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经济特征对父母退休期望的影响

杨 凡，何雨辰

（A.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B.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 100872）

一、引言

在中国的人口转变进程中，人口结构在改革开放初期呈现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多、增速快、比重大的特点，带来了庞大的人口红利。［1］但是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下降，总抚养比不断上升。同时，我国自1955 年以来一直实行男性职工60 周岁、女干部55周岁和女性工人50周岁的强制退休制度。有学者指出通过延长退休年龄进而延长有效工作时间能扩大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降低劳动年龄人口供养的退休人口数量，［2］从而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养老负担过重等问题。

近些年来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被提上议事日程，《“十四五”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弹性实施”指的就是延迟退休不会搞“一刀切”，而是要体现一定的弹性，增加个人自主选择的空间。充分考虑不同劳动者对退休年龄选择的差异，让愿意退休的人有保障地顺利退出劳动力市场，让有工作热情的人能够继续发挥价值，也是退休政策改革的应有之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人们的退休意愿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已有研究大多聚焦职业经历、个人与家庭经济状况和健康对人们退休行为的影响，而较少关注即将退休个体的主观愿望。其实对个体主观愿望的研究非常重要，期望退休年龄不仅能直接体现出人们对延迟退休政策的主观态度，而且能较好地预测人们的退休行为。另外，现有研究也较少关注代际因素对人们退休期望的影响。由于生育行为的延迟，人们的生命周期发生了变化，临近退休或者退休后仍需养育子女的现象开始变得更为普遍。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生活成本攀升的背景下，养育子女的成本不断升高，而且延续到子女成年以后。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为了减轻后代赡养和生活负担选择退休后再就业。［3］因此本文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重点从子女经济特征的角度去探究代际因素对父母退休期望的影响。

本文利用2018年第四期全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在控制个体经济和健康特征的条件下，对子女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经济收入和是否拥有房产等因素对父母退休期望的影响展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城乡比较。另外，本文还关注多子女家庭中不同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互动，进一步探究最年长子女和最年幼子女的经济特征对父母退休期望影响的差异。

二、文献回顾

退休是人们从工作期向退休期转化的决策。从生命周期的视角来看，个体会考虑一生中可以动用的资源，包括自己的资产、健康状况、养老保险的参与和子女的支持等。［4］以往研究指出退休决策受到宏观与微观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宏观上看，其受到政策法规、宏观经济环境、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影响；［5］从微观上看，其受到个人经济状况、个体偏好、人力资本、性别、种族等影响。个人资产水平较高、拥有社会保障、健康状况不好的个体倾向于更早退休。［6-8］在中国个体的退休决策不仅受到退休制度的影响，也受到家庭财富和环境、个体健康等因素的影响。例如，对于目前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大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而言，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机关单位或企业职工可能出于提高生活水平、补贴家用的目的再次寻找新的工作；另一方面，大量从事自雇工作的劳动者可能由于缺乏养老保障而选择无休止地劳动，即“活到老，干到老”。［9-10］

为了进一步探究退休决策的影响因素，有学者将个体实际的退休进程分解为期望的退休计划和不可预见的事件两部分影响，［11］而期望退休年龄与实际的退休行为具有较强的一致性，运用退休期望可以较好地预测退休行为。［6］由于退休行为本身会对健康和代际关系等方面产生影响，因此探究退休期望可以更纯粹地反映出这些因素对个体退休进程的影响。［12］

在国内研究中关于退休期望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同时也主要集中在对城镇的企业职工的研究。有学者指出年纪越大、学历越高、收入水平越高的人的预期退休年龄越高。［13］也有学者发现预期退休年龄存在明显性别差异，高级职称的受访者更愿意延迟退休，受教育程度偏低、在企业工作、农业户口、家庭消费偏低的人倾向于无休止劳动，家中有0-6 岁小孩以及80 岁以上老人会降低人们的延迟退休意愿。［14］

