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双因素理论的社区居民休闲健身参与意愿研究

黄玉莉,徐立功

(华东理工大学 体育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 200237)

近年来，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等多部文件，将休闲体育视为发展的重点以及新的经济增长点，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与重视。国家体育总局赵勇指出“2016年体育产业实现了17%的增长，而运动休闲产业增长了33.6%，休闲体育是未来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1]。世界休闲体育协会主席李相如曾言“休闲体育已经成为维持人们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形式，成为体现个人价值、享受运动乐趣的重要途径，甚至是勇于迎接各种挑战的象征”。[2]但在休闲体育发展过程中，仍面临众多挑战。据统计2019年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1.86 m2，距离2.5 m2的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3]，设施场地短缺、人才培养匮乏、服务管理不到位等问题都抑制了群众的休闲健身参与意愿，解决这些问题迫在眉睫。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生活的质量以及生命的延续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休闲体育的价值重新被人们审视。如何去树立正确的休闲体育价值观念？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单一的运动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群众的健身参与意愿又应该如何去调动？对于休闲体育的供给方而言提出了更高要求。由此，本文基于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对社区居民健身参与意愿进行研究，分析影响参与意愿的主要因素，这不仅能够激发居民参与休闲健身的积极性，而且对于休闲体育的建设和管理也提供了指导与借鉴。

1 理论基础

1.1 参与意愿

意愿是个人想要参与某项活动而愿意尝试和付出努力的程度，意愿越强，从事该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4]。Ajzen&Driver认为行为意愿可以反映人们心理想法，促使动机转化成未来的行动[5]。Mclntyre在运动领域中赋予参与的概念，即人们在参与过程中感到愉悦，将活动视作为自我表达的方式以及社会互动的媒介时，参与者对于活动的意愿便会产生[6]。群众参与某项运动，不代表参与的目的与能力始终维持不变，可能刚开始只是受亲人、朋友影响而被动接受，但之后却发现其中的乐趣而去主动选择。结合研究需要，本文将健身参与意愿界定为个人在运动中获得了满足，愿意参与健身而付出努力的程度。

1.2 双因素理论

赫兹伯格[8]认为，让员工感到不满意的方面包括工作条件或环境，即保健因素。而让员工感到满意的包括工作本身或内容，即激励因素，这两种因素是双因素理论的核心部分。该理论主要涵盖以下两点：①缺少保健因素将导致员工产生消极情绪，保健因素即使提高也不一定会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只能使员工处于“没有工作不满意”的状态。②激励因素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感到“工作满意”。在体育领域，姜德昆[9]等运用双因素理论研究了大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结果表明强化体育锻炼动机是进行体育锻炼的前提条件。宋成刚[10]等从体育教学的角度，分析保健和激励因素对于激发体育教师以及学生积极性的影响。孙晋海[11]等运用双因素理论找出运动健身APP用户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检验该理论在运动健身APP中的应用。双因素理论作为国外经典的激励理论，也是重要的管理理论，而体育的本质是一种社会活动，那么社会活动的顺利开展离不开管理的指导。近年来以双因素理论为基础的相关文献多达几百篇，但结合双因素理论来研究健身参与意愿的文献相对匮乏。因此，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

2 研究假设与模型

2.1 激励因素相关假设

基于双因素理论，笔者认为在健身参与过程中，激励因素是那些促进社区居民参与休闲健身并能带来利益的因素。与参与者有关的相关变量被认为是休闲健身工作能否取得成功最相关的变量，所以参与者被视为是与休闲健身活动开展中最紧密的关系之一。本研究主要以社区居民这一特定群体展开，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激励因素视角下社区居民感知利益的4个变量，即锻炼身体、娱乐消遣、社会交往和自我提升。

