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料库的《易经》译者风格分析

庞宝坤　侯典慧

摘   要： 本研究基于Richard Wilhelm和James Legge二人对《易经》英译的两个版本，自建两个小型对比语料库，进行比较分析。以 Wordsmith 4.0语料库检索软件为主要观察统计观察工具，以Microsoft Word 2016为辅助观察工具，运用量化的分析方法，分别从词汇、句法和语篇角度对译者风格进行比较研究并分析原因。研究结果发现，Richard Wilhelm的译本用词更加丰富，阅读具有一定的难度，符合目标语的语言习惯。James Legge的译本简约化程度更高。通过对《易经》译本的对比研究，为其翻译与传播提供新的思路与借鉴。

关键词： 语料库   《易经》   Richard Wilhelm   James Legge   翻译风格

翻译研究通常以定性分析为主，定性分析属于建构主义或阐释主义的范围，译者风格研究从本质上看属于描写翻译研究的范畴[1]，需要研究者具备很丰富的相关社会历史背景知识及很高的敏感度。除此之外，翻译分析中选取的样本十分有限，研究者得出结论后，不可避免地有两方面的争议，首先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其次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面对这样困境，一些学者将语料库研究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借助语料库工具，将定量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用数据呈现的方式使翻译研究更具科学性，避免由主观性导致的任意性，使结果更具信度。Mona Baker首次提出将语料库与翻译研究结合在一起，开启翻译研究领域的新范式。国内语料库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2]。而后Baker对译者风格运用新途径分析，从语言本身特征入手，研究译文的词汇、句子及特定节点词特征，通过不同译本的对比，考据译者的翻译风格，减少主观臆断[3]，凸显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本研究将借助语料库工具，将词汇、句子及语篇三个层面作为研究契机，探讨译者风格形态构建的缘由及产生的影响。

1.研究设计

1.1研究语料

《易经》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学典籍的重要代表之一，是海外读者了解中国文学的重要窗口[4]，在中华文化外宣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本文选取Richard Wilhelm和James Legge对《易经》英译的两个版本作为研究对象，第一，James Legge的译本为《易经》英译的最早版本，具有特殊的研究意义及价值;第二，Richard Wilhelm的译本在西方国家影响深远，所以将其纳入研究范围。由于译者风格非单个或者一次性的语言选择[5]，本文还选取The Republic（《理想国》）作为参照语料库。在对三个语料去噪清洁后，將语料分别命名为Legge，Wilhelm，以及Plato，最终统计得到三个库容分别为15，790，67，225及221，789字的小型语料库。接下来研究将运用语料库统计工具对语料库进行观察，通过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译者风格之间的差异。

1.2研究问题

本文基于两个译文语料库及一个参照语料库，运用Wordsmith 4.0作为主要统计工具，通过对语料对比观察，运用数据进行质化分析，探讨译者个人经历背景及译事目的等因素是否对译文风格产生影响。

1.3理论框架

本文将运用Mona Baker提出的翻译普遍性原则，即标准化（standardization）、简约化（simplification）和明晰化（standardization）原则对本文进行指导。标准化指使译文本处于保守状态，减少创造性翻译。简约化指译者尽可能简化源语语言。明晰化强调译文的通俗易懂性，运用注释等方法让译文变得明了易懂。翻译普遍性原则将研究焦点放在译文的微观层面，通过分析译文的词长、词汇密度、高频词占比、平均句长等，剖析译者风格差异缘由。

1.4研究方法

研究利用Wordsmith 4.0，Microsoft Word 2016工具观察三个语料库的标准类符形符比、词长、词汇密度、平均句长、高频词可读性信息，对译文进行定量及定性分析，深入探究译者风格对译文产生的影响。

2.数据分析

2.1词汇层面

词汇层面通过观察标准类符形符比（STTR）、词长、词汇密度及高频词的差异情况进行分析。

2.1.1标准类符形符比

标准类符形符比（STTR）是语料库中每1000词的TTR，统计出的平均值就是STTR[6]。这一数值可以反映文本中用词种类的变化程度[7]。词汇越丰富，比值越大，比值越低，证明词汇重复率较高，同时可以说明文本的难易程度及可读性。

Legge，Wilhelm及Plato的STTR分别为32.01，40.09及39.68。Wilhelm译文的STTR和目标语著作的STTR比较接近。Legge的译文STTR值最低，表明Legge的译文词汇变化小，译文受众阅读时遇见新词的可能性就会小。由此可以初步断定Legge在译文处理时极有可能对原文进行简约化处理（simplification）。尽管Wilhelm的译文STTR较Legge译文版本高，但是在比率数值上更加接近目标语本土创作文本的STTR比值，得出Wilhelm的译文尽管用词丰富度高、译者主体性体现更充分，但是更符合目标语的表达习惯。

2.1.2词长

词长是指语料中的类符的平均词长，词长可以反映出语料的难易程度，如果类符平均长度较长，则语料难度较大，语篇可读性较弱，若译者选取的词汇越短，则译文的语境越简单，更加易于理解。通过Wordsmith4.0统计，Wilhelm译文14字母以上单词104个，Legge译文同比则为14个。Wilhelm选择更多的长词进行译文创作，Legge的译文创作趋向于简约化处理，可以推断出Legge译本更简单易懂，在篇幅及用词上降低了难度，易于受众接受。而Wilhelm的译文则偏向于文学创作，希望受众能够达到和原文读者一样的阅读体验。

