，幅面微残，有水渍，内容为“结宇依青嶂，开轩对绿畴。树（交）花两色，溪合水同流。竹径春来扫，兰樽夜不收。逍遥自得意，鼓腹醉中游”。上款“醒洲仁兄正之”，下款“右任”，朱文方印“于思”。行书内容为唐代诗人蒋冽诗作《南溪别业》，行书作品中漏写“树交花两色”的“交”。

于右任行草《前辈余波》五言联（图3），纸质，纵131厘米，横32厘米，为二级品，状态完整，内容为“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上款“叔英先生正之”，下款“于右任”，朱文方印“右任”。

于右任生平？

于右任（1879—1964），祖籍陕西泾阳，生于三原，原名伯循，字诱人、右任、于思，别号“骚心”“髯翁”，笔名神州旧主、关西余子等，晚年自号“天平老人”，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

于右任幼时家境贫寒，7岁入私塾学习，受业于三水老儒第五先生，从帖学开始书学启蒙。后回三原就学，读经史，学诗文，且学书法。此时于右任接触王羲之的草书《十七帖》，对其之后的书法道路影响深远。于右任天资聪颖，且勤奋好学，1895年16岁时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县学，成为秀才。之后遍求名师，在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和关中书院继续求学，受教于朱佛光、毛俊臣、刘古愚先生，与吴宓、张季鸾并称为“关学”余脉。1898年叶尔恺入关督学，于右任参加岁试，获得第一名的成绩，被称为“西北奇才”。

于右任曾作《半哭半笑楼诗草》且印行，记载了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慈禧和光绪帝出逃西安事件，涉及革命言语和对当局执政者的辱骂之词。1903年于右任以第十八名成绩中举，第二年到开封应试礼部，因《半哭半笑楼诗草》被清廷以“逆竖倡言革命大逆不道”革除举人，且密令“拿获即行正法”。李玉田是于右任父亲的朋友，经常资助于右任读书，他听闻逮捕消息后雇人解救了于右任，帮助他逃到上海，并结识了著名的教育家马相伯。在上海期间，于右任化名刘学裕，在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学习。1905年，在马相伯牵头下，于右任等人共同筹备创立复旦公学，即现今复旦大学的前身。

1906年，于右任赴日，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坚定了自己的革命意志。于右任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撰写文章，针砭时弊，反响热烈，为革命思潮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18年在西北革命党人的邀请和孙中山委托授意之下，于右任几经辗转回到陕西，接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陕西靖国军是当时北方唯一响应孙中山废弃《临时约法》、解散国会的军事力量，于右任临危受命，稳固了一团散沙的靖国军内部，壮大了革命力量。

1922年10月，于右任创办上海大学。先后当选、出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等，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1932年秋，创办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即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949年于右任随国民党去台湾，终日思念家乡故土，渴望叶落归根，于1962年写下了著名的爱国诗作《望故乡》：“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不得大陆，不能回乡，大陆乎，何日光复？”怀乡思国之情溢于言表。1964年在台北去世。

于右任书法风格

赵朴初先生在《回忆于右任》文中曾写道：“三原于右任先生，是国民党元老，也是我國近现代书坛上的一颗巨星，他在广泛继承传统书法艺术的基础上，形成了著名的于体，为广大书法爱好者所喜爱。”于右任初学“二王”、赵孟頫，研习帖学，字体肥厚舒展。在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期间，常搜集访求碑碣摩崖。20世纪30年代，又搜集到以北魏为主的碑志380多方，因其中有7对夫妇墓志，遂自名斋号“鸳鸯七志斋”。1936年委托杨虎城将这些碑志全部捐献给西安碑林。这一时期于右任认真研习碑学。从1932年始，于右任将大部分精力从行书转移到草书上，成立标准草书社，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四大原则，倡导标准草书运动。于右任的书法历程大致经历了帖学、碑学、草书三个过程，形成了不同的书法风格。

1.研习帖学

因科举需要，于右任自孩童启蒙学书，便以帖学为主，研习“二王”、赵孟頫，《于右任年谱》中记载：“先生自十岁起，学书临帖至今未间断，功底扎实，书艺大增。”但于右任自言早年求学，书法“无意于求工”，对技法重视不足，所以书法用笔简单，结体草率，形式粗糙。此时期书法作品有《赠辉堂世伯》四条屏、《延长感事》轴、《渭水秋天白》诗轴等，都无年款。

