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运作在小说《白老虎》中的体现

【摘要】本文试图在新历史主义的视角下阐释《白老虎》这部小说，从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提出的“颠覆”“含纳”以及“自我形塑”这三个概念出发，解读小说中的人物的命运以及印度社会及权力运作方式。

【关键词】“颠覆”;“含纳”;“自我形塑”;《白老虎》

【中图分类号】I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9-0018-02

一、引言

2008年印度作家阿拉文德·阿迪加凭借其处女作小说《白老虎》荣获英语文学界最具声望的曼布克奖。布克奖评委主席迈克尔·波特里奥说，《白老虎》之所以胜出，是因为其不仅令人震惊，而且可读性很强。这部小说以书信的形式展开，一位来自社会底层的企业家写给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书信，赋予这部小说强烈的政治色彩。小说中主人公以暴力手段实现身份的转型，违背了圣雄甘地提出的“非暴力”的传统思想，即印度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也批判了转型时期印度发展的各类社会弊端。小说充分再现了印度的历史与现实，“光明印度”与“黑暗印度”以及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的矛盾冲突，揭露了印度底层人民的生存困境以及毒害吞噬他们的社会机器。

小说《白老虎》中，主人公巴尔拉姆与命运的抗争代表了印度底层的顺从与反叛、反抗又压制的文化机制;巴尔拉姆颠覆了强加于他的社会等级制度或庶民意识形态，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自我塑造”，体现了人物自我和主流权力话语之间的抗衡，揭示小说人物的自我意识是在自我与社会历史以及文化合力中形成的。最后，尽管小说中主人公的个人意志得以张扬，但是所有社会活动的力量，如宗教、国家权力、社会阶层等都成为“自我形塑”的内在约束力，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含纳”，揭示出在全球化时代下，历史的局限性依旧存在，人类社会的制度，一旦实施，就成为社会运行模式的一部分，同时影响着人类个体的社会身份构建。

二、颠覆传统

在小说《白老虎》中，主人公巴尔拉姆颠覆了印度社会的种姓传统、“鸡笼”机制——一种压迫底层的社会机制，被压迫者自身却内化了这种制度以至于它长久的存在。

巴尔拉姆以七封书信的形式给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诉说自己成为成功企业家的事迹，同时展露出真实的印度社会现状。在第五封书信中，他告诉总理，“这个国家，历史上最伟大的东西就是鸡笼”，这呈现了印度下层阶级的生存困境。自印度独立以来，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然而，在这部小说中，巴尔拉姆坦言：“对于这片土地来说，印度从来就没有自由过。先是穆斯林，然后是英国人对我们指手画脚。”虽然1947年，印度获得了政治独立，但人民的殖民主义的压迫思想依然根深蒂固。阿迪加的這部小说《白老虎》揭开了文明的面纱，揭开了全球化市场下印度的社会弊病。但是，随着民众识字率的提高，民众意识逐渐觉醒。新世纪的人们不再想成为他们祖先的追随者，他们逐渐认识到，他们可以在这个新世界的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他们突出重围，渴望挣脱这些束缚他们已久的牢笼。

三、权力的“含纳”

在他的小说中，阿迪加并没有用严厉的语言谴责不人道的社会制度“鸡舍”，而是用一种黑色幽默描绘了一幅当代印度社会的真实图景。他说：“鸡舍里的公鸡闻到了上面的血。他们看见他们兄弟的器官躺在他们周围。他们知道他们是下一个，然而他们并没有反抗，他们没有试图走出合作社。”人类的命运与“鸡舍”里的动物命运相似。在印度，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周围的环境正在恶化。例如：扭曲的宗教、压迫、饥荒甚至死亡。此外，这些因素也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如此无助，总是处于困境和绝望之中。作为一个目击者和观察者，巴尔拉姆被塑造成一个具有颠覆力量的战士。然而，巴尔拉姆尽了很大的努力想从笼子里逃出来，但他仍然被奴役着。他认为自己在合作社的生存困境主要是因为贫困。如果他打破了合作社，他的家庭将陷入困境，正如他所说的：“印度家庭，是我们被困并绑在合作社上的原因。”这种颠覆必须要付出代价。因此，当他在新德里国家动物园看到白虎时，他想仿效白虎来摆脱束缚他的枷锁，因为“在任何丛林中，白虎是最稀有的动物，一代只出现一次”。巴尔拉姆作为近代印度下层种姓的代表，看似冲破了旧的种姓制度，但事实上，他仍然陷在印度丛林法则的制度中。

