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大学毕业赴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

覃有土

“文革”中高校的“老五届”即1966、1967、1968、1969、1970年毕业的五届学生。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大学生毕业后一般都要到各地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一年半左右。军垦农场是由部队经营和管理的农场，上世纪70年代初，一些军垦农场的确起到了延续大学课堂的教育作用。在这里，大学生们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也经受了艰辛的劳动锻炼。尽管吃了苦，受了累，个个晒得黑黑的，但身体比过去强壮多了，更重要的是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学校”到军垦农场

1970 年 7 月，毕业的消息终于传来了。此时，我们毕业时间已经整整被拖延了一年。这使我们的文凭本应为四年本科的却变成了“五年制本科”。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毕业了。我们是“文革”前高考的“末班车”。我们这一届毕业后也就意味着“老五届”全都毕业了。

一般意义上的大学毕业，至少包含这么三层含义：第一，开设的各门课程全部学完，修满学分或门门考试考查及格以上，德、智、体都达到了要求。但我们五年本科，就只有一年级开了几门课， 以后四年一直停课。这几年的课程只有一门，那就是“文革”这门政治课，无论是文、哲、史、艺，还是理、工、农、医都是如此。说白了，我们的大学基本上是自学过来的。对于文科来说还好一些， 但对理科来说，也就是比高中毕业生多学了一年时间。因此，说我们的基础打得很牢，鬼都不信。第二，毕业也就是离开校园，离开曾经上课的教室，离开住了四五年的寝室，一句话，毕业即离开学校。但“文革”前高考进来的最后一届大学生，在毕业前的大半年早已离开学校，疏散到各地山沟沟去了。各个高校的疏散地，既没有教室，也没有桌椅;既无运动场所，更无图书馆和实验室，连一块标识学校的牌也没有，这哪里还是学校？所以说，我们那一年毕业，离开的学校应该是打引号的学校。第三，毕业也就意味着分配工作，到祖国各个地方去，到各自岗位上去。然而，当年我们大学毕业时，不是分赴各地各工作岗位，而是有组织地从“学校”到军垦农场，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接受再教育”。不同的是，我们一离开“学校”就有工资了，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1970年 7月 30日，我们终于要离开从武汉疏散下来的所在地——荆门县漳河水库，奔赴新的地方。当年，我们湖北大学（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前身）法律系1965年级两个班59个毕业生，除个别人由于身体原因自行找地方插队落户外，绝大多数被分往湖北境内三个军垦农场即沙洋 8199 部队农场、汉川沉湖部队农场和襄阳的襄北部队农场。我被分在沙洋 8199 部队农场。我们班被分到沙洋部队农场的，还有吴方清和孙孝福。我的妻子孟秀香和他们班的两位同学即范士英和杨闯也被分到沙洋部队农场。

沙洋当时是荆门县的一个镇。从住地漳河李家洲到沙洋不是很远，下午3点左右，汽车就开到 8199 部队农场的场部了。这里是个大平原，地名叫七里湖。它南临天门皂市，北靠荆门烟垢。四周实际上就是沙洋劳改农场。部队农场的房子不多，除了女生连外，两个男生连都安排在湖北省省直“五七”干校留下的牛毛毡棚子。

农场的部队首长很重视我们这一批大学生的到来，他们就像欢迎新兵一样，又是敲锣打鼓，又是列队欢迎，晚上还举行隆重的欢迎晚会，真弄得我们个个心里暖暖的，好像自己真的“光荣入伍”一样。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就要在解放军这个大熔炉里，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了。

工宣队 “再教育”

