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新建设》杂志

刘晓焕 李 强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曾经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是1924年1月，国共两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孙中山先生接受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功实现了两党的政治合作，极大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第二次国共合作则是在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被迫与共产党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迎接中国共产党诞生100 周年即将到来的今天，回顾、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程及其成功经验，或许不无裨益，而97年前出版发行的《新建设》当可以为我们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新建设》第1 卷第2 期（封面）

一、《新建设》杂志之简介

笔者家中收藏《新建设》（第1 卷第2 期）1 册，1923年12月20日出版，16 开，铅印，152 页。编辑及发行均为《新建设》杂志社；社址：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186号；总代售处：上海民国路上海书店。封三还印有它设在上海、北京、天津、保定、济南、长沙、太原、开封、云南、武昌及香港、巴黎等20 多处代售处。封面下方目录中钤有一红色方印“新经济学会之图记”，尺寸4×4厘米，显系当年曾为“新经济学会”所收（购）藏。扉页还刊有孙文（孙中山）题词“建设新基”手迹。

孙中山“建设新基”题词（手迹）

其主要内容有：《“训政”说研究》（恽代英）、《国民党的特征》（韩觉民）、《中国革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曾伯兴）、《革命与制宪》（靳经纬）、《革命与党》（张秋白）、《东方民族运动》（卜世畸）、《煤油与国际政治关系》（李伟森）、《国际共管下的奥国》（敬云）、《国民党改组》（彰明）；“时事述评”刊有《外舰压迫粤海关事件》《赵恒惕陈炯明之北归》《德国革命运动之发展》，作者均为“中夏”。另刊《德国革命运动之发展》（敬云）、《英国的选举竞争》（敬云）、《西伯利亚脱逃记》（托洛斯基著、罗章龙译），最末一篇则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

《新建设》第1 卷第2 期所载《革新评论》（第2 卷第8 期）、《新青年》（第2 期）目录

该杂志系笔者2008年11月12日于北京报国寺收藏市场购得。迄今尚清楚地记得：当时，笔者在报国寺最后一座大院的书亭边，看到摆着几本旧杂志，其中就有这本《新建设》杂志，遂上前询问其来历。据书亭老板称：是《工人日报》社的一位编辑前几天刚刚送来的。笔者拿在手上略一翻检，初步认为此刊物当为国民党进步人士所办——且凭借十几年的书刊收藏阅历与经验，断定它确系当年原汁原味老杂志而毋庸置疑。虽当时感觉价格略高点，但见刊有恽代英、邓中夏、李伟森、罗章龙等早期共产党人文章，其价值自然不言而喻，遂毫不犹豫购置囊中。

回济南后，翻阅相关工具书，结果均未查到其出处。几日后，致电北京的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专业委员会主任李润波先生，李先生来电曰：暂时查不到其出处与沿革，但他同时认为：“应是国共合作时期的刊物，较珍贵。”踌躇之中，12月5日又请教我国新闻史学界泰斗、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方汉奇教授（此前有过联系），方教授仔细询问了其来龙去脉及大致内容后，认为：此刊“应是中共办的刊物，很少见到了”。

同年12月8日，笔者又专门咨询了济南书报刊收藏家张慧民先生（笔者多年的一位书友），承他热情翻阅了相关专业的工具书、辞典等资料之后，告诉笔者：《新建设》杂志，1923年创刊，1924年8月停刊（月刊），共出版至第2 卷第2 期，它系“国共合作时期的进步刊物”。

二、《新建设》杂志与上海书店

作为总代售《新建设》杂志的上海书店，是我党为了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在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的1923年11月1日建立的，因此一直被誉为“中共中央早期的出版发行机构”。它设址在上海南市小北门民国路振业里11号（今黄浦区人民路1025 号）。当时，具体负责上海书店业务的（经理）是徐白民。据相关材料记载：“考虑到上海书店处于鱼龙混杂的大上海，不宜由身份公开的党员或在党内担任要职的党员负责，党中央特地从浙江一所女子师范学校调徐白民来上海主持书店筹建及日常管理工作。徐白民根据瞿秋白的建议，租下华界与法租界交界处的民国路振业里11 号这套街面店房，将楼下布置为书店，楼上过街楼作为宿舍和党内活动的秘密场所。经周密准备后，同年11月1日，徐白民在门口挂上搪瓷招牌，上书‘上海书店’四个大字，书店就此开业了。”［1］

上海书店成立时，在当时出版的《前锋》《新青年》《新建设》等杂志上刊载了“开幕启事”，告诉读者：我们要想在中国文化运动史上尽一部分责任，所以开设这一小小的书铺子。我们不愿吹牛，我们也不敢自薄，我们只有竭我们的力，设法搜求全国出版界关于这个运动的各种出版物，以最廉价格献于读者之前，这是我们愿负而能负的责任。