2.1.1 锻炼身体。锻炼身体是指社区居民参与休闲健身主要是为了增强体质，改善心肺功能、肌肉、心脏代谢等各项机能，通过健身活动来平衡“静态性”过多的身体状态，维持与促进身心健康[12]。而休闲健身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带给参与者身心上的变化。所以本研究提出假设：H1锻炼身体对居民感知利益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2.1.2 娱乐消遣。娱乐消遣是指居民通过参与休闲健身来调节人们的生活，成为闲暇时间的主要方式[13]。积极的体育休闲活动不仅可以改善健康状况，身体机能得到加强，还能有效地转移工作、生活压力[14]，以更充沛的精神活力投入到日常生活中。所以本研究提出假设：H2娱乐消遣对居民感知利益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2.1.3 社会交往。社会交往是指居民通过参与休闲健身，与具有共同运动兴趣的人交流经验和分享知识，一方面可以维持与老朋友之间的感情，另一方面可以结交新朋友，获得群体归属感[15]。所以本研究提出假设：H3社会交往对居民感知利益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2.1.4 自我提升。自我提升是指参与者对自己的运动技能进行锻炼与展示，并向他人证明个人的存在与价值[17]，从而促进个体全方面的发展。并且Mclntyre认为意向、态度、价值的提升会形成长期参与意愿。所以本研究提出假设：H4自我提升对居民感知利益有显著的正向作用[18]。

2.2 保健因素相关假设

基于双因素理论，认为在健身参与过程中，保健因素是那些一旦缺少便会抑制居民参与的因素。休闲制约理论认为结构性制约因素是影响大众休闲参与的因素之一[19]。由此进一步梳理文献，提出保健因素会对居民感知风险直接产生影响，并构建了保健因素的4个变量，即政策制度、休闲机会、服务管理和绩效评估。

2.2.1 政策制度。政策制度是指为顺利开展体育休闲活动，政府制定执行的一种行为准则或规范。若制定或实施的政策没有很好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便会增加居民感知风险的程度，进而影响居民参与休闲健身[20]。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5政策制度对居民感知风险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2.2.2 休闲机会。休闲机会是指居民受到时间、价格、健身项目等条件制约[21]，参与休闲健身会带来潜在的机会成本。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6休闲机会对居民感知风险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2.2.3 服务管理。服务管理指居民在参与健身前对运动环境、信息获取、专业指导等相关服务能否达到标准而产生担忧，缺乏场所认同[22]。在体验经济的时代，服务就像舞台，而商品则是道具，服务管理水平会影响个体是否愿意参与或持续该行为[23]。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7服务管理对居民感知风险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2.2.4 信息反馈。信息反馈体现了居民在一定时期内对于休闲健身服务的实际需求，反馈不及时会造成休闲健身提供者的供给产生偏差[24]，服务质量下降，给居民参与以及接收休闲体育信息带来阻碍[25]。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8信息反馈对居民感知风险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2.3 社会交换理论相关假设

社会交换理论由Homans[26]首次提出，他从个人视角出发，认为人的行为是一种计算得失的理性行为，始终受到那些带来奖励和报酬的交换活动支配，目的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Blau[27]弥补了Homans仅限微观层面的不足，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认为个体只有当期望回报大于成本时，才会进行交换，而社会交往无法保证付出的成本一定会换来相应回报，因而社会交换行为的发生是由于互惠的结果。

基于这一观点，居民是否参与休闲健身这一决策行为可视作为一种交换行为。Zwuthaml等[28]认为人们在决策时会权衡这一行为的综合收益，即利益——风险分析。利益因素会促使居民参与休闲健身，而对风险因素的担心又会影响居民的感知利益。若风险因素超越居民的承受范围，就会抑制参与意愿；若能满足居民的期望，就会激发参与意愿。因此，利益和风险因素相互影响、制约，它们是预测居民参与休闲健身行为的两个不同方面。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H9 感知风险对感知利益有显著的负向作用。H10 感知风险对居民参与意愿有显著的负向作用。H11感知利益对居民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2.4 社区居民健身参与意愿的概念模型

根据以上研究假设，本文构建了社区居民健身参与意愿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社区居民健身参与意愿的概念模型

