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

保拉·佩罗尼　鞠薇

去年，安东尼奥·格雷科用锤子杀妻未遂，之后自杀身亡。妻子入院抢救，伤势危殆，医生无法做出预后判断。消息传来时，我很惊讶安东尼奥等了这么久才想杀死玛丽亚。

我的祖父母住在罗马，安东尼奥还是小伙子时就被雇用为司机和管家，后来娶了在家中当厨师的玛丽亚。多年来，这对夫妇始终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帮忙准备圣诞晚宴和其他庆祝活动。但是，祖母最先认识的是安东尼奥。

“我警告过他，他在犯一个错误，”每当谈到他的婚姻，祖母都会这么说，“那个女人整日牢骚满腹，简直能把人逼疯。”

安东尼奥是她雇用过的最能干的管家，然而，在他结婚后，祖母却甘愿放他走，给他安排了一份挣钱多的工作，在家族公司里当司机。也许她觉得自己负有责任，毕竟，他是在她家里工作时认识了玛丽亚，他需要更多的薪水来养家糊口。

家人决定不告诉祖母安东尼奥杀妻未遂以及自杀的事情，说她经历的痛苦已经够多了。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她还活着，思维敏锐，对她来说，这意味着她还当家做主，但是没有人听我的话。我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选择远离家人是为了防止干扰，现在我却被防止干扰他们。

那时我住在纽约，但我回到罗马，陪伴祖母度过她的最后一个圣诞节。在过去的六年里，我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节日。平日纷乱的罗马在节日期间变得更加令人窒息，那些纪念碑、教堂、鹅卵石街道和喷泉所散发出的往昔荣光，在疯狂的圣诞活动中消失殆尽。

祖母住在一个远离喧嚣的住宅区。她的房间位于那幢朴实典雅的18世纪房屋的顶层，高高的天花板和古色古香的家具夺人心魄，但厨房配备着旧式火炉和水槽，没有任何现代设备，是一个诱人的聚会场所。冰箱里总是放满了食物，而且总有刚烤好的蛋糕。我回去探亲时，每次都要在厨房停留片刻。祖母厨艺精湛，监督每顿饭的准备工作。知道任何时候回到家，都会有现成的饭菜和点心，就好像她一直在等着你，真是令人快慰。

到达罗马的那天，我直接去了祖母房间，没有按照习惯在厨房停留。96岁的她饱受白血病折磨，但头脑依然敏锐。

“我在等你。”我走进卧室时她说。

我站在她的床边。

“你太瘦了。”她看着我说，接着又问道，“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生子？”

“我还没有任何计划。”我回答。

“该考虑了，”她说，“我不希望你孤独终老。”

“家庭并不能保证不孤独。”我答道。

“说点儿我不知道的吧。”她说。

祖母的父亲因财务危机自杀身亡，那时她刚结婚不久。她54岁时，丈夫去世让她成了寡妇。她的两个女儿都已离婚。家人在她弥留之际聚集在她身边，足以证明她在家庭中的主心骨地位。

“你想要的是什么？”她问。

“我不知道。”

“你在洛杉矶建了一幢房子，刚一完工就将它出售，然后搬到了纽约。你从未停下脚步，却依然迷惘。”她说。

她在临终前仍不失威严，但与其他人不同，我并不惧怕她。从小时候起，我就质疑权威。祖母逐渐接受了我的反抗，对她而言实属不易。通过我们的分歧，她赢得了我的尊敬。

“我从来都不喜欢洛杉矶，只是因为工作才住在那里，但我厌倦了这一切。”

“我厌倦了看着我爱的人犯错误。”她说。

“你没有犯过错误吗？”我问道。

“犯过很多，”她说，“但我没有逃避。”

20世纪80年代，绑架之风席卷意大利，家族显赫使我们成了攻击的目标。有一天，我叔叔比往常早离开家，绑匪没来得及抓住他，他就钻进汽车开走了，于是逃过一劫。

我和弟弟当时还在上中学，父母很担心我们的安全。父亲遂决定让安东尼奥开着公司的防弹车送我们到校车停靠站，校车到站后，才允许我们出来，由他护送我们上车。这让我非常难堪，我讨厌坐豪车去校车停靠站，然后在车里等着，远离其他孩子。在冬天，我们隔着寒冷和雨水，羡慕地看着同学们在一起聊天，寻找躲雨的地方。我想邀请他们和我们坐在一起，但车里容纳不了所有人，我又不能从中挑选。弟弟总是拖拖拉拉，有一次害得我们迟到了，没赶上校车，这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安东尼奥不得不在后面拼命追赶，力图在下一站赶上校车，车上的孩子都为我们加油助威。那一刻，我真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在众目睽睽之下，坐在一辆由身穿制服的司机驾驶的豪华轿车里，而弟弟懒洋洋地躺在后座上，半睡半醒，对自己造成的麻烦满不在乎。

