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话语构建中理性与感性的博弈

杨钕潞

摘 要：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中，晚清民国交替之际思想界知识分子的思想主张多带有新旧杂糅、中西交汇的特点， 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话语构建中，感性与理性的交锋始终相伴相随。陈天华作为处于近代社会新旧之交并深受中西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同时亦作为一名思想家和宣传家，所表达、传递的话语更具代表性，而其从革命走向改良的思想走向变化更能体现出近代社会话语构建中感性与理性二者的博弈。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博弈的背后往往体现的是更深层次的社会需求。

关键词：陈天华;思想;话语

近代社会是一个复杂多变且面临多重社会任务的社会，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社会性质与不稳定的社会形态，一大批思想家得以充分涌现并活跃起来，近代社会话语由此呈现了丰富的多元性，进而形成一个十分庞杂且兼具中西新旧特点的话语体系。一方面，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西方，宣传理性以解放大众的思想进而实现社会的变革。另一方面，部分知识分子却又利用感性而极具煽动性的话语来输出思想，说服、鼓动人民起来反抗旧政权的专制，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因而在近代社会话语的构建中理性与感性的博弈一直伴随始终。整个社会话语的构筑原则相当于一个装置设备，话语的生成、解释和内容的布局谋篇是这个设备高效运转的结果。而在这个装置设备运转的过程中，感性与理性就如一种催化剂，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添加，从而影响整个装置设备的运转。这点在近代社会尤其突出，因为近代社会本身带有多重性，带有复杂且矛盾的特点，这样的特点又对身处于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造成了或多或少的影响，而其中的知识分子更是透过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将这种影响发挥得淋漓尽致，陈天华则是其中一个典型。

一

在近代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陈天华作为一名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宣传家，其所著的《猛回头》《警世钟》曾风靡一时，诚如冯自由所言：“所著咸用白话文或通俗文，务使舆夫走卒皆能读之了解。故其文字小册散播于长江沿岸各省，最为盛行，较之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革命军，有过之无不及。”其著作之影响可见一斑，同时从这段评价中也可窥见陈天华所著的《猛回头》《警世钟》能受到欢迎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使用了通俗易懂的语言能使普通大众更好地去接受和吸收。此外，其著作风靡一时的原因中容易被人忽视的一点则是在于这种通俗语言背后所体现出来的个人强烈情感的代入。

陈天华最有影响力的这两本小册子《警世钟》和《猛回头》正是充分体现了这种个人情感的代入。在这两本著作中，陈天华个人的情感居于主要地位，从这两篇著作所使用的写法都十分便于其抒发个人情感便可看出。《警世钟》使用了纯粹散文的形式，《猛回头》则是以唱词为骨干，杂以白话文和散文，且都十分强调语言的政治功能。如《猛回头》，它所使用的多是白话文等通俗的语言形式，甚至编排成朗朗上口的弹词，十分容易沾染上个人情感的色彩。其文章的结尾所言：“那怕他枪如林炮如雨下;那怕他将又广兵又精强;那怕他专制层层束缚;那怕他天罗网处处高强！猛睡狮梦中醒问天一吼！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该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到那时候齐道‘中华万岁！才是我大国民吐气眉扬。俺小子无言可以奉劝，这篇话愿大家细细思量。瓜分豆剖迫人来，同种沉沦剧可丧！太息神州今去矣，劝君猛醒莫徘徊！”可见陈天华想传递的是一种反对封建专制与外来侵略的爱国思想。在传递思想的同时，他运用的话语却含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如排比句、祈使句、感叹句等文学修辞手法的运用，使得在抒发感情的同时也起到了煽动民众情绪的作用。毋庸置疑，这种感性话语的应用使得陈天华的思想转变成为一种有力的政治武器，激发或是增强了读者去反抗封建统治、抵御外敌侵略的决心和勇气。反观，也正是由于当时现实社会的需要同样地造成了陈天华在话语表达中感情色彩的有力应用，而又正是因为这种应用达到了激发人们投身于实践行动的效果。

相较之下，陈天华在其后几年发表的《优生与民族》一文中关于德国实行改良人种的优生政策的论述，就不再是喊口号和强烈的抒情，而是进行理性的分析与思考。在文中，他有条理地指出“身体孱弱并非是天生的”且“孱弱并非是不可改造的”，并指出犯罪者和精神病者中亦有“绝顶聪明之人”。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陈天华）不反对优生学，但我不满意这种畸形的优生学。我们与其提倡这种优生，倒不如提倡优境，”并且列出了具体且清晰的理由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种有条有理，较少感情色彩的话语体现的更多是一种理性的思考，减少了个人感情色彩的代入，从单纯喊口号到有条不紊地进行理性输出体现了陈天华话语构建中思想走向的转变。