来到军垦农场之前，我们这批大学生在校时就已经接受了“工宣队”的再教育。我们湖北大学的“工宣队”就是在1968年9月下旬进驻的，来的解放军和产业工人100多人。“工宣队”进驻高校实施“再教育”，一开始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学生不上课，老师不授课，干部也不上班，“工宣队”进校后并不能改变什么。他们能做的，无非是组织师生学习、讨论，但每回通知8点开始，10点都还没到齐，而且来的人一次比一次少，你还没有什么办法制约他， 特别是学生。这种情况，既有大环境的因素，也有小环境的原因。从大环境上说，停课几年，把人们的心都停懒散了，而且到处都一样。从小环境上说，学生们包括一些老师对派来的这些军人、工人，从骨子里就瞧不起他们。被教育者对教育者的抵触情绪相当大。

我们学校的“工宣队”进校后还专门办了一张报纸，报名叫什么我记不清了，但当年被奚落的一些细节我至今不忘。这张报纸的大部分文章署名都是“戴教宇”，谁都清楚，“戴教宇”者，“再教育”也。指挥部的本意是想借助这种形式扩大“工宣队”的影响，用评论、说理的文章教育教职工和学生，但师生们却不买账，尤其是学生们。有几个学生对这张报纸特别“用功”，每一期出来，专门找里边的错别字和不通的句子，用红笔改后再贴到大字报栏上去，弄得编辑者相当尴尬，指挥部的领导们更为恼火。

后来，“工宣队”又想到一招，组织师生到机场参加劳动，到省内一些地方支农，到武汉市内一些工厂参观访问等。至于效果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我那时一直在指挥部专案组里未能参加班上的活动。

“再教育”的新学校和新老师

军垦农场无疑是我们这批大学毕业生接受“再教育”的新学校。我所在的 8199 部队农场，先是在沙洋七里湖，后又拉到孝感朱湖。七里湖毗邻沙洋劳改农场，耕种的主要是旱地作物，如棉花、黄豆、花生等，劳动强度相对轻些，但住宿条件很差，省直“五七”干校留下来的工棚，都是用竹竿子搭起来的，顶上盖的是牛毛毡，四周围的也是牛毛毡，地上铺的还是牛毛毡。白天太阳一晒，“房子”里面的温度比外面还高。好在我入住不久天就凉下来了。朱湖则是离武汉很近的一个农场。部队农场其实是“场中场”，因为它的四周是国营朱湖农场。这里的住宿条件比沙洋的七里湖好，但劳动强度大，它耕种的全是水稻，而且是一年两季。大概是考虑到我们在七里湖太舒服，不利于接受“再教育”这一原因吧，在那里只呆大半年，部队一拉练就把我们拉到孝感朱湖来了。

到 8199 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的这一批大学毕业生是一个营的建制，分为三个连，一连为女生连，二连和三连为男生连。这些人主要来自武汉大学、湖北大学、武汉师范学院（即现在的湖北大学，“文革”前的“湖北大学”和“文革”后的“湖北大学”并非同一个学校）、武汉机械学院、武汉邮电学院（“文革”后这两所高校都被撤销了）以及华中农学院（即现在的华中农业大学）等学校。我们湖北大学去的人，孟秀香和范士英等分在一连，吴方清和杨闯等分在二连，我和孙孝福等分在三连。男生和女生是嚴格分开的。

这就是我们新的学校。在这所新的学校里，白天，能望及者皆为广阔的农田;晚上，睡于床上却可以看到满天星空。我们的老师是清一色的现役军人。教导员与我同姓，湖北恩施人，营长是个北方人，姓啥实在想不起来了。各连有连长、指导员和三位排长，皆为军人。当然，女生连的连长、指导员及排长均为女军人。