我怀疑安东尼奥是否能够防止我们被绑架，但如果有人告诉我，他会杀人而后自杀，我也会持怀疑态度。他又矮又胖，机警好辩，个性开朗。我可以想象，如果他不能把我们从绑匪手中救出来，也会说服他们放了我们。但是我错了，我们无法预测谁能保护我们，或者谁能攻击我们，也无法预测我们会伤害谁，或者拯救谁。

圣诞节前的日子涌动着紧张的气氛。医生提醒我们，祖母随时可能死去，但是她决意和家人一起度过最后一个圣诞节。对我来說，这比医生的话更为重要。我搬了把椅子到她房间，坐在那里看书，她时而睡去，时而醒来。人们进进出出，但我一直没有动。只剩我们俩的时候，她紧紧地盯着我。

“你那小脑袋瓜儿能帮你远离麻烦吗？”她问。

“它让麻烦变得有趣。”我回答。

“这正是我所害怕的。”祖母说。

我也害怕麻烦会找上门。我刚刚结束了和一个洛杉矶男人的婚外情，我与他生病的妻子成为朋友，一直照顾她，直到她去世。我剖析自己之所以缺乏羞耻和愧疚感，是想从目睹爱犬死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这也是我卷入这对夫妇生活的唯一原因。

“有人在纽约等着你吗？”她问。

我从书上抬起头，撒谎道：“我的工作。”

我不仅没有工作，也没有在找工作，因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你不给任何人机会。”她说。

“我给了他们很多机会。”

“你得和一个人继续下去，才能知道他是否值得交往。”她接着说道。

“也许是我不值得交往，也许是我有问题。”

“这就是你害怕发现的吗？”她问。

“我害怕我能做的事。”

“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我们都应该对自己能做的事心存敬畏。”她说。

“我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我说。

“你没出任何问题，也没你想的那么另类。把氧气罩给我，你用光了我的气力。”她说。

护士来照料她时，我留在房间里。我喜欢这个护士，祖母也喜欢她。她是个大块头女人，很有幽默感，举止不慌不忙，让人觉得她做的是一份体面的工作，或者我希望如此。那天，我正在收拾书时，她走进房间，帮祖母取下假牙。为了不显露出我的不安，不让祖母感到尴尬，我没有移开目光。我站在那里，一件童年往事浮现在脑海。那些天我一直住在祖母家，半夜感到不舒服，于是走进她的房间，她摆摆手，阻止我往前走。不过，我还是瞥见她伸手去拿假牙，把它放进嘴里。她是一个有品位的女人，总是小心避免引起别人的反感。这就是她从不和任何人谈论她父亲自杀的部分原因。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但她只是在几年前我冒昧地追问时才说起过。

“什么事你都想知道。”她说。

“你如果不想说就算了。”我说。

“没有人问过，我也从来没有讲过我的故事，也许这是个错误。”她说，似乎如释重负，又有些许不情愿。

“我和父亲很亲近，但我对他的麻烦一无所知。他的死令人震惊。他没有留下遗书，没有解释，一个字都没有，留下的只有债务，包括他为我举办豪华婚礼的费用。”

他是一位著名律师，她在奢华的环境中长大，但他抛弃了家人，而不是直面破产危机，这让她对深爱的父亲失望至极。

“你得偿还债务吗？”我问。

“你祖父的家人不得不介入其中。他们宽厚慷慨，而且有能力负担一切，但这并不能减少我的耻辱。”她说。她知道婆婆并不赞成这桩婚事，认为她是个被宠坏了的女人，对我祖父来说太过轻浮，这无疑加重了她的耻辱。祖母决心证明婆婆错了，而她父亲的自杀更坚定了她的决心。

“我从不要求什么，从不假装什么，也从不抱怨。多年以后，婆婆终于给我写了一封道歉信，说她错看了我。”

“你没有什么可羞愧的。”我说。

“我为父亲感到羞愧。”她说。

祖母去世后，我发现，在她精心保存的信件中，有她丈夫、孩子、孙辈、其他家人和朋友的来信，但是没有她父亲的信，甚至在她的日记里也不曾提到过他。有时候遗漏比供述会暴露更多信息，她对父亲的强烈否定并未消除他在她生命中的重要地位。

爱充满了悲伤：我们拥有的爱，我们缺失的爱，我们给予的爱，以及我们错过的爱。

我想起安東尼奥的儿子，那个小时候和我一起玩耍的沉默寡言的男孩儿，现在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两个孩子。他一边要面对父亲的自杀，一边还要帮助母亲恢复健康。但是，我们所能忍受的痛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希望安东尼奥的儿子能让大家感到惊奇，尤其是让他自己感到惊奇。

很难预见玛丽亚能恢复到正常状态。她可能会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气;她可能会把这个悲剧性话题加入喋喋不休的抱怨中;她可能会用沉默来消除耻辱;她可能无法忍受痛苦，从而追随自己的丈夫，抑或决意改变一切。但是毫无疑问，发生了这样的惨剧，她未来的人生注定会暗淡无光。

