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助推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共生发展研究

赵慧娣 吴明华

(常州大学 体育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举国体制与社会体制的相互冲击下，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问题逐渐成为国家实现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同发展的新方向。党的十九大提出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新矛盾，在公众对体育消费的需求上也日益升级,从初始的“量需”发展至现今的“质求”。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提出，不但在解决不平等不充分发展问题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助力，而且解决了公共体育服务在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间供给矛盾。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价值体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为实现共享发展理念指明了行动方向,更彰显了社会公平正义。[1]对此，本文对我国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进程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之间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各得其能、相得益彰，存在共生关系；二者的协调发展是我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两者发展的不同位序是顺应不同时代需求和体现发展策略的不同路径选择，且因应形势的转变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外延和治理模式。

1 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推进特征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保障我国公民都能够公平获得均等的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劳动就业、基本社会保险、基本医疗卫生、基本社会服务、基本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文化、体育以及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2]而在全国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进程中，自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的体育服务”起，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层面便均逐渐展开了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进程。

1.1 中央层面逐步推行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

1.1.1 全面对接端口：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政策环境

实现全面对接，强化良性互动。由表1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层面在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方面出台了愈来愈密集的政策，给予了愈来愈多的关注，表明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观念已逐渐加深，改革力度不断增强。因此，中央层面对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提供了强烈的政策支持和实践推动。

表1 中央层面推行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相关政策表

在中国全面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各项政策的带动下，截至2017年底，全国体育场地已高达195.7万个，体育场地的人均面积达到1.66平方米；体育健身组织网络不断延伸，正式登记在册的体育社会组织每年增长率达到了10.86%，全国县级以上地区体育总会平均覆盖率达到72%，平均每万人拥有3个全民健身站点；体育健身指导人员队伍不断扩大，截至目前，社会体育指导员超过200万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广泛开展，每年参与活动总人数超过1亿人次。[5]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促使群众体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1.1.2 资源配置端口：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财政环境

从近15年的公共体育服务财政投入数据来看，中央层面对公共体育服务的投入呈稳步大幅上升的趋势，投入力度加大，投入范围愈广，投入项目增多。通过改革和发展，全民健身和体育产业这两块以往相较于竞技体育的“短板”，迅速得到补强。观念的转变、群众的需求，驱动着中国体育全面转型，从竞技独大的“偏科”阶段进入多元发展时代。[6]

1.2 地方政府层面逐步推行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

1.2.1 良性互动：地方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政策改进

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均出台、实施了相关政策，推动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向纵深发展，逐渐形成了多层级、上下相扣、综合配套的政策支持系统。[7]如上海市2016年出台《上海市体育改革发展“十三五”规划》等，江苏省2016年出台《江苏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年)》，2017年出台《江苏省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等，苏州市2011年出台《苏州市市民体育健康条例》，2016年出台《苏州市全民健身“十三五”规划》等，宝应县2009年出台《县政府办公室关于举办宝应县第七届全民健身体育节的通知》，2017年出台《〈宝应县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年)〉职责任务分工方案》等。

1.2.2 多措并举：地方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最优配置

各级地方政府除了出台宏观的指导性支持政策外，还出台了针对本地政治经济、民俗民风等因地制宜的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具体举措，如浙江省出台了创建体育强市评选项目，山东省出台了《新建城镇居民小区配套体育设施实施意见》。同时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实施了扶持政策实施，涵盖了公共土地资源、公共设施、人力资源、财政资源等的配置及使用，关于公共体育网络平台的信息化、平台化、大数据化、即时化建设，各具特色的体育活动开展，与周边政府的相互学习与交流借鉴等，有效推动了纵深化、全方位、多角度、适宜性、成长性、灵活性、有效性的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格局的形成。

2 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进程中“群众—竞技”体育关系探讨

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建设的意义在于抹平区域限制、改善公民体质状态,让全体公民都能够分享到市场经济发展下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所取得巨大成就和辉煌成果。用于全面保障社会成员无论在竞技体育还是在群众体育等能获得平等享有公共体育服务的机会。因此，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关系的“同一论”观点逐渐被广泛采纳。

2.1 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不是矛盾的两个方面

20世纪50年代，中国借鉴苏联的体育模式优先发展竞技体育，并于60年代形成“举国体制”。80、90年代开始，中国逐渐改革体育制度，提出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从历史的视角来看，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发展并不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两者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它们同时存在于任何一个时代并被需要，关键在于实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进程中政府如何把控在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经济形势下对于二者的权重考量。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不仅促进了全国公众身体素质的提升，夯实了中国“绿色崛起”的基础，也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发展，使两者实现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可见，在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推进过程中，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不是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而是相互促进、互为基础、互为补充的共生关系。

2.2 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进程中群众体育对竞技体育促进作用

有效促进竞技体育发展。随着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进程的深入，群众体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竞技体育提供了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的支持，呈现出“水涨船高”的发展态势。公共体育均等化在全国范围形塑起全民健身浪潮，分散了背负在运动员肩上担负的重压，而良好的竞赛心态则更加有助于良好竞赛成绩的取得。此外，随着公众对体育竞技比赛与活动关注度与参与度的持续高涨，竞技体育不再仅仅是运动员的谋生手段，更有助于其赢得人格自尊和社会地位，大大提升了运动员对竞技体育的热爱与忠诚度。而越来越多的公民希望得到专业的体育或健身训练，也为退役后的运动员提供了谋生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基础。