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个体自身的经济特征和健康特征对退休期望的影响，但是在中国注重家庭的文化背景下，除了这些因素之外，个体的退休期望也与家庭环境，尤其是代际关系密切相关。一方面，中国传统“反馈模式”的亲子关系下，子女将为退休后的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另一方面，父母对子女的抚养责任也是老年人退休期望的重要考虑因素。在子女开始工作之前，父母要为抚养孩子付出较大成本，尤其是用于子女教育的费用在养育孩子的总经济成本中的比例迅速增长。生育的普遍推迟改变了人们的生命周期，养育子女的压力也延迟到他们临近退休或退休之后。对于提前退休、下岗或经济条件较差的群体来说，为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提供经济保障更是存在一定困难。［15］同时，父母对子女抚养的目标不仅仅是将子女抚养成人，而且还要帮助子女成家。有研究发现父母转移支付给子女的经济和物质资源占父母家庭财富相当大的比重。［16］在农村，为儿子积攒资金建房，父母才算为子女“操心”，尽了父母的责任并且完成了人生任务，这样做除了出于履行父母责任和遵循传统随大流之外，还有出于指望子女养老赡养父母的目的；［17］在城市，生活成本不断提高，尤其是房价不断升高，来自父母的转移支付对于年轻人而言举足轻重。有学者指出老年人的子女数量与其再就业的概率、对子女的转移支付成正相关关系，这一定程度上与“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相左。［3］

目前，有关人们退休决策与退休期望影响因素的研究中较少考虑子女特征的影响。而本研究认为在当今中国生育推迟导致生命周期后移、人均受教育年限延长、房价较高、年轻人生活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父母养育子女的责任相应也会延长至子女成年以后，而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动机也会促使人们在达到退休年龄后想要留在劳动力市场继续获取劳动收入。同时，少数考虑子女经济状况对父母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人的再就业选择等方面，却较少关注临近退休的人们对退休的主观期望。另外，已有研究也较少关注城乡群体退休期望的差异，忽视了由于城乡在经济和社会保障条件等方面的差异所致的不同退休期望。［18］因此，本文将从子女的经济特征入手，探究其对父母退休期望的影响并探讨这种影响的城乡差异和家庭内部不同子女的差异。

三、研究方法

1.研究框架与假设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们在做出退休预期时，个体面临当期的储蓄、收入和未来即将面临的开支的权衡，当这些财富折现到当期超过一定阈值，进一步工作增加收入为其带来的边际效用递减到与边际成本相当或在边际成本之下的时候，决策者选择离开劳动市场。

从个体层面看，个体的资产作为收入的积累，允许其拥有更好的消费水平，因此资产水平越高的人越早退休。另外，养老保险作为退休后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否参与养老保险会对退休计划产生影响。同时，健康因素也会对预期退休年龄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借鉴以往研究，控制包括流动资产和房产现值在内的资产水平、养老保险的类型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的影响。

从代际角度看，父母除了考虑自身的效用，还会把对子女的转移支付纳入决策中。首先，随着初高中升学率的提升和大学的扩招，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子女成年后仍然上学的情况也更加普遍。有学者利用人口普查数据指出15-24岁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明显下降。［19］这意味着子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提高，其完成学业能够取得收入自立和赡养父母的时间也相应推后，这增加了父母抚养子女的压力。同时，养育子女的直接经济成本中，教育支出的比例也不断提升，这也加重了父母养育子女的负担。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有仍在上学的成年子女，父母更有可能期望延迟退休。

其次，如果子女的收入水平较低，则父母期望未来能获得的来自子女的赡养费用就更低，因此他们会选择延迟退休以积累更多劳动收入，为日后养老做准备，甚至会期望只要健康允许就一直工作。而且子女收入水平较低使代际财富流向下流动的概率增高，父母更有可能对子女进行转移支付。因此，子女收入较低的人们更有可能期望延迟退休，继续工作来缓解子女的压力。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如果子女的收入较低，父母更倾向于延迟退休和产生“无休止劳动”的退休期望。