别看我们这些新老师文化程度不高，年龄也不算大，但当起我们的先生来却当仁不让，训起话来几乎把我们当小学生看。动不动就命令某个学生“站起来！”时不时对某个不听话者吼声“老实点！”也难怪，当时知识分子的代名词就是“臭老九”。糟糕的是，七里湖周边本身就是一个劳改农场，当地人本能地把我们这几百号都看成了劳改释放人员了。有一次，男生连的几位老兄到当地邮局去准备发信时，却被邮局的人员给赶了出来，还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犯人服务的。简直要把这几位大学生气晕。但几天之后发生的一件事却让教官们哭笑不得，甚至有点生气了。那天下午，劳作之后的学生们在公路两旁小憩一会，此时，刚好有一队军车路过， 十几辆车上全是军人，可能是训练归营的战士。解放军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地位历来很高，尤其是在“文革”中，只要是看到列队的军人经过，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举手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在路边休息的学生们看到满载战士的军车车队徐徐开过，都纷纷站了起来，挥手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先头的一两辆车可能一时闹不清我们的身份，只有为数不多的战士呼应：“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学生们听到后更来劲了，个个都跳起来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后面车上的战士也来劲了，齐声高喊：“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跟班劳动的几位教官却相当尴尬。他们不知道该是挥手致意，还是摆手制止。

当天晚上，据说有一位排长对他手下几十名被教育者进行了一次严厉的训话。这位教官很不客气地说：你们算什么贫下中农？！你出身贫下中农就是贫下中农？可笑！一批“臭老九”而已！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好好地接受“再教育”，彻底改造旧思想。否则就是臭狗屎！敢于翘尾巴？收拾你的办法多的是！！在刚开始的几个月，我们真的感到很压抑，一些教官的吼叫与漫骂也似乎理直气壮。这种情况直到师长来到农场才有所改变。

那一年秋收时节，师长来到了农场。说是除了检查工作之外还要接见全体学生。接见少不了训话。我们都做好挨骂的思想准备。哪知道，师长的训话出乎意料之外。他一开口就说：同志们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大家异口同声地回应。虽然到部队时间不长，但我们已经学会了这样场合下如何与首长互应。他接着说，有人说你们是臭狗屎，他是胡说八道！要我说，你们不是什么臭狗屎，而是国家的宝贝，是社会的栋梁之材！一听到这话，全场都激动起来了，大家拼命地鼓掌。要知道， 这样的话当时谁敢讲？我们都在议论，这位师长肯定不属大字不识几个的大老粗，家里少不了知识分子。后来一了解，果然如此，他的夫人就是某著名大学毕业的。师长训话之后，那些原来总以“老粗”为荣、总以身份为傲的教官，对我们要客气多了。

别样的“再教育”

相较而言，军垦农场中的“再教育”与学校里的“再教育”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文革”中有句很响的口号，叫做“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工宣队”进校后，除了对少数人办“学习班”，一时限制自由之外，对绝大多数学生的“再教育”，其实遵循的还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则。虽然也强调纪律，但也只说说而已。要求参加的活动，布置的政治学习，学生们可以参加，也可以不予理睬。整个“再教育”过程，是自由而散漫的过程。“工宣队”实际上不可能对学生采取什么强制的措施。

在军垦农场就不同了。在这里，实行的是准军事制度。起床号一响，立马就蹦下床;熄灯号一吹，必须上床静卧，睡不着也得睡。雨天不能下地干活，政治学习马上布置下来，而且是集中学习，不许“放单”。下几天雨你就得学习几天;不仅是自己学习，还要和别人交流，还要写出心得体会。成天你就莫指望有点空余来想自己的心事或做点别的什么事。事实上，紧凑的学习与讨论的安排， 为的就是不能让你的思想有半点的松弛。为了绷紧备战这根弦，三天两头搞紧急集合。一搞紧急集合，被教育者们就洋相大出：有的慌得裤子怎么也兜不上，原来是把上衣当裤子了;有的鞋子怎么也穿不上去，原来是左右穿反了;还有的不是把上衣服穿错了，就是把眼镜给弄丢了。我从小算是比较机灵的一个，但也在一次紧急集合中丢了丑：裤子是穿上去了，然而前后却给弄反了，扣子也没扣上，我是穿着“开后门”的裤子往外冲的。天亮后排长整理队伍，令我出列并连喊“向左转” “向右转”“向后转”。这实际上是将我示众了。众人哈哈大笑，我却恨不得找个地缝往下钻。这样侮辱一个成年人的做法，也只有那个年代被视为正常。紧急集合把一些人弄成了神经兮兮的。某大学的一位男生有天晚上做梦，连喊几声紧急集合，一屋人以为真的搞紧急集合，不到一分钟就全部往外冲。结果当然是那小子挨顿臭骂，有两个脾气暴躁的的学生甚至要揍人。女生的紧急集合， 笑话就更多了。