促进了竞技体育的结构调整与完善。基于国民体质、发展基础和最大化效益原则，我国在竞技体育发展中采取了不均衡的发展战略，这直接导致竞技体育发展结构不够优化，具体表现为地域、项目和价值观三个方面的差异：地域差异是指由于各地方政府经济实力存在差距而带来的竞技体育发展的不均衡，项目差异主要是指奥运项目与非奥运项目、优势项目与一般项目的结构失调与投入次序失调，价值观差异主要是指对竞技体育运动员主要集中于运动性的训练，而忽视了价值观方面的教育。而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提出和推进，则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引用多元化管理手段对公共体育服务的扶持与推动，提供多元的体育运动项目及在社会广泛群体中形塑积极向上的体育观与运动观等手段，在全社会范围内累积起一种体育社会资本，有效降低了并努力消弭竞技体育中存在的上述三个方面的差异并直接作用于竞技体育。

2.3 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进程中竞技体育对群众体育促进作用

首先，竞技体育能够促进群众体育的均衡发展。由供需理论可知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进程中群众体育快速发展是源于公众对体育与运动的需求日益增长，而公众的需求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则源于竞技体育赛事带来的“明星效应”。以竞技体育带动地区群众体育协同发展，在奥运项目中，中国男篮队员多数都来自辽宁省，其中阜新市和丹东市两个城市先后入选“篮球城市”，促进群众篮球运动的发展，以适应竞技体育改革的要求，为我国篮球运动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带动辽宁省群众体育在篮球项目中始终发展在全国前列，形成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态势。同样在我国湖北省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育发展迅速且呈现出多样化地运动项目发展趋势，中国体操之乡、中国乒乓球之家、中国网球之乡等头衔为湖北省大众体育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归属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本省群众体育稳步发展。竞技体育使得公众熟知并乐于参与相关竞技项目，喜欢某位体育明星甚至模仿其体育项目，这就对地方政府提供相应的体育设施与服务提出了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其“明星效应”在社会造成舆论效应反作用于各级地方政府以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进程。竞技体育的发展程度侧面体现了群众体育的发展水平,更是成为衡量现阶段我国体育事业能否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杆。[8]

其次，竞技体育能够为群众体育的资金供给渠道。群众体育服务的资金供给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的拨款和社会赞助，渠道较为单一，而竞技体育赛事的门票出售、竞技体育周边产品的出售等可以获得利润并作用于当地公全民健身服务的建设中，拓展了群众体育服务的资金供给渠道。同时在竞技体育的带动下，体育彩票事业得到充分的发展，随着竞技体育赛事的不断增加，体育彩票储备金额也逐年上涨，通过体育彩票事业获得的相关资金收入将为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最后，竞技体育有助于形塑公共体育服务的全民健身文化氛围。竞技体育以其独特的“明星效应”作用于社会公众，具体表现为竞技体育项目和体育明星带来的运动浪潮。竞技体育项目和体育明星类似于公共舆论中的意见领袖，能够产生带领和引导方向的作用，并由于其自身的晕轮效应作用于公众，使公众对其保持较高的热情和持久度，推动了公众全民健身的文化氛围，促进了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深入发展。

3 构建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共生治理模式

在会见第3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习近平从政治家的视野、国家战略的高度深入阐述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关系，群众体育可以厚植体育基础，即群众体育是竞技体育发展的深厚基础，竞技体育必须根植于群众体育，即竞技体育不能为竞技而竞技地孤立存在，竞技体育必须发挥其优势引领群众体育发展，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强调指出，建设体育强国要构建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三轮驱动、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着重解决群众反响强烈的“去哪儿健身”的问题。三位一体是一个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不可偏废。竞技体育是引领：更好、更快、更高、更强的竞技体育必将有力带动群众体育发展；群众体育是基础：没有群众体育的充分发展，没有青少年体育拔尖人才的广泛涌现，竞技体育不可能有新的高峰；体育产业是支撑：无论是搞竞技体育还是群众体育，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大，体育产业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中发挥的效力就越大。然而，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下，在国家“放管服”改革的大环境下，“举国体制”势必要赋予新的内涵[9]。为实现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的协同发展，政府应当明晰并与时俱进地调整自身在体育强国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并对其他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调整做出方针和政策方面的支持改变，着力构建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共生的治理模式。

3.1 因地制宜、平衡地域特色，助推二者均衡发展

当前，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历经之前粗放的发展方式正转换为共享式、互利性、包容式的发展，竞技体育发展应审时度势，顺应潮流，不断彰显其公共性，完善其公共服务功能，彰显出其应有的社会价值，实现竞技体育的人文回归，让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丰硕成果为民众所共享。[10]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是保障机会均等而非平均主义，是结合各地域的政治经济现状、民族风俗、惯例等推动的因地制宜的群众体育活动，是特色发展而非划一的、绝对的、一成不变的群众体育服务方式。群众体育的推进初衷是为了让公众共享改革成果，提升公众的身体素质，丰富公众的生活内容，提