再次，伴随着房价的不断升高，子女数量越多，尤其是未拥有房产的子女数量越多，父母更有可能期望继续工作来缓解年轻一代对房产需求的压力。与农村相比，这一影响在房价不断攀升的城市中更为突出。而当子女拥有房产后，往往意味着子女开始自立，老年人则期望子女开始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同时子女拥有房产也与成家、生育等生命事件密切相关，老年人可能需要承担照顾孙辈的责任，将原有分配至工作的时间投入家庭中。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未拥有房产的子女数量越多，父母更有可能选择延迟退休和“无休止劳动”，同时这一效应在城市更为突出。已经拥有房产的子女数量越多，父母选择延迟退休和“无休止劳动”的概率就越低。

最后，在拥有超过2个子女的家庭中，不同孩次的子女对父母退休期望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比如较为年长的子女会承担更多赡养父母的责任。同时不同子女之间也会存在互动，例如较为年长的子女也会帮助父母分担对年幼子女转移支付的压力。

因此，本文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4：在拥有多个子女的家庭中，较为年长的子女的经济收入越高，父母更倾向于按时退休；而较为年幼的子女正在上学，则父母更倾向于延迟退休。

2.研究数据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全国样本第四次常规追踪访问（2018 年）的数据。该调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持实施，于2011年开展基线调查，涉及17 708名45岁以上的受访者，每两年进行一次追踪访问。其样本覆盖全国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0 个县、450 个社区（村），对中国中老年群体有较好代表性。该问卷包括个体家庭结构、健康状况、工作和退休收入等多个方面，为本文针对退休期望的研究提供了充分信息。2018年CHARLS开展第四次全国追踪访问，该年份截面数据完访率为74.55%，共包含17 970位受访者。［20］

本研究主要探究临近退休的群体的退休期望。由于年龄较小的受访者的预期退休年龄与实际退休年龄之间差异较大，同时受到退休制度的影响，超过退休年龄的受访者可能大部分已经处于退休状态，因此本文将年龄限制在男性为45-59周岁，女性为45-54周岁。同时在CHALRS数据中仅有目前仍在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回答了退休期望，即不包含已经提前退休的样本。另外，由于16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尚未进入劳动年龄，不具有获取劳动收入的能力，而本文聚焦子女经济状况对临近退休年龄的劳动者退休期望的影响，因此将分析对象界定为子女年龄均在16周岁以上的群体。最终的整体模型包括子女均在16周岁以上的、目前仍在劳动力市场的45-59 周岁的男性和45-54 周岁的女性，共4 709个样本。其中农业户口为3 868位，非农业户口为772位，统一居民户口为69位。拥有多个子女且子女年龄、收入等信息完整的有3 258位。

3.变量设计

在CHARLS 问卷当中，受访者被问道：“您计划在多大年龄时停止工作，即停止从事一切以挣钱为目的的活动，也不再为家庭经营活动帮工，将来也不打算从事比消遣性工作更劳累的工作？请告知大概年龄，如果计划只要健康允许，就一直工作，请标注。”本文将受访者的回答归类为四类。如果在法定退休年龄以前（男性60 岁及以下、女性55 岁及以下）即将其归类为按时或提前退休。如果在法定退休年龄以后5岁以内，则将其归类为延迟退休（5年以内），如果受访者告知的期望退休年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5岁以上，则将其归类为延迟退休（5年以上），如果受访者告知只要健康允许就一直工作，则将其归类为无休止劳动。根据抽样权重调整后，四类受访者的分布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临近退休的劳动者的退休期望分布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受访者子女的经济特征，使用了子女收入、子女是否在上学和子女拥有房产状况等变量。子女收入状况是将受访者所有已工作子女的年收入加总并除以已工作子女的数量，随后取对数，以反映受访者子女的平均经济状况。若受访者有至少一个子女还在上学，则是否拥有正在上学的子女这一变量取1，反之为0。本文将子女数量按照是否拥有房产进行分类，分别计算拥有房产的子女数量和未拥有房产的子女数量。这样可以探究子女拥有房产状况和父母退休期望的关系。如图2所示，相比于按时或提前退休，选择延迟退休或者无休止劳动的父母，他们没有房产的子女数量更多；同时期望无休止劳动的群体的拥有房产的子女数量最少。