3 社区居民健身参与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结合随机抽样的形式，以全国范围内参与休闲健身的社区居民为调查对象。问卷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 (seven-point Likert scale)(表1)，要求被调查者对问题表明态度。被调查者分布于我国省份的不同地区，涉及不同的年龄层次、教育背景、工作职位，他们具备参与休闲健身的基本条件与能力，该群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问卷以线上发放的形式，共发放1 256份，实际应用本研究的问卷1 122份，有效回收率为89 %。

3.1 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研究主要采用SPSS26.0和AMOS23.0软件。首先，利用SPSS26.0对指标的可靠性进行检验；随后，利用AMOS23.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以评估指标的一致性；最后利用AMOS23.0检验模型的拟合度以及路径系数的显著性，分析研究假设是否成立。

3.1.1 信度检验。因子信度评估如表1可见，各潜变量Cronbach’α的值在0.811～0.928之间，均大于0.7；且组合信度的值在0.814～0.931之间，均大于0.7，说明信度指标均可接受，量表内部具有较高的信度。

表1 研究变量及测量指标(N=1 122)

3.1.2 效度检验。在因子效度评估中，各潜变量所属的因子载荷都大于0.5，而且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在0.595～0.817之间，均大于0.5，表明潜变量有足够的聚合效度。分析结果见表1。

区分效度通常用AVE的均方根与各潜变量的相关系数进行比较。由表2可知，各潜变量之间多数具有显著的相关性(P<0.01)，相关性系数绝对值均小于0.5，并小于对应的AVE平方根，这表明各潜变量之间区别效度较好。

3.2 模型拟合及假设检验

3.2.1 模型拟合度检验。通常认为，X2/df的值应<5，本文的X2/df值为4.978，由于样本量较大，不应只以卡方自由度比为判别标准，应结合其他模型适配度综合判断[29]。

表2 测量模型区别效度分析(N=1 122)

表3 模型拟合指数(N=1 122)

由表3可知RMSEA为0.060<0.08，IFI=0.935、TLI=0.927、CFI=0.934、NFI=0.919均在0.9以上，GFI=0.896、AGFI=0.876均在0.8以上,RMSEA=0.060<0.08。由此可得，模型拟合度指标都达到了判别标准，表明假设模型可以被接受。

3.2.2 假设检验。由表4可知，假设检验得出以下结果：H1-H11全部假设成立。

第一， 原假设中H1-H4通过检验。对比各个假设P值后，锻炼身体、社会交往、自我提升与感知利益之间在0.01显著性水平上均显著，路径系数分别为0.225、0.186、0.259、0.139。因此，这四个潜变量对居民感知利益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第二， 原假设中H5-H8通过检验。对比各个假设P值后，政策制度、休闲机会、服务管理、信息反馈与感知风险之间在0.001显著性水平上均显著，路径系数分别为0.194、0.271、0.168、0.189。因此，这四个潜变量对居民感知利益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第三， 感知风险与感知利益在0.00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路径系数为-0.102，表明感知风险与感知利益显著负相关，原假设中H9通过检验。感知风险、感知利益与参与意愿之间与在0.00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路径系数为-0.262、0.213，表明感知风险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感知利益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原假设中H10-H11通过检验。

表4 模型参数估计及假设检验

3.3 结果分析

通过图2的社区居民休闲健身参与意愿影响路径可以得出：

3.3.1 在激励因素中，居民参与休闲健身影响因子依次为社会交往、锻炼身体、娱乐消遣、自我提升，社会交往是居民最关注的感知利益。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社会区隔的现象日益普遍[30]，人们对于人际交往的需求也因此扩大。休闲健身使得人们的联系更加紧密起来，不同年龄、职业、阶层的人群因拥有某种运动爱好聚集在了一起，加深彼此间的沟通和了解，使个体能够获得一种社会归属感。其次，锻炼身体与娱乐消遣对居民感知利益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体现了休闲体育的健身与娱乐价值。不过自我提升对健身参与者感知利益的影响最小，可能由于居民的休闲健身意识比较薄弱或者是休闲健身的吸引力不够，使得参与者忽视了休闲健身对完善、提升自我的积极作用，未来在休闲健身的文化建设上应该加强。