2.研习碑学

清代末期正是碑学勃兴、尊碑抑帖之时，碑学开阔雄浑的张力一扫帖学萎靡。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于右任临危受命，到陕西接任靖国军总司令。且钟明善在《于右任的书法艺术》中提及“魏碑有尚武精神。自鸦片战争以来，清廷愈加腐败，国力日衰，中华民国受到列强侵略，就是缺少尚武精神，所以他喜欢粗犷豪放有尚武精神甚至有几分野气的北魏碑志书法”。1918年于右任任靖国军总司令时，常于闲暇之际访求墓志、碑碣、摩崖、造像，并根据不同的风格面貌进行取法，最终逐渐完成了从帖学到碑学的转化。这一时期书法起笔不停滞，落笔不作势，纯任自然，线条沉郁，浑厚苍雄，在结体上由竖到横势，宽博开张，字字独立，注重布局，极具金石之气，产生了重拙大的书法风格。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较多，如楷书《赠召卿》四条屏、楷书《朗抱高文》五言联、行书《树德立节》五言联、行书《持身力行》五言联等。

3.专注草书

于右任对于草书有不一样的情怀。他说：“我喜欢写字，我觉得写字时有一种说不出的乐趣。我感到每个字都有它的神妙处，但这种神妙只有在写草书时才有，若是写其他字体，便失去了这种豪迈奔腾的逸趣。”对于年少时以“半哭半笑”为斋号、有豪侠之气的于右任来说，草书的确更具备抒发性情的功效，因而在1932年之后，他便不断致力于将标准草书理想化。他制作的《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30多年间共发行9次，对学书者和草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被誉为“当代草圣”“近代书圣”。然而草书的精髓在于肆意，如若标准，便失去了韵味。于右任专注标准草书推广，反而损害了书法艺术的表现力，他曾自言“我后段（专注草书阶段）太不争气，年谱不生色，为世人所轻”，虽不至于“为世人所轻”，但的确不如致力于金石碑版时期出彩。此时期作品较多，有草书《文天祥正气歌》六条屏、草书《顶天继往》四言联、草书《海纳壁立》八言联等。

馆藏于右任行书赏析

新乡市博物馆藏三件（套）于右任書法，根据风格来看，应属于前两期作品。

行草《诣翠亨村》七言诗轴应为研习帖学时期所作，内容为“山围海绕翠亨村，郭外朝西故宅存。世界劳民思救主，同来瞻拜圣人门”。翠亨村位于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原名蔡坑村，后因附近山林青翠，故改名翠亨村，是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故乡。于右任作此诗，将孙中山先生比作“圣人”，可知他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拜之情。另有《翠亨村纪事诗之一》：“山围海绕翠亨村，郭外朝西故宅存。闻道家人述家世，儿时耕牧履无根。赠伯敏贤甥。”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该幅作品属帖学系统，用笔放达飘逸，字体错落有致，有洒脱之意。

行书《南溪别业》诗轴应为帖学与碑学过渡期，内容为“结宇依青嶂，开轩对绿畴。树（交）花两色，溪合水同流。竹径春来扫，兰樽夜不收。逍遥自得意，鼓腹醉中游”。朱文方印“于思”。1917年至1918年，于右任曾在上海鬻字，使用“于思”印章。“于思”出自《左传》“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于思即多须之貌，可见当时于右任已有美髯之意，另外当时于右任政治受挫，革命道路任重道远，也有“弃甲复来”之决心。“醒洲仁兄”应为志同道合之辈，然囿于资料，难以查明“醒洲仁兄”名号，如有知者，请指正。该幅行书作品处于帖学与碑学过渡期，极具行书洒脱之意，又注入金石笔法，逐渐突出横势，用笔含钝感，些许字如刀刻。

行书《前辈余波》五言联应为研习碑学时期所作，内容为“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上款“叔英先生正之”。凌有章，字叔英，号素行，浙江海宁人，工八分书，尤喜治印，为晚清金石书画人士。于右任赠送给叔英先生的还有另外一幅行书五言联作品，内容为“美花多映竹，高木自成林”，曾在2011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的辛亥百年名人书法专场进行拍卖。该幅行书作品用笔纵横挥洒，纯任自然，结体宽阔开展，字字独立，通过字体大小、位置正欹、墨色浓淡等对比关系产生动态的美感。此时期因习碑学，注重金石之气，所以运笔时加大力量，产生重拙大的艺术效果。

新乡市博物馆藏三件（套）于右任早期和中期的书法作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责任编辑：屈梦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