图2 不同退休期望的临近退休劳动者的平均子女数（按房产状况分类）

在探究不同子女的特征对父母退休期望的影响时，本文选取最大的子女和最小的子女为对象，考虑其是否还在上学、是否拥有房产和年收入水平对父母退休期望的影响。

鉴于以往大多数研究指出个人经济和健康状况对退休期望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这些变量也纳入模型中作为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的流动资产、固定资产、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类型、是否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和是否存在健康障碍。流动资产这一变量为现金、存款、债券、股票、基金和住房公积金等流动资产的加总；本文还通过拥有产权的房产价值来衡量个人的固定资产。同时，本文将个人的基本养老保险分为有政府机关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有居民养老保险和没有基本养老保险三类。另外，还考虑受访者是否参与商业养老保险，有即取值为1，没有即取值为0。CHARLS 问卷中还专门询问了健康对于工作的影响，即“是否因为残疾或健康原因，无法正常工作或劳动”，若受访者存在健康障碍，取值为1；若回答“做起来没有问题”则取值为0。本文还控制了样本的个人人口特征，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口类型、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

由于微观数据收集当中遇到的拒访或拒答等问题，各个变量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失。对于存在缺失值的连续变量，包括个人流动资产、子女的年收入两个变量，利用条件均值法进行插补。个人流动资产插补512 个观测值，子女的年收入插补161 个观测值。对于分类变量，则将缺失值单独设置为一类虚拟变量，其中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类型存在48个观测值，商业养老保险存在29个观测值，健康障碍存在16个观测值，工作类型存在17 个观测值。更为细致的变量解释和描述统计如表1 所示。样本统计量的计算均根据抽样权重加权得到（见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统计（%）

4.模型设置

本文采用了Multinomial Logit模型来分析人们的退休期望。其具体设置如下：

在这一模型当中，Yi是受访者i的退休期望。由于男性和女性各自的预期退休年龄集中分布在“5的倍数”上，本文根据受访者的回答将期望退休时点分为四组：按时退休、延迟退休（5年以内）、延迟退休（5年以上）和无休止劳动。j的赋值为0，1，2，3，分别对应以上的四类状况。

本文首先探究子女的特征对父母退休期望的影响，Xi中涵盖受访者的子女整体特征（是否有仍在上学的子女、平均年收入（取对数）、拥有房产的子女个数、未拥有房产的子女个数、子女的平均年龄），受访者的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和人口特征。然后，本文还将构建第二个模型，对农业户口群体和非农业户口群体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以比较他们退休期望的差异。最后，本文还将考虑多子女家庭中不同子女对父母退休期望影响的差异，构建的模型三中，Xi分别包括最年长和最年幼子女是否仍在读书、是否拥有房产和经济收入的对数。对于受访者的经济健康状况和人口特征的控制与前两个模型保持不变。

四、结果与分析

1.子女经济特征对父母退休期望的影响

本文首先研究了子女经济特征对父母退休期望的影响。模型整体拟合状况良好，自变量能解释父母退休期望16.1%的变异（见表2）。

表2 子女特征对父母退休期望的影响（模型1）

首先，仍有子女正在上学，父母无论是选择延迟5年以内退休还是选择延迟5年以上退休的风险比都会更高。这些有子女仍在上学的群体相比于子女均已经毕业的群体而言，前者选择延迟5年以内退休的风险比是后者的1.43 倍，选择延迟5 年以上退休的风险比是后者的1.63 倍。但是，其对于父母是否选择无休止劳动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这部分群体供养子女上学而产生经济压力因而选择继续工作。但他们并未因此选择活到老干到老，较有可能是选择直至子女能够自立再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