平安夜前一天，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要去哪里。那是一个寒冷的下午，整个城市流光溢彩，车辆涌动。安东尼奥的葬礼在附近的一个村庄举行，那里白天恬淡宁静，晚上人们涌上街头，寻欢作乐，丧失了它的魅力。教堂里人不多，在前排，安东尼奥的儿子站在棺柩旁。仪式结束后，人们聚集在他周围，低垂着眼睛，无法面对他。我认出其中一些人，我们默默地用眼神交流，互致问候。他看见了我，走过来，向我伸出手，我用双手轻轻地握了一下。

“你母亲那里有消息吗？”我问。

“昨晚医生说她已经脱离危险，”他说，“我真不知道该期盼些什么。”

我松开他的手，但仍盯着他的眼睛。

“我祖母的父亲也死于自杀。”我说。

“她父亲自杀前没有试图杀人。”他说。

“我祖母的父亲有不同的原因，他挥霍掉了所有钱财。”

“她的情况怎么样？”他问。

“决心撑过圣诞节。”我说。

“真希望我也有同样的决心。”他说。

我动身步行回家，途中经过一座桥。水面上的微光在翻滚的乌云下变得暗淡起来，一道道柔和的色彩从天空中飘落，仿佛画家忙了一天后在冲洗画笔。在这座不朽之城的上空，苍白不均的粉红色模糊了褪色的画布，我立刻感受到那种熟悉而又令我害怕的麻木。爱罗马，就得离开它。

我回到家时，祖母睡着了，护士在隔壁房间休息，我坐在平常坐的椅子上，但不能看书。

“你去哪儿了？”她闭着眼睛问。

“去参加安东尼奥的葬礼了。”我说。

她睁开眼睛，“安东尼奥·格雷科死了？”

“没有人想让你知道，你要假装自己不知道。”我说。我把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她。她专注地听着，但是风烛残年的身体已感受不到太多震惊和意外。

“你做得对。”她说。看到无须对她隐瞒真相，我松了一口气。

祖母撑过了圣诞节。她下了床，坐在轮椅上，像往常一样坐在桌子的上座。这顿饭不是她做的，而是从餐饮公司订的晚餐。她尝了尝每样菜，做着鬼脸：这些食物与她的厨艺没法相比。在吃的时候，我第一次尝到了没有祖母的圣诞节会是什么滋味。

前天，姑姑让我代表全家去给祖母买件礼物。

我感到难以置信，“我们要交换礼物？”

“这是圣诞节，我们总是交换礼物。”姑姑说。

“祖母快要死了，她心里清楚。假装这是一个普通的圣诞节，简直是一种侮辱。”我说。

“安静一次吧，照我的话去做。”姑姑说。

“我不想参与这个游戏，找别人做吧。”说完我转身离去。

尽管我提出抗议，晚饭后，我们还是互相交换了礼物，祖母让我打开她的礼物。

“我没有心情拆礼物。”我说。

“我也一样。”她说。

我的表妹，一个忧心忡忡的女人，走上前帮她拆开。这是一件漂亮的睡衣，她后来下葬时穿上了这件衣服。我不知道是谁买的，但我敢肯定，他在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个。活着的人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癖性，那就是在面对死亡时忽略死亡。

她瞥了一眼礼物，说：“我累了。”

我扶她回到床上，直到这时，我才看出她和我们一起坐在餐桌旁遭受的痛苦。

屋里没有其他人时，我将额头靠在床沿儿上。

“很难保持不变，”她闭着眼睛说，“就连烦恼过一段时间也会变得无聊。”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我接到电话，赶紧冲向祖母的房间。护士正在给她测脉搏，祖母看上去精疲力竭，我知道她就要走了。姑姑打电话给医生，她到了之后，指示护士在静脉点滴中加入镇静剂，护士照着做了。然而，没过多久，祖母就醒了过来，喝了一小口咖啡，接着呼吸又變得沉重起来，持续12小时的痛苦就这样开始了。

直到最后时刻，祖母依然神志清醒，紧紧握着我的手，让我知道她知道我在那里。我相信她想安慰我，但我不需要安慰，我需要结束这一切。

她在那段时间遭受的痛苦让我愤怒。护士取下她的假牙，当我提出抗议时，她说这个时候假牙会让她不舒服。等到别人都离开时，在祖母的配合下，我把假牙放回她的嘴里。

“谢谢你！”她低声说。

我父亲和他的两个妹妹不断地进进出出房间，后来我知道他们一直在忙着安排葬礼。我和表妹留在祖母身边，她能听到我说话，所以，我俯下身，对她说：“我想发现我的价值。”

她向我眨眨眼，意思是我得自己去发现。

我知道祖母的宗教信仰对她来说是一种安慰，我知道她希望我也有这些信仰。令她沮丧的是，我一直拒绝教会，但我的朋友，一个年轻的耶稣会信徒会来给她做临终圣事。

“这是最好的礼物。”祖母拉着我的手说。

真是出乎意料，祖母最终由我托付给基督，也许对她来说这样最有希望。当我看着她死去时，我脑海中唯一想到的天堂是我听一个朋友所描述的地方：在天堂，我们不会伤害我们所爱的人。

那个夜晚祖母离开了我们。

没有人能保护我们。

原载《译林》2020年第6期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插图：曲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