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他者”思维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反观
——以《古诗十九首》为例

谢艳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430073）

一、诗词翻译中的“我者”与“他者”

二、从叙事语法视角反观《古诗十九首》

另外，标点符号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更是不确定的，因为古汉语原本就没有标点符号。一些诗词在加上特殊的标点符号——如引号——之后，语法结构明确了，叙事抒情显得更加生动。《孟冬寒气至》中有四句诗：“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如果仅仅使用逗号和句号将诗行隔开，这四句诗就只是描述性的话语。西顿将这四句译为：

他将描述性的话语译成直接引语，诗中叙述的故事一下子就生动起来，情趣横生，拉近了读者与故事的距离。由此可见，借助“他者”思维，通过西方语法结构分析，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和理解中国诗词中的叙事“基型”，还可以拓展诗词阐释空间。

三、从叙事逻辑视角反观《古诗十九首》

虽然《迢迢牵牛星》被誉为中国爱情诗的佼佼者，虽然其结尾两句——“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极为出彩，但此诗却犯了一逻辑错误，那就是前后矛盾。此诗一开始用“迢迢”叠词描写牵牛星和织女星（河汉女）之间相隔遥远，其倒数第三四句却说“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银河的水清，而且不深，牵牛与织女相去也并不远。这与开头的“迢迢”相矛盾，前面不是说他们相隔很遥远吗？这里怎么又说“相去并不远”？他们相隔只是河的两岸，而且可以对望。或许我们可以用现代文艺批评中的“地理距离”和“心理距离”解释开头是遥远的地理距离，结尾是说并不遥远的心理距离，似乎这样可以将矛盾转化过来，但是这一解释未必适合中国古典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