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境

李花蕾

南宋开禧三年（一二0七）正月，一位名叫方信孺的青年登门拜访，问诗陆游。其年陆游八十三岁，退居山阴镜湖多年，方信孺三十岁，时任萧山县丞。后生晚辈虔诚就问，陆游欣然手书“诗境”二字相赠（事见刘克庄《宝谟寺丞诗境方公行状》）。孰料，这两位年龄相差五十三岁的诗人之间的一次寻常的交游，竟在诗界引起了一个绵延数百年的“诗境”情结。方信孺在此后的仕宦生涯里，几乎每到一地，都会择山水之尤兀奇处，摹刻放翁先生所赠“诗境”二字。

嘉定四年（一二一一），放翁早已放舟东海，弃世三年，方信孺时知韶州，在武溪九成台（位于今广东韶关市曲江区）刻下“诗境”二字，跋曰：“开禧丁卯正月书。时信孺丞萧山，而放翁退居镜湖，年八十三矣。后五年嘉定辛未，信孺假守曲江，谨抚刻于《武溪深》碑阴。九月旦莆田方信孺识。”（抗战时期，武溪诸石刻遭日军炸毁。）次年，方信孺知道州（今湖南道县），筑“诗境”诸景（见方信孺：《 九嶷环观记》），并将“诗境”刻于窊尊（今不存）。后转任广西，在桂林中隐山、隐山、龙隐岩三刻“诗境”：中隐山刻于嘉定六年，云：“诗境癸酉三月三日游”（此处“诗境”为方信孺之号）。隐山“诗境”刻于嘉定六年（一二一三）九月（石刻今不存）。龙隐岩“诗境”刻于嘉定七年正月，二字中间有“陆游书”三小字，跋语分列于左右，云：“此字始刻于韶之武溪，再刻于道之窊尊，三刻于桂之龙隐岩。嘉定七年正月望，方信孺孚若。”（石刻今不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日本京都大学藏有拓本。）

刻石之外，方信孺还以“诗境”自号。刘克庄称方信孺为“诗境方公”“诗境方公信孺”“诗境公”（见刘克庄《诗境集序》《方景绚判官》《方元吉诗》）。清人翁方纲、陆增祥、杨翰等人的金石著录均言方信孺号“诗境甫”。据刘克庄所撰《行状》，方信孺知真州（今江苏仪征）时，在中堂作复阁，匾文“诗境”。另据刘克庄《后村集·仲弟诗》题跋，方信孺曾珍藏陆游手录诗稿一卷，题云：“七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九日，计七十八日，得诗百首。”

以上种种，足见方信孺对“诗境”的珍爱，陆游的手泽已然成为一个精神符号，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里，如影随形。陆耀遹《金石续编》曾对此感慨道：“信孺固自号‘诗境甫，其题临桂之西山、中隐山、北牖洞，皆但书‘诗境以代姓名，又尝名其集曰《好庵游戏诗境集》，刘克庄序之。信孺殆有诗境之癖，何其抚勒不厌邪！”

“诗境”二字究竟隐含了什么样的魔力，使方信孺“抚勒不厌”呢？关于方信孺，《宋史》于《陆游传》后，有《方信孺传》，称其“有隽材，未冠能文，周必大、杨万里见而异之”。方信孺性格“疏豁豪爽”，诗作得好，他交游的更是一代文豪，年少时便得交辛稼轩（弃疾）、陈同父（亮）等当世大贤（《行状》）。刘克庄在《诗境集序》中说：“诗境方公时语出惊人，为诚斋（杨万里）、放斋（曹粹中）所知。稼軒所居雪楼火，公唁之，有‘何处卧元龙之句。时乐轩（陈藻）章豪一世，公以偏师劘垒。……岂非阜陵（宋孝宗）所谓‘气高天下者为之本欤！”信孺之诗，走的是“气高天下”之路。气高者往往难于下人，与陆游的一面之缘，却带给方信孺如此巨大的影响，可见陆游不仅在诗格上对方信孺有所指点，在人格方面亦对方信孺有所教导。

所谓诗境，指诗歌创作时的环境，也指诗歌表达的精神意境。唐人先有“诗境”一说，王昌龄《诗格》称“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仿佛诗境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可以根据心情去勾皴点染。然而白居易《秋池二首》又说“闲中得诗境，此境幽难说”，将诗境视作一种可意会而难言说的幽境，要到达这个境界，还得有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须在“闲中”，须“身闲无所为，心闲无所思”。那么陆游所说的又是何等样的“诗境”呢？想来野老闲居，为远方来的小诗友作书，他所题的“诗境”，一定兼具王昌龄之格与白居易之闲，是那种雅致闲情的、属于湖山林泉之乐的诗歌境界吧？

却不然。陆游作诗忌“雕琢”（《夜坐示桑甥十韵》“大巧谢雕琢”），提倡“诗到无人爱处工”（《明日复理梦中意作》），即不刻意营造某种境界。所作《示子遹》诗说：“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诗外”在哪儿？在诗人的情怀和对生命的关怀中，诗人移此“情”于诗，于诗中见真性，便是诗境。陆游一生创作诗歌近万首，营造了一个“以气为主”的诗境（《桐江行》“文章当以气为主”），他的浩然之气，是倾注在家国之中的。正如梁启超《读陆放翁集》所言：“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在国破半壁的形势下，陆游南冀王师，北望中原，虽有溪柴狸奴相伴，梦中却总是铁马冰河，家国情怀是他一生的“诗境”。