同时，子女拥有房产的情况也会对父母退休期望产生影响。拥有房产的子女的数量越多，父母选择无休止劳动的风险比就会更低。具体而言，每增加一个拥有房产的子女都能使父母选择无休止劳动的风险比降低14.0%。有学者指出父母辛勤劳动为子女置办房产、帮助子女成家，一方面是出于父母的责任意识和义务感，帮助子女建房或买房，当子女完成婚嫁大事和生育孙子女，父母一辈子的劳作就算完成了“人生任务”；另一方面，在子女安家后，其还会指望将来子女的赡养，即“养儿防老”。［17］因此，子女拥有房产后，父母会感到完成人生大事，又对将来获得子女的赡养有了更多指望，而且可能要开始投入精力照顾孙辈，因此就更倾向于选择退休。相反，拥有房产的子女数量越少，父母就会更倾向于继续劳动以积攒更多积蓄，继续帮助子女建房、买房。

最后，随着子女收入水平的提高，父母选择无休止劳动的期望也会降低。子女收入每提高1%，父母选择无休止劳动的风险比就会降低3.0%。这是因为当子女拥有更多收入时，一方面可以减轻父母对子女转移支付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为父母退休后的养老提供更多经济支持和保障。

此外，在个人的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等控制变量方面，本研究的结果和已有研究是一致的。个人流动资产越多则退休期会拥有更多资源，因此选择延迟5 年以上退休和无休止劳动的概率就更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退休后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其延迟退休的概率就更低。由于参与居民养老保险的更多的是参与“新农保”的乡村居民，因此其延迟退休概率更高。另外，因为健康或残疾问题对工作能力造成限制的群体，选择延迟5 年以上退休和无休止劳动的概率都更低。从个人的人口特征上看，年龄较高者、女性、农业户口、从事农业自雇工作者选择延迟退休和无休止劳动的概率都更高，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选择无休止劳动的可能性越小。

2.子女经济特征对父母退休期望影响的城乡差异

在中国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下，劳动者“退而不休”形成机理的城乡差异较大，农村劳动者主要由超过劳动年龄、养老保障水平较低的老年人构成，而城镇劳动者主要包含享有养老金但为了补贴家庭仍在继续工作的老年人构成。［10］同时，城乡父母与子女的代际关系也存在差异，房价攀升和年轻一代生活成本不断提高的现象也在城市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如前所述，户口类型会对人们的退休期望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本文将进一步对比子女经济特征对父母退休期望影响的城乡差异。

回归模型的变量选择与模型1 相同，即因变量为中年劳动者的退休期望，自变量为子女特征并对经济、健康和基本人口特征进行控制。在样本选择上将上一模型的样本按照户口类型进行分类，农业户口的有3 868位，非农业户口的有772位。由于统一居民户口的样本量较小，同时难以界定是由农业户口转为居民户口或非农户口转为居民户口，因此在此未纳入分析。模型的整体拟合状况较好，而且自变量对于非农业户口的群体退休期望变异的解释程度更强。具体来看，模型解释了农业户口退休期望变异的11.6%，而对于非农业户口，这一比例达到了30.0%。

从回归结果上看，子女是否正在上学和子女拥有房产的情况在城乡群体中的影响具有不同的规律；只有子女的收入状况对城乡父母的退休期望产生相似的影响（见表3）。

表3 子女经济特征对父母退休期望影响的分城乡比较（模型2）

首先，拥有仍然在上学的子女仅对非农业户口父母延迟5 年以内退休的期望产生正向影响，而对农业户口的父母这一影响并不显著。这是由于城市地区的教育成本占养育子女成本比重较高，因此父母供养成年子女上学的负担也相应更重，受此影响倾向于再工作几年，直至子女能够自立。

前斜角肌综合征是胸廓出口综合征中最常见的原因。它与颈椎病神经根型有一些相似处，故在临床上经常被误诊，这与其肌肉的位置和功能有关。前、中、后斜角肌起于颈2～7横突结节处，属于颈椎深部外侧肌群，受颈2～8神经支配。此外，斜角肌还参与吸气功能。其中，前、中斜角肌及第1肋骨上缘围成三角形间隙，称为斜角肌间隙，有锁骨下动、静脉、臂丛神经穿过。其中，臂丛的内侧束由颈8和胸1神经组成为尺神经从腋窝穿出后沿上肢内侧下行，支配无名指尺侧和小指的皮肤[9]。如果斜角肌间隙变窄，就会产生上述部位的疼痛、麻木等功能障碍。通过5项症状激发试验可与神经根型颈椎病进行区别。