2.1.3高频词的使用

高频词是指在语料库中某一词汇具有特别高的使用频率。通过观察高频词，可以很直观地掌握译者的用词倾向、译事目的，甚至意识形态，有利于掌握译者的翻译风格。

三个语料库前15的高频词都以虚词为主，译文比较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总体符合标准化原则。但是对比语料库较参照语料库使用较多的实词。

首先，Legge的译文使用较多数词及动词。结合《易经》原文的特点，得出译者遵循直译的方法，减少译者在译文中的作用。受眾阅读译文时难免产生晦涩之感。

其次，Wilhelm的译文版本使用较多的指示代词“this”“that”。“this”的大量使用加强了译文的衔接性，考虑到“that”的特殊性，借助AntConc3.5.8语料库工具Concordance功能，以“that”为节点词，得出多连接宾语从句、定语从句，推断出Wilhelm的译文中有更多的修饰性及解释性话语，句型较复杂，同时译者的主体性更强，受众阅读更轻松。《易经》原文为古汉语，篇幅短话语简洁。若采用直译的方法，则译文会难以理解，所以对译文适当增译易于受众接受。

2.2句子层面

句子层面将从平均句长角度进行观察分析。平均句长可被视为译者风格的一般标记[8]。平均句长可以反映语句的复杂程度和可读性[9]。一般来说句子越长文本难度越大，可读性越小。

两个译文的平均句长同为15，参照语料库平均句长为25，差距较大。同为哲学思辨著作，两个译文与参照文本相比，句式及内容更简单，表达更简化。表明虽然两位译者存在风格差异，但都运用简约化及明晰化原则，旨在让目标语读者接受理解译文。

2.3语篇层面

语篇层面将从可读性角度分析译文难易程度。运用Microsoft Word 2016的可读性统计信息功能可进行统计观察。

Legge、Wilhelm及参照语料库可读性指数分别为70.4，66.9及77.7，指数愈高可读性愈强。难度级别分别为6.6，6.8及3.8，级别越高难度越大，即可读性弱。由此可以看出Wilhelm的译文在可读性上略微弱于Legge的译文，但是两个版本译文在总体上和参照语料库相比可读性都比较低。

3.结果与讨论

通过对《易经》两个版本的英译译文在词汇、句子及语篇层面的定量分析，观察出Legge的译文总体上更契合简约化原则，Wilhelm的译文更加符合Mona Baker的标准化原则。二者在译文处理上都很注重对译文的明晰化处理。

3.1译者的主体差异性

影响译文最终的呈现结果的因素之一是译者自身的因素，下面将从译者自身因素定性考量译者风格差异成因。

James Legge是来华传教徒，《易经》在当时是道教的指导书籍。尽管译者在翻译时达到忠诚，但是不会做到熟稔，尽管译者在译事中保持中立，但是传教徒身份会导致原文一部分内容被弱化。

Richard Wilhelm是新教传教士，而后成为儒家信徒。这一点在《易经》的翻译中深有体现，译文中有大量Richard Wilhelm对原文的解释部分，属于再创作的一种行为，虽然译文没有和原文篇幅达到对等，却使中国文化在外宣过程中不仅走出去，而且“接出去”。Richard Wilhelm《易经》的译文随后转译成法语、西班牙语、荷兰、意大利等语言，译本迄今为止已经再版二十多次，现在依旧是《易经》译文的经典版本之一。

3.2翻译的目的

除了译者自身的因素影响译者的译者风格外，译者在译事活动中的翻译目的也是影响译者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分析James Legge译文的语料数据，结合生平经历可以得出结论，James Legge仅将《易经》视为一本书而翻译。Richard Wilhelm想将《易经》文化内涵传入译入语国家，Richard Wilhelm不仅是译者，更是文化的传播者，所以，二位译者风格有所不同。

通过对James Legge及Richard Wilhelm二人的译文版本可以看出来，James Legge的译文版本更加简约化，译文话语更加简洁，译文篇幅更加简短。Richard Wilhelm的译文版本更倾向于标准化，Richard Wilhelm在翻译过程中试图将译文最终呈现达到译入语本土著作效果，在翻译过程中Richard Wilhelm进行了增译、解释等，增强译文的理解性。译者的不同风格导致译作的多样性，更好地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正因为译者风格的差异性，使中华优秀典籍文化更好地传播及最优化地推广。本研究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没有涉及译文中的具体内容，因此更加具体的研究还有待完善。

参考文献：

[1]黄立波.语料库译者风格研究反思[J].外语教学，2018，39（01）：77-81.

[2]陆少辉.基于语料库的许渊冲《诗经》英译本特征研究[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20，36（03）：80-82.

[3]徐晚秋，王聿良，巩雪先.基于语料库的Moment in Peking两译本译者风格比较[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20，34（04）：85-91.

[4]师雪林.基于语料库的《带灯》英译本翻译风格探析[J].现代交际，2020（01）：92-93.

[5]姜向祎，胡开宝.基于语料库的口译译员风格研究——以非流利特征为例[J].外语与翻译，2020，27（02）：11-17+4.

[6]张珏.基于语料库的《西游记》两个英译本的译者风格研究[J].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19（01）：79-84.

[7]郭嫣然，刘著妍.基于语料库的《牡丹亭》译者风格探究[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06）：563-569.

[8]李翼.基于语料库的《棋王》英译本翻译风格比较研究[J].山东外语教学，2020，41（01）：125-135.

[9]葛厚伟.基于语料库的《尚书》英译本句法特征及译者风格分析[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7（01）：54-62.

本文系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双万计划”背景下英语专业建设的研究与实践（SJGY20190299）;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基于《国标》视角下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多维体系构建研究”（GJC1318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