《新建设》第1 卷第2 期所载《上海书店启事》

上海书店的任务是：党的所有对外宣传刊物，除最早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共青团中央主办《中国青年》外，还有《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等刊物，统一由上海书店出版发行。同时，此前已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的“新青年”社所有现存书刊也都移交上海书店发行。1924年，上海书店除重印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等书外，还新出版了卓恺泽编、恽代英改正的《青年平民读本》（共4 册），张秋人译《将来之妇女》，萧楚女著《显微镜下的醒狮派》，李求实编《革命歌声》及沈泽民译《恋爱与道德》等书。另据介绍：“上海书店自开业以来就以‘在中国文化运动史上尽一部分责任’为开办宗旨。因此，书店自创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曾秘密发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反帝国主义运动》《平民千字课》《夜校教材》《世界劳工运动史》等20 多种新书，还负责销售已被封闭的新青年社所有存书以及由瞿秋白主编的《社会科学讲义》等书刊。”［2］

1925年12月，中共中央又派毛泽民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领导上海书店和印刷厂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上海书店迅速发展，经营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到1926年，中共在长沙、广州、南昌、宁波等大中城市先后开设了发行机构，在香港和巴黎也设立了书报销售点，而上海书店即这些机构书籍来源的供应处。［3］

为使读者购书方便，上海书店还先后设立了沪西、沪东、沪北等分销处。

随着上海书店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爱国青年接踵而至。而上海书店较强的号召力，也逐渐引起了反动派的极度恐慌。1926年2月3日，直系军阀孙传芳部进驻上海不久，淞沪警厅就以“印刷过激书报、词句不正、煽动工团、妨害治安”的罪名，派出探警强行封闭了上海书店。［4］

三、《新建设》杂志与《建设》杂志

我们认为，《新建设》杂志或为《建设》杂志的“升级版”。因为国民党最早的机关刊物名即《建设》。据王桧林、朱汉国主编《中国报刊辞典（1815—1949）》一书介绍：“《建设》，中国国民党机关刊物，1919年8月在上海创刊。朱执信、胡汉民等主编，月刊。原为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理论刊物，1919年10月后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的机关刊物。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发表过孙中山的《实业计划》等重要著作，并收录了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戴季陶、汪精卫等早期国民党人的大量政论文章与译著，反映了孙中山及早期国民党人在接受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以前的思想状态。……1920年12月 停刊，共 出2 卷18 期。”［5］在其创刊号上，刊登了孙中山亲自撰写的《（建设）杂志发刊词》一文。［6］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同样寄予愿望的《新建设》杂志上，孙中山亲笔题写了“建设新基”，以示对国民革命及理论建设的殷殷期望。

四、《新建设》杂志的几位主要撰稿人

《新建设》（第1 卷第2 期）杂志上的几位主要撰稿人，均为我党早期著名的领导人、理论家，如恽代英、邓中夏、刘仁静、李伟森、罗章龙等。

恽代英（1895—1931），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报刊活动家，笔名但一、天逸等，原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武昌。1919年，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今湖北中医药大学校址）毕业后，任该校附中部主任。同年，在武汉领导“五四运动”，同时开始为《新青年》《少年中国》《东方杂志》等报刊撰写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1920年，和林育南（湖北黄冈人，中国早期职工运动和青年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等一起创办利群书社，帮助武汉学联创办《学生周刊》。同时参与编辑《武汉星期评论》，传播新文化思潮。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安徽、四川等地从事教育事业，开展革命活动。1923年，到达上海，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主编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他和毛泽东、邓中夏、向警予等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工作，编辑（一说主编）《新建设》月刊，宣传我党原则立场，批驳国民党右派的种种谬论。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主编党刊《红旗》。1930年5月，在上海遭国民党政府逮捕；次年4月29日，于南京惨遭杀害。其主要著作收入《恽代英文集》。［7］

邓中夏（1894—1933），笔名仲懈、邓康等，湖南宜章人。曾在北京大学学习，1919年3月，组织发起“平民教育团”，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3月，在北京和李大钊等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在北京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初，在长辛店组织“长辛店工人俱乐部”。1922年到1923年，领导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等。中共第二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同年10月，在南京英勇就义。著有《中国职工运动史》等。

刘仁静（1902—1987），字养初，笔名有敬云、竞人、子云、仁静、刘宇等，湖北应城人。1919年，在北京大学就学时参加“五四运动”。次年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和邓中夏在京创办《先驱》。1923年，在北京主编《政治生活》，任团中央书记。1926年，去莫斯科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后参与托洛茨基派的活动。1929年，离开莫斯科辗转回国后，即进行托派组织活动，旋被开除党籍。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七七事变”前出狱。195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国务院参事等职。