同时，子女的房产状况对城乡父母退休期望的影响机制也不尽相同——出于为子女提供支持的原因期望延迟退休的效应在城市父母体现得较为明显，而拥有房产的子女为父母提供养老依靠的效应在农村父母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对于城市父母而言，每增加一个未拥有房产的子女，其期望延迟5年以上退休的风险比就会变为原来的2.16倍。这是由于伴随着城市房价的升高，年轻人在城市中生活和成家的成本也随之提升，因此父母会更倾向于继续劳动，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减轻子女的压力。而对于农村父母而言，未拥有房产的子女数量对其退休期望影响不显著，但是每增加一个拥有房产的子女，其无休止劳动的风险比就会降低16.32%。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农村地区为子女盖房的成本远小于在城市中买商品房，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农村地区，父母退休后更依赖于子女的赡养。

共同影响城乡父母退休期望的是已毕业子女的平均年收入，这一影响表现在无休止劳动的期望上。已毕业子女的平均年收入每增加1%，城市父母无休止劳动的风险比就会降低3.1%，农村父母无休止劳动的风险比降低5.3%。这说明无论城乡，子女收入的提高都能减轻父母的供养压力，也能为父母提供更多养老的保障。

3.不同子女对父母退休期望影响的比较

本文选取了有两个及以上子女且子女基本信息完整的3 258 个家庭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孩次的子女特征存在较大差异。以年龄最大的子女和年龄最小子女为例，由于年龄差异的存在，年龄最小的子女还在上学的比例为年龄最大子女的5倍多。同时，由于年龄最大的子女较早进入劳动力市场，其拥有房产的比例和收入水平都高于年龄最小的子女。经过T 检验可知这些差异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见表4）。

表4 多子女家庭中不同子女的特征比较

因此本文认为不同的子女对父母退休期望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且不同子女之间可能会存在着互动。例如年龄较大的子女往往能更早、更多地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而年龄最小的子女正在上学的可能性也更大，因此较年长的子女也会帮助其他兄弟姐妹，减轻父母养育其他子女的压力，进而对父母的退休期望产生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分析了不同子女的经济特征对父母退休期望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模型中的因变量仍然为四类退休期望，核心自变量是最年长和最年幼子女的特征，包括是否仍然在上学、是否拥有房产和年收入的对数。另外，控制父母自身的个人经济和健康状况、人口特征，这部分与前文保持一致。研究发现不同的子女对父母退休期望的影响不尽相同且不同子女之间可能会存在着互动（见表5）。

表5 多子女家庭中不同子女对父母退休期望的影响（模型3）

其次，年龄最大子女的收入水平的提高能降低父母无休止劳动的概率。最年长的子女收入水平提高1%，则父母选择无休止劳动的风险比就降低2.7%。这说明如果老大的经济状况好，就能够为父母提供更多的赡养期望，也会有能力帮助弟弟妹妹，减轻父母养育其他子女的压力，避免父母出于经济压力而选择无休止劳动。

五、总结与讨论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口的抚养比也不断上升，养老金赤字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而且目前中国退休政策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偏小，众多学者呼吁通过延迟退休的方式来缓解养老金赤字的压力。对目前临近退休年龄群体的主观退休期望进行研究，对于延迟退休政策的设计和推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现有研究指出：经济状况和健康水平会影响人们的退休期望，但是事实上人们不仅会考虑个人的效用，还往往会将整个家庭环境纳入考虑范围。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代与代之间的资源交换更多流向子代，因此需要考虑子女的经济特征对父母退休期望产生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证实了在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下，父母对子女的养育往往持续到子女成年之后，所以子女的经济特征对父母的延迟退休意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存在着城乡差异和孩次差异。

