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后期女性词的苏辛词风转向及其词史意义

徐燕婷

不同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社会心理与文化教育造就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也造就了每一种文体在新的时代的“守”与“变”，内外因的共同合力，促使某一文体最终完成蜕变以适应新的时代，这似乎是文学通行的规律，于民国女性词亦然。诚如笔者在《论民国女性词的发展流变》一文中所言，民国女性词凡三变，前期为1912年到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民国女性词以延续晚清闺秀词余风为主，从女性词集出版数量上而言处于创作的低谷期；中期为1927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国女性词中更多地呈现出一些新变的因素，是为创作的兴盛期；后期为1937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国女性词则形成了抗战后词坛的两极走向，一部分词体创作继前一阶段进一步新变并初步实现现代转型，一部分词体创作复归清末传统闺秀词一路，此期的词集出版相较于前一时期，可视为衰退期。(徐燕婷 67—73)本文正是基于民国中后期女性词发展中的新变一路，来探讨新变因素之一的苏辛词风转向所发生的理论指导的可能、动因和由此造成的民国女性词的词风之变及其词史意义。

一、 民国女性词苏辛词风转向的理论根源：从“学词”到“词学”

在词史上，女性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一种红袖添香式的存在，往往给人以剪红刻翠、抒发相思离别的固有印象，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偶或出现诸如徐灿、顾太清、吴藻等个别女词人的词作独树一帜，引来文人纷纷猎奇驻足，但终究不过是一二浪花，并未形成彼时文坛作为一个群体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