事实上，丛林法则已经取代了古代的种姓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那些“大肚子”渴望权力和变革的人才能从这一规则中获益。正如巴尔拉姆所见，印度穷人真的像鸡笼里的公鸡在小笼子里啼叫，看着彼此走向屠宰场，却无法逃脱公鸡笼里残酷的命运。在现代印度，那些大肚腩、富人一直在压迫那些小肚皮，穷人被压迫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下层阶级被压迫的意识形态已经建立起来，他们没有反抗的力量和欲望。大多数生活在黑暗中的印度人“生活在永久的奴役之中;这种奴役如此强烈，以至于你可以把他解放的钥匙交到一个人的手中，他会用诅咒把钥匙扔还给你”。对于新的历史批评家来说，巴尔拉姆试图冲出鸡笼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对现代印度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挑战和颠覆，而这种挑战和颠覆则是权力的产物。在这部小说中，主要有两个印度人的权力斗争：黑暗和光明。

其次，通过对巴尔拉姆的颠覆行为所受到的来自印度社会历史和主流意识的抑制，阐明小说中存在的“含纳”力量。主人公巴尔拉姆最终突破牢笼成为成功的企业家，没有受到惩罚和指责，这种收受贿赂，草菅人命的暴力行为显然与国家权威和安全相悖，国家权力对此颠覆听之任之。他最后并不是走上犯罪的道路，而是成为企业家后，准备修建学校帮助更多的处在“鸡笼”中的人走出困境，从而使自己成功转型，这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统治需要，统治秩序故意催生的颠覆行为。这种能力正是权力存在的条件。“这种暴力夺取自由的方式，不是以拯救更多人为目标，而是以牺牲更多人为代价，草菅人命维持企业的方式仍然重复的是上层阶级的做法”。而这种做法并不能触动印度的现有权力运作机制，反而巩固并强化了统治阶级的统治。

四、“颠覆”与“含纳”合力下的自我形塑

最后，采用格林布拉特的另一个主要概念“自我形塑”（self-fashioning）探讨主人公最终选择以暴力实现困境突围的根源。在小说中主人公一开始就诉说他没有名字，家族低种姓，没有身份的苦衷。这反映了作者对印度社会种姓制度的批判和讽刺。小说中所生存的外部環境充满了“威胁性的他者”，主人公的成长受到家庭、学校、社会等力量的压制，从无名之辈到企业家，他在塑造“自我”的过程中同时把“他者”置于其“自我”的反面关系下，以暴力突围就是对“自我”与“他者”这种对立差异的压制。巴尔拉姆逐渐认识到了“自我形塑”的力量，改变了他穿衣服或打扮的方式，以期改变社会对他的看法，从而成为一个比他的主人更现代化的人。他对自己的个人身份（“白老虎”）深信不疑，拒绝被自己所在的群体限制。在主体叙事过程中主人公为了验证自己的身份以及极力证明其实施暴力合法性的过程中，巴尔拉姆经受着内心的煎熬与矛盾，当他想要和主人阿肖克说自己的真实想法的时候，数次被打断，其实反映了上流阶层的话语强势，他们有权力剥夺下层人民的话语权，因而，也从根本上引发了关于话语争夺的暴力冲突。巴尔拉姆从社会底层到成为社会精英的改变中，勾勒了主人公巴尔拉姆从无我走向成功自我的转变，揭示了种姓制度对底层人民的摧残。

五、结论

这是一场旧制度的幸存者与新世界未来主人翁之间的拉锯戏。小说中颠覆与“含纳”这一对悖论相互交织，显示出各种权力关系以及不同意识形态在印度社会转型时期的抗衡。巴尔拉姆通过非法谋杀手段“成功”地实现企业家的身份转型展现了边缘弱势群体奋起反抗的艰难与无奈，这也是整个社会的无奈。巴尔拉姆从社会底层到成为社会精英改变了个体的命运，但这种暴力夺取自由的方式，仍然重复的是上层阶级的方式，并未触及印度现存的体制，反而主人公成了新的资本主义者，稳固了统治阶级的权力。作者所塑造的颠覆性的人物最终以暴力手段实现突围，但最终收编于主流文化之下，构成了一组颠覆与“含纳”的悖论。小说主人公也正式在颠覆与“含纳”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形塑，同时，小说文本也参与了对历史的塑造。这种悖论式的颠覆与“含纳”的书写，警醒其他发展中国家对转型时期的社会现状进行批判性反思。

参考文献：

[1]阿拉文德·阿迪加.两次刺杀之间[M].路旦俊，仲文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2]阿拉文德·阿迪加.白老虎[M].路旦俊，仲文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阿玛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M].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崔连仲.古代印度种姓制度的几个问题[J].辽宁大学学报，1987，（06）.

[5]李田梅.论阿拉文德·阿迪加《白老虎》中的过度城市化[D].苏州大学，2016.

[6]黄小慧.庶民视角下的《白老虎》研究[D].江西师范学院，2013.

[7]黄金龙.暴力与身份验证：《白老虎》的庶民之思[J].黑河学刊，2015，（09）：26-27.

作者简介：

仵澄澄，女，汉族，陕西渭南人，文学硕士，就职于西安翻译学院英文学院英语教育专业，研究方向：中（西）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