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对临近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们的退休期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本研究验证了以往研究指出的资产状况和养老保险参与对退休年龄的负向作用以及对健康的正向作用。发现从个人层面来说，个人资产少、受教育程度较低、未参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从事农业自雇工作的受访者更倾向于延迟退休或无休止劳动。在控制了这些变量的基础上，本研究的创新性和贡献体现在发现了人们的退休期望同样受到子女的经济收入、受教育状况和拥有房产的情况等子女经济特征的影响，从家庭和代际的角度考虑子女特征对人们退休期望的影响，为延迟退休制度的政策设计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整体上看，有子女仍然在校读书，父母更可能产生延迟退休的期望，希望能供养子女到其取得自立，自己再退出劳动力市场。随着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延长，父母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也在不断增加。一方面体现为教育支出的比重不断增大，另一方面抚养孩子到其开始工作而自立的年限也在延长。而普遍的生育推迟现象使人们的生命周期发生了改变，父母临近退休时子女仍在上学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在本次调查中也发现，目前临近退休年龄的群体中有将近1/4还仍然有子女正在上学。因此，实行灵活的延迟退休政策，除了宏观上减轻养老负担的功能，也起到了对微观家庭的经济补充功能，既能从宏观上缓解由于人均受教育年限延长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不足，也能使有供养子女读书深造需要的劳动者留在劳动力市场中继续工作，增强家庭的经济支持。

同时，子女平均年收入较低的父母更可能拥有无休止劳动的退休期望。一方面，若子女的平均收入较低，则父母期望的未来能够从子女获得的经济支持较少。另一方面，在家庭资源不断向下流动的代际关系中，父母更可能有产生贴补子女、减轻子女压力的想法，并提高对子女的转移支付，这有可能会带来子女“养老”责任向“啃老”的转变。对于有多个子女的父母而言，如果其较为年长的子女的经济状况较好，就能够帮助父母分担压力，并且为父母提供更多的赡养期望，避免父母出于无奈而选择无休止劳动。

在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的背景下，城乡老年人的工作类型和退休制度都存在较大差异。以往对于人们退休期望的研究往往仅从企业职工的角度考虑，本研究则分城乡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子女拥有房产的状况对父母退休期望的影响存在较大城乡差异。随着拥有房产的子女数量增加，父母无休止劳动的期望会降低，这是由于子女拥有房产往往意味着子女成家立户，在主要依靠家庭养老的农村，父母则更期望依靠子女的赡养。与此同时，在城市，随着房价的高升，无房的子女更可能加重父母的工作负担。即未拥有房产的子女数量越多，父母就更可能为了给子女买房做准备或分担子女生活压力而选择延迟退休，父母延迟5年以上退休意愿的发生概率增加。

近些年来有关退休制度改革的讨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延迟退休的反对者往往认为延迟退休会挤压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但事实是否如此呢？已有研究从宏观层面指出高年龄段人口就业的增加非但不会对青壮年人就业产生负向影响，反而对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1］而本文也进一步从微观家庭层面提供了新的证据，父母主观上对延迟退休的期望也可能是出于供养子代上学、帮助子女分担经济压力、为子代成家立户做准备，对年轻人来说也是有利的。

长期的低生育水平引发了人们对子女养育成本问题的关注。但本文的研究结果证明子女养育成本的影响比人们想象得更为深远，除了生育行为以外，它对父母的退休行为也会产生影响。子女养育成本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子女婴幼儿时期对子女的照料，影响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也体现在子女成年以后接受教育、成家立户所产生的经济成本，从而对父母在劳动力市场的退休行为产生影响。

最后，本文也发现劳动者的退休期望有着多样化的特征。既有需要供养子女上学到自立而延迟数年退休，也有出于减轻子女经济负担或分担城市高房价压力的原因而期望延迟较长时间退休或无休止劳动。从个人特征上看经济状况不好、农业户口的中老年人也更有可能出于生计的压力选择无休止劳动，这有可能是被动的选择。因此政府在实行渐进式延迟退休时应该更加注重灵活性和包容性，通过各种配套措施引导不同群体选择自己合意的退休年龄。使得需要支持子女接受教育而愿意工作的劳动者能够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中，也应该避免出现因城市高房价和家庭经济负担影响而使本应退休的劳动者被迫选择延长劳动年限或无休止劳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