李伟森（1903—1931），乳名伟生，学名国纬，字北平，笔名有伟森、求实、林伟、南平等，湖北武昌人。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参加“二七”大罢工。翌年，由团中央选派赴苏联学习，任中国共青团驻莫斯科总代表。1925年回国，次年任共青团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主编《少年先锋》。在共青团第二、四、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团刊《中国青年》。1929年，调中共中央宣传部，任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编辑，并在1930年参加“左联”。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东方旅社被捕。同年2月7日，被国民党杀害于龙华。与其同时遇难的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五人，史称“左联五烈士”。出版有《动荡中的新农村》《俄国革命画史》等著作。

罗章龙（1896—1995），原名璈阶，笔名有文虎、沧海、无我、章龙等，湖南浏阳人。1917年，毕业于长沙第一联合中学。次年冬，参加发起新民学会后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参加发起马列主义学说研究会与共产主义小组，为北京大学支部负责人，中共北方区委员会的组织者和领导成员之一，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部主任。参加领导了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和“二七大罢工”。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央秘书和宣传部长。中共五大中央委员、六大候补中央委员，后曾负责中央工委和全总党团工作。1931年，因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新中国成立后，在湖南大学等校任教授，曾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而对于《东方民族运动》的作者卜世畸，笔者颇费了点功夫才查得此人一点底细：据《黄埔军校的七任政治部主任》一文介绍：卜世奇（或当为“畸”之误？），湖南人，留俄甚早，留俄同学们都称他为“老大”，曾任苏联驻中国顾问鲍罗廷的翻译。东征陈炯明时，他和加仑将军及邵力子、蒋介石生活在一起；蒋经国在俄学习期间，也曾得到他的关照。周恩来1925年1月被任命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时，黄埔军校第四任政治部主任一职便由卜世奇代理。但由于卜世奇工作繁忙，很少到军校来，不久有关方面派包惠僧来接任了他的政治部主任一职。卜世奇全面抗战时期曾任张冲的副手，张冲死后，他接任顾问事务处处长，后在台湾去世。［8］

五、国共两党合办《新建设》杂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

《新建设》杂志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合办的刊物。笔者此一结论并非凭空虚言。

查阅《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文可知，该文除刊有1923年6月12—20日在广州召开的“三大”代表名单外，并指明：“议事日程的主要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讨论的依据是共产国际的决议。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第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第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这个问题经过两天热烈的讨论，最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有：《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和《向导》。此外还有《工人周刊》（北京）、《警钟》（湖北）、《劳动周报》（广东）、《新建设》（上海）和《新时代》（湖南）。”

文章作者在为《新建设》杂志所注文字曰：“当时上海的《新建设》，是我党和国民党合办的刊物。”此文末尾另附编者文字曰：“（此文译自俄文稿。原稿存于1957年苏共中央移交给我党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中，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9］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是我党“联合战线”理论与实践的胜利。此前，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原是一个组织松懈、成分复杂的团体。它的前身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1914年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1919年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但内部仍混有不少官僚、军阀和政客。其中右派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实力派，如杨希闵、刘震寰等，拥兵自重；另一部分是元老派，如邹鲁、谢持、冯自由等人。在推翻清政府的斗争中，这些人曾经很积极，但当“十月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建立、工农运动蓬勃兴起时，他们感到了恐慌，遂逆历史潮流而动。而真心实意协助孙中山实行国共合作的只有廖仲恺、何香凝、宋庆龄等少数人。孙中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已逐渐觉悟到国民党“组织未备、训练未周”［10］，“分子此刻过于复杂，党内的人格太不齐”［11］，必须进行改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使孙中山终于找到了正确的答案，“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12］，遂决心改组国民党，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也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进攻中国革命力量，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要想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必须谨慎地“利用各种机会（哪怕是最小的机会）以获得人数众多的同盟者，尽管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同盟者”［13］。

中国共产党把改组国民党作为自己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具体步骤，曾派李大钊等亲赴上海，与孙中山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

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2年9月起，开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当年9月4日，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改进会议上，孙中山即席解释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应邀参会并讲话。11月15日，孙中山召集国民党代表59 人开会审议改进方案。12月16日，在上海召集各省代表65 人开会，审查国民党改进宣言及党纲党章。1923年1月1日，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随即公布了党章（草案），并任命了国民党本部各部长，林伯渠为总务部副部长，廖仲恺、陈独秀等21 人为参议，具体实施改组计划。