其次，“再教育”内容更是大不一样。在学校里接受“工宣队”的“再教育”，无非是每天念念报纸，学学最高指示，检查自己的派性思想，或者组织忆苦思甜活动，最多是让学生参加短期劳动等。至于各个人做得怎样，是没有人检查和督促的。在军垦农场就没有这么轻松了。在这里，所谓的“再教育”，主要的就是参加生产劳动，而且是重体力劳动。在沙洋七里湖时还好一些，因为这里耕种的主要是旱地农作物。旱地农作物的耕种，劳动强度不是很大：耕是机耕，种是一半的机械作业，一半的手工操作，只有给棉花苗除草、松土、喷药等才需要人力。因此，在沙洋半年，虽然也累，但还不是很累。

真正感到很累的是在朱湖农场。这里耕种的全是水稻，而且是一年两季种。水稻种植劳动强度很大， 特别是“双抢”的日子。所谓“双抢”，就是抢收和抢种。抢收就是对已经成熟的早稻赶紧收割; 抢种就是收割早稻后赶快整田插上晚稻秧苗。“双抢”说白了就是抢时间。当时有句口号，叫做“坚决不插‘八一秧！”我向连长讨教其意，连长反问我，你知道立秋是什么时候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告诉你吧，立秋是每年公历 8月 7日或 8日。“八一”插秧，刚插完秧就立秋了;一立秋天就渐渐凉了起来，虽然水稻也长得蛮好，但还没等到扬花灌浆，天就冷了。没有扬花灌浆的水稻当然会颗粒无收。所以老百姓说，立秋插秧，半年白干。这就是不插“八一”秧的道理。从这以后， 立秋什么時候到来，我记得清清楚楚。

在长江中下游，早稻一般在 7 月中旬成熟。不插“八一”秧，就意味着必须于 7 月中旬到下旬这十来天，把全部成熟的早稻收割完并整好田插完晚稻秧。一年之中最紧张的日子就是“双抢”这十来天。“双抢”中的劳动，可以用“没日没夜”来形容。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早餐后从清早5点到下午6点都是下田收割早稻，晚上6点之后到凌晨1点是拔秧、给插秧机“喂”秧或到打谷场上脱粒。一天从清早5点到次日凌晨1点，除了三餐饭饭后各休息 20 分钟，以及工间休息3次（每次不超过20 分钟）外，其余时间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每天要干 16 个小时的活。过去听人说站着也能睡觉我不信，但到军垦农场之后，我信了。人在极度疲劳时，的确站着也能睡，不仅站着能睡，连走路也可打眯。在“双抢”的那些日子，我們是白天抢收，晚上抢种（但有时夜里安排脱粒）。犁田耙地全是机械作业。我们的抢种工作，主要是拔秧苗、给插秧机分秧和“喂”秧。夜里 9 点之后，我们就挑着拔洗好了的秧苗往已经整好的水田去。挑秧苗的队伍走的是平坦大道。因为天黑，没有路灯， 每个人就一手扶着肩上的扁担，一手抓着前面一人的箩筐绳子，闭着双眼跟着队伍走，只要领头的那个人不打盹，后边的挑秧人就可以边走边眯一会。这就是所谓的走路也可以睡觉。在“双抢”前后的那一个月，仅毛巾我就用了三条。不是我特爱干净，而是汗中的盐把毛巾给溶烂了，可见劳动强度之大。