图2 社区居民休闲健身参与意愿研究结构方程路径系数图

3.3.2 在保健因素中，居民参与休闲健身影响因子依次为休闲机会、政策制度、信息反馈、服务管理，休闲机会是居民最关注的感知风险。休闲机会指的是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与费用以及自由选择的活动项目与服务价格，这对于家庭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而言影响较大。另外，政策制度与信息反馈对居民感知风险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休闲体育信息服务平台是公众与政府围绕休闲体育信息沟通的重要途径，居民十分担心平台中信息反馈的通畅性问题，一方面自己的休闲健身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对于政策的制定与落实也会产生偏差。不过服务管理对健身参与者感知风险的影响最小，由于目前健身培训行业竞争十分激烈，健身俱乐部只有提升服务水平与质量，树立良好的口碑形象，才能吸引更多的休闲健身参与者。因此，与其他影响因子相比，居民对其的关注程度较低。

3.3.3 在社会交换理论中，感知风险对于感知利益以及参与意愿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表明居民对于感知风险持续关注时，对于感知利益以及参与意愿的关注度会降低。并且，从感知风险与感知利益对居民参与意愿路径系数的绝对值可以看出，感知风险的作用略大于感知利益对居民参与意愿的影响。一方面，居民在决定是否参与休闲健身前会进行利益和风险的权衡，若居民的感知风险越高，居民就不太愿意参与休闲健身；而若居民的感知利益越高，居民会愿意参与休闲健身。另一方面，相对感知利益而言，居民更加关注参与休闲健身带来的风险与损失，感知到的风险较大时，居民参与休闲健身的积极性便会受到抑制。因此，如何正确识别、有效防范风险，成为了当下较为紧迫的任务[31]。

4 结论及启示

社区居民休闲健身参与意愿模型是一个综合性的、具有层次的结构模型。区别于其他学者的研究，本文整合了双因素理论中的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以及社会交换理论中的感知利益与感知风险这四个维度的影响因子，从而使社区居民休闲健身参与意愿研究更加全面深入、科学合理；通过SEM法构建了社区居民休闲健身参与意愿模型，发现出社区居民休闲健身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对不同地区、年龄、身份的社区居民进行调查，使本文的模型建立更具代表性，从而挖掘出社区居民参与休闲健身的问题及需求，为休闲健身参与意愿的激励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加大居民休闲体育健身的政策支持，保障居民参与休闲健身的权利与利益。例如在发达国家中，德国有“家庭体育奖章”的制度，加拿大有鼓励居民体育健身的《积极人生计划》，荷兰还有《荷兰人在运动》计划，各国都很重视将居民列为体育健身的重点对象，不断满足居民的休闲健身需求。②提高休闲体育设施建设与服务水平。政府部门应充分利用社区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建立与社区居民休闲健身需求相适应的配套设施，并以政府补贴的方式进行公益性与营利性相结合的休闲体育公共服务。③进行休闲体育活动的风险预防与处理。如在广州每年举办的“横渡珠江活动”中，不仅备有救生员和救生艇的安全防护, 每位参加者还会佩戴IC芯片的手带，以确保安全第一。这样的做法可以使参与者感受到组织者的重视与关心，从而对活动产生信任并愿意参与其中。④教育、引导休闲者的休闲行为方式，树立健康的休闲观。一方面良好的休闲行为有益于身心，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通过普及休闲知识，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休闲的本质、休闲的意义以及与人类价值与情感的重要联系。

尽管本研究发现了不少有意义的研究结果，但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问卷收集样本量不足，样本的单一或缺乏会导致研究的分析和结论有所偏差。第二，社区居民休闲健身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在变量选取中未把教育、文化、社会等因素考虑进去，未来有待进一步扩充与验证理论假设，对问题分析得更加全面、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