虽然国民党的改组与新生，遭到了以冯自由、谢持、居正等右派分子的激烈反对，但他们遭到了孙中山的训斥：“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14］并开除了冯自由的党籍。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粉碎了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的种种企图，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参加。在孙中山主持下，大会开得非常成功，并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政治主张，从而成功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六、《新建设》杂志的历史文献价值及其对后人的启迪

笔者根据对目前相关史料的考查，觉得《新建设》杂志的历史文献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虽说《新建设》杂志是我党与国民党合办的刊物，但笔者更倾向于认定“恽代英主编《新建设》”这一说法。因为单从该期文章篇幅上来看，恽代英、李伟森、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等共产党人文章占绝大多数。它对于早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宣传我党政治主张、扩大舆论阵地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当年吸收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加入共产党阵营里，无疑具有摇旗呐喊的作用。另外，从恽代英、邓中夏等战斗檄文影响力来看，它对揭穿国民党内右派的阴谋、分化顽固派、使其左派向中共靠拢方面的特殊作用不容忽视。

2.《新建设》杂志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成功的珍贵史料。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与帮助下，孙中山先生力主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是于1923年11月29日正式公布的，而于是年12月20日出版的该期《新建设》或许正是其“首发刊”，即首先正式披露的刊物。它显示了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国共合作成功之前双方的融洽氛围。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国共双方已明确认识到只有携起手来整合力量、并肩战斗，才有可能战胜帝国主义的走狗及新军阀。

3.《新建设》杂志在宣传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做出了贡献。我们注意到，该杂志虽刊登书目广告较多，但其绝大部分篇幅内容乃我党出版的书籍、刊物。如封二为《新青年》第2 期（1923年12月20日出版）主要目录，刊陈独秀、张秋人、瞿秋白、曹靖华、蒋光赤（慈）、周佛海文章及张国焘译文；第16 页刊《中国青年》第9 期要目，该期载恽代英、邓中夏、毛泽民等人文章；而第54 页整篇幅刊“上海书店启事”，是为该店发行的《社会科学讲义》一书广告，共7 条，200 余字；第74 页刊“新青年社出版书报目录”，包括：《新青年丛书》（6 种）、《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4 种）、《马克思全书》（2种）、《列宁全书》（5 种），以及《新青年》《前锋》《向导》杂志等。

通过翻阅这份97年前的老杂志，我们后人是否能够从中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呢？

第一次国共合作，我党尚处于幼年时期，对统一战线没有经验，虽然对公开的国民党右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但对其新右派缺乏认识，因而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经验教训在于：

第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政治领导，统一才有正确的方向。

第二，只有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统一战线才能坚持与巩固。

我党成功地解决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成功经验，也再一次印证了这一点。就拿2019年发生的“香港暴乱”来说，倘一味“维持稳定”“维持繁荣”，单纯从经济上支持支撑，势必给那些极少数别有用心的“港独”分子可乘之机；外国势力还可能乘虚而入，制造混乱，分裂国家，危及主权。直至2020年5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港区“国安法”，“国安办”进驻香港，香港的局面才有了根本改变。“香港暴乱”的现实真正使我们认识到：维护国家主权安定，才是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的首要前提。这一点，或许对于我们解决台湾问题也有所裨益。

【注释】

［1］《上海书店遗址》，载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文物局编《中国共产党早期在上海史迹》，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9 页。

［2］《上海书店遗址》，载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文物局编《中国共产党早期在上海史迹》，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9～101 页。

［3］《上海书店遗址》，载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文物局编《中国共产党早期在上海史迹》，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 页。

［4］《党在早期建立的出版发行机构》，原刊于《出版史料》第1 期，学林出版社1982年版；《上海书店遗址》，载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文物局编《中国共产党早期在上海史迹》，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101 页。

［5］王桧林、朱汉国主编：《中国报刊辞典（1815—1949）》，书海出版社1992年版。

［6］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第1 卷上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7］王桧林、朱汉国主编：《中国报刊辞典（1815—1949）》，书海出版社1992年版，第471 页。

［8］马广志：《黄埔军校的七任政治部主任》，《退休生活》2008年3 期。

［9］《党史研究》编辑部编：《党史研究》1980年第2 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 页。

［10］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1923年），载徐辰编《宪制道路与中国命运——中国近代宪法文献选编（1840—1949）》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42 页。

［11］《晚年孙中山困境中的抉择》，载龚铭、张道有主编《中山先生的一天》，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7年版，第208 页。

［12］金冲及：《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45 页。

［13］ 《列宁全集》第34 卷，第52 页。

［14］孙欲声：《试论第一次国共合作》，《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 期。又见刘惠吾主编：《中国现代史论文摘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