在方信孺来访的开禧二三年间，南宋正经历一场名为“开禧北伐”的悲喜剧。在丞相韩侂胄的主持下，南宋仓促发动了对金朝的复仇战争，试图收复北方的旧疆。然而宋军全线大败，几乎重蹈靖康之耻的覆辙。陆游、辛弃疾都是这场战争的积极支持者，因而失败给他们的打击更甚。可能通过忘年好友辛弃疾的中介，方信孺才来拜会隐居镜湖的放翁先生。陆游在给小诗友题字之余，会说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一老一少间的谈论与唱和，一定离不开时事国运。这一点，大致可从陆游作于方信孺到访之年的诗略窥一二：

渔村樵市过残春，八十三年老病身。

残虏游魂苗渴雨，杜门忧国复忧民。（《春晚即事》）

老民愿忍须臾死，传檄方闻下百城。（《五月二十一日风雨大作》）

老生自悯归耕久，无地能捐六尺躯。（《闻蜀盗已平献馘庙社喜而有述》）

传闻新诏募新军，复道公车纳群策。

忠诚所感金石开，勉建功名垂竹帛。（《秋日村舍》）

得官若使皆齐虏，对泣何疑效楚囚。（《观诸将除书》）

诗中这位忧国复忧民、忍死、欲捐六尺躯的诗人，顿于山水之间，看山远，露忧伤之怀;看水东，振奋发之志。心无时无刻不在国事，诗无句无字不在恢复，所书所赋自然“十九从军乐”，其中怎会有闲士仁山智水、优哉游哉的靡靡之风？

刚从陆游处获赐墨宝不久，方信孺便以国信所参议官的身份被派往金国议和。《行状》载命下之日为开禧三年正月三日，九成台“诗境”跋云开禧三年正月书，在陆游赐赠墨宝之时，想必已经知道方信孺出使之事，他写下“诗境”二字，定然寄托了对这个年轻人不辱使命的期待和至嘱。而方信孺于临行前来拜访这位日夜盼望“王師北定中原”的老人，怕也是希望得到某种精神鼓励吧！

开禧三年四月至八月，方信孺接连三次出使北朝。《宋史》《金史》等书详细记录了这三次出使的经过。金人提出五个要求：反俘、归币、缚送首谋、称藩、割地，信孺不允，金人便将他关入狱中，以利刃威胁，断绝薪火饮水，云：“五事不从，兵南下矣。”方信孺辩对不诎，据理力争，以口舌挫敌锐气。金人以死相胁，方信孺乃应道：“吾将命出国门时，已置生死度外矣！”金人计屈情见，拿方信孺没有办法，和议最终未能达成。南宋后改派王柟出使，订立了“嘉定和议”，五事皆允。虽如此，方信孺的凛然正气却令金人念念不忘，称“公论所推，虽敌人不能掩也”。金人恐怕难以理解在方信孺这样一位文弱书生的心中，横亘着怎样的信念。

张栻、朱熹的弟子陈孔硕则评价方信孺的诗作为“诗之极致，所谓‘中庸不可能者”。何为“中庸不可能”？说白了，就是“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这或许能为我们破解“诗境”的奥秘提供一把关键性的钥匙。方信孺从陆放翁那里继承的“诗境”，正是屹然立于艰危环境下的强大的精神力量，方信孺不仅服为终身的信条，并且四处播散，希望点起人们爱国的火种。

经过方信孺的数次摹刻，“诗境”情结逐渐在诗界发散，清代学者爱之尤甚。乾隆中，翁方纲任广东学政，亦是偏爱此二字。他在韶州得到《武溪深》碑阴“诗境”拓本，匾于书斋，称“诗境轩”，成为与友人赏碑论文之所。翁方纲制墨玩印，皆拟“诗境”二字。杨翰《粤西得碑记》云：“宋刻中最喜方孚若刻放翁‘诗境二字。……余守永州，即得龙隐岩拓本，与何贞老同赋诗数百言。……忆在长沙，过何贞老斋中谈金石，见放翁‘诗境字，云得自吴门翁苏斋，一再题之，坐卧其下移时。”因爱二字清雅，杨翰构“诗境”亭，又重刻“诗境”于园，云“是世有‘诗境第四刻”。另据杨翰记载，何绍基在家塾题“诗境”榜，黄之隽则以“诗境”名其斋。

今桂林独秀峰读书岩有道光间广西巡抚梁章钜所刻“诗境”，罗城县主簿余应松为之跋，曰：“宋方孚若尝镵陆放翁所书‘诗境于龙隐岩，盖至此凡三刻，其倾倒于剑南者至矣。恐其久而漫漶，乃乞福州梁大中丞重书，模刻于读书岩石壁，为名山增一墨宝，犹方志也。”绍兴沈园以陆游《钗头凤》词著名，今园内太湖石上刻“诗境”二字，系据龙隐岩拓本模刻。

无形中，围绕着“诗境”，形成了一个意境优雅的文化传承。陆游当日挥毫泼墨之际，恐未料到“诗境”二字的影响如此深远。后世将“诗境”刻于山，镌于印，匾于斋，构于亭，榜于门，成为美的意象。然“诗境”究为何指？后人离开南宋的时局环境，已疏隔于陆游、方信孺彼时的心境;今人于游山玩水之际，忽见“诗境”二字呈于眼前，唯爱慕其美以及趣，至于诗境的真意，就由众人遐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