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诗楠

在自由主义理论家眼中,作为自由贸易以及跨境流动的先锋,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的重要性凸显。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跨国公司的“无国界”“去国家化”或“去政治化”的特质能够超越国家层面,在未来多中心或多主体的全球治理机制中担当重要角色。然而,随着以中美竞争为主线的大国竞争格局逐步显现,跨国公司(不论其母国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东道国(不论其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营行为也逐渐变得“不自由”。其中,高科技跨国公司受到的掣肘尤为明显。本文从先进技术的发展与国家间竞争的关联度切入,探讨高科技跨国公司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重合的机制,并以此探讨这类跨国公司(再)政治化与(再)国家化背后的动因、对中国的影响以及未来的应对策略。
在行文逻辑上,首先,对既有文献进行回顾,梳理自由主义理论对跨国公司角色的两大假定,并基于现实的进展对这些假定进行反思。其次,基于先进技术的特质,探讨高科技跨国公司(再)政治化的内涵,即在国内层面的“政企互赖”及其在国际层面引发的“国家间互忧”。再次,提出技术主权观念的出现及全球传播对高科技跨国公司(再)国家化形象的塑造。而这种观念的出现不仅会推动企业和政府公共关系战略的调整,同时还会促使各国对来自外国的高科技跨国公司进行规制、限制甚至是打压,而这类行为在自由主义理论中是不合法的。最后,对相关问题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影响进行简要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的应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