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实施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由控审失衡、控辩失衡、控方一头独大的权力配置引发的诸多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域外认罪协商特别是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相类似,为此有必要在与辩诉交易制度进行辩证比较的基础上,遵循端正检察院对该项制度适用率的考核导向,法院对量刑建议享有充分的司法审查权,强化律师的实质参与以及“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归位的完善路径,重塑控辩审三方关系,以期对该项制度作出更为科学的构建。
〔关键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辩诉交易制度,司法监督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21)06-0114-07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将“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优化司法权配置”的重要举措。2016年7月,该项制度在全国18个城市先后进行了两轮试点。2018年10月,认罪认罚从宽正式成为我国刑诉法的一项法律制度。自提出到现在,该制度对及时、高效地惩治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以下问题:第一,由于上级检察院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作为一项重要考核指标,使得下级检察院面临很大的考核压力。在人少案多及配套措施不完善的现实状况下,如果一味强调提高案件适用率,案件质量就存在变形走样的可能。第二,从批捕、起诉到精准量刑,由一位检察官负责到底,集运动员、裁判员、监督员于一身,控辩审三方中控方一权独大的弊端使司法权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原则受到一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