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铭,詹智俊
(江西财经大学,江西 南昌330013)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渐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促进人类社会全面发展、进步与繁荣的国际社会共同追求。中国自2013年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到2019年绝对贫困现象历史性消除再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完成,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反贫困历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相对贫困问题将逐步凸显。
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077万人,比上年增加241万人,增长率为0.8%,农民工规模庞大且增长性和流动性强。在这一背景下,游走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成为相对贫困问题的新群体。但基于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化的发展,一方面存在城乡二元的居民公共保障体制,另一方面还存在城乡二元的居民财产权利制度,加之在城市社会面临社会排斥、人力资本和能力起点低、权利缺失等问题,农民工一直处于“真空地带”,市民化需求难以实现,就业压力大。
设定识别标准是贫困治理的前提和基础,不仅决定了帮扶哪些人,还事关后续帮扶措施的选择与国家财政投入。目前学术界已有的农民工相对贫困识别标准存在差异,更没有形成广泛认可的指标体系。这种状况,一方面阻碍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现状、特点及形成机理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形成科学的农民工相对贫困瞄准机制和治理机制,从而滞缓了我国农民工的脱贫步伐以及反贫工作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