而陈天华的其他著作如《国民必读———奉劝一般国民要争权利义务》《致湖南留学生书》《绝命辞》亦是体现了这种从感性话语到理性话语的变化。就算是陈天华投海自尽前连夜洋洋洒洒写下的《绝命辞》也是经过层层的深思熟虑后写下的，并非是一时意气之举。陈天华虽然用投海自杀的看似激进的行为来反抗当时对社会的不满，但是从他彻夜书写的绝命书中可以窥见他当时的心态并非是一时的感情用事，更多是经过深思熟虑之下而做出的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在《绝命辞》这篇长文中，陈天华苦口婆心，用真切的情感写出了自己欲投海自尽的理由，并留下自己對当时社会某些问题的看法。他在《绝命辞》一文中指出了近年来留学生的坏风气，具体讨论自己选择投海的原因、劝告和欲达到的目的，明确表明了自己的主张：“鄙人之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故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云，仍为政治问题也。”和对中国革命的意见：将革命“渐普及下等社会”等等，由此可见其感情虽是真挚的但却不再是那种呐喊式的狂热话语，而更多是经过冷静的理性分析得到的看法并将其缜密地通过话语进行表述，其话语的表达也从一开始的激进暴力慢慢转化为温和与理智。

二

与陈天华最初所作的《猛回头》《警世钟》相比较，其后面的著作变化明显地体现出陈天华从感性话语转变为理性话语的一个转变，这同时也是他从单纯的情感宣泄走向理智思索的一个过程。正如陈天华的思想走向从革命转向改良一般，其话语的建设也是与此同时相对应的。甚至临死之际，他所表达的也不再是激烈的具有煽动性暴力型的话语，取而代之的是对现实问题理性的思考与发人深省的呼吁。

从陈天华的思想变化可以得知，感性与理性在他的话语体系构建中一直能够被清晰地反映，且与他的思想转变相伴而行。从感性走向理性，即是指他对“革命”与“改良”两种政治主张的认识从感性的不真实走向了理性的真实。但反观其思想在社会话语中的传播作用，可见感性的话语确实要比理性的话语容易被大众接受且易于传播。如前文所述，《警世钟》和《猛回头》两本小册子成为陈天华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就是最好的佐证。他在这两本小册子中以极具感染性的话语宣传自己的思想，推动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但是这种相对缺失理性而又狂热的话语建构也无可避免地造成其思想上的局限，即话语流于口号式的呐喊，并不能建立一个独立且逻辑清晰的思想体系。理性是相对于提供思辨方式而言存在，它存在一定的局限，很大一部分只适用于接受过系统教育的一部分人。对于鼓动大部分且无法系统接受一套理论的一拨人来说，自然是使用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话语，利用感性，更能直接鼓动情绪，从而达到更迅速、更广泛地发动群众的效果。因此可以看出，陈天华从感性走向理性的思想变化也从侧面反映了其思想渐趋成熟的动态变化。可惜的是，陈天华的思想架构尚未确定就早已蹈海殉国，未能使他的思想得以完善及传播。

三

民众的愤怒是最好的政治兴奋剂，激起民众的愤怒更好是利用感性的话语，并使其成为改革舆论的话语组建中的一部分。话语的产生确实是因当时社会需要而应运而生，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又给予当时社会以深刻的影响。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感性话语还是理性话语在社会话语的建制中都是十分必要的。近代社会亦不外乎如此。在近代社会中，处于历史洪流的近代思想家们通过不断输出自己的话语以促进人民的觉醒，鼓动人民的反抗。由此可见社会话语的情绪变化是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密切相关，但就个人来说，与时俱进的是个人思想的成熟，更多是思想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变。

而就感性和理性本身而言，它们是中性词，本身并不具有褒貶意义，这两者意义的主要区别在于感情色彩在话语中的具体体现。但是就话语而言，它并非是一个中立的客体，其本身具有建构性。因而当理性与感性在话语建制中的相互博弈就体现出这样的特征。但是，正如这两个词语的性质一般，它的作用也不应该被好坏或者正确与否来加以定义。主要是看当时具体的历史需要而定，与当时社会的需要和使用者个人的目的息息相关。从根本来看，理性与感性在社会话语构筑原则中博弈的结果并无优劣之分，只是根据需要而定，与当时的社会需求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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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