不可思议的是，那时劳动强度这么大，全连一百多号人却没有一个病倒，而且人人吃得格外香，个个睡得格外甜。要知道，我们这一群“秀才”以往吃得都很斯文，有的一餐一个馒头都吃不完。在睡觉方面不能说普遍不好，但神经衰弱、失眠者并非个别。然而在军垦农场，像我这样的人，一餐也能吃六七个肉包子，还能喝进一大碗汤。收工后，大家一倒就睡着，连身都不翻一个;每次工间休息，即便只有短短的20分钟，也能睡着10分钟以上。再也没听到有人失眠或神经衰弱。可见，人的饭量决定于其体能的消耗。而神经衰弱、失眠症也很难说是什么病，要说是病，多半是想得太多、闲的时间太长带来的。

再次是“再教育”方式与之前也有很大不同。在学校时，“工宣队”为了抓出成效，也想出很多招，例如组织参观学习，组织忆苦思甜活动，吃忆苦饭等等，但收效甚微。在军垦农场，我们的“再教育”者还真有办法，最见效的一招就是抓榜样，树典型。我们军训营先后树了几个典型，其中的两个，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一连（女生连）树了一个顾大局忘小我的典型。在这之前，全营几乎每个月都有人找这个那个理由向各自的连部请假，但在那之后， 再没有人提出请假的事了。是呀，人家的父亲去世了，这么大的事都能克服不请假，你还有什么更大的理由请假离开军营？试想一下，当年这位女生如果执意要请假回去，说不定最终有可能获得批准。但只要批了她的假，她就不可能是最后获得批假的人，跟着她来的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直至 N 个请假离开军营。但是，她带了一个好头，即便有天大的理由也不请假离开军营。正是她带好了这个头，全营的接受解放军“再教育”从一开始到结束，中途没有一人请假离开军营的。

华中农大H 君这个榜样树立，效果也相当不错。当年的高等教育是典型的精英教育，每年高考录取仅为一二十万人，能进大学的都是佼佼者。尽管当时社会上把知识分子贬为“臭老九”，但我们还是相当自爱的，都把自己看得相当金贵，怕苦、怕脏的思想是有的，即便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 多少也真的有点“修”了。H 君的行为，的确给我们很大的震动，面对那脏乎乎的胎液，为抢救一头小牛，毫不犹豫地口对口地进行人工呼吸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这里不光是勇气，还有感情问题。我是农民的儿子，深知牛的宝贵，农民对牛几乎像对其家庭成员那样有感情。H 君的勇气大半是来自对牛这种朴实的感情，来自对国家财产的珍惜和爱护。H 君的行为确实感动了全营。自那之后，很多人不再感到猪粪、牛粪那样脏了;施肥时，很少有人再戴一层又一层的口罩了，就连女生也敢大把大把地抓起牛粪、猪粪往田里撒。对配发的劳动工具也都比原来更加爱惜。毫无疑问，这也都是好的榜样带出来的。

离开军训营一晃就是几十年了。尽管当时有人对此颇有微辞，我也曾有过怨言，但现在看来， 这段经历对我和我们那一代人是十分有益的。在这里，我养成了守时、准时和惜时的习惯。参加工作后尤其是到高校工作后，无论是在教学岗位还是领导岗位上，对自己对别人我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要守时、准时、惜时。几十年的课堂我没有迟到过一次，哪怕是当了一校之长，也未敢提前一分钟下课。对为我开车的司机我也从来没有让他等我一次。我一直认为，守时、准时、惜时是人最容易做到的事，连最容易做到的事却不肯做到，这样的人你还能指望他什么？在军垦农场里，我经受了磨炼， 经历了农民所有的劳动，真实体验了农民的各种苦和累，从而理解到“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含义。

人就是这样，把最苦的日子熬过去了，把最难跨的坎子迈过去了，往后的所谓苦和难就全不在话下了。

（作者原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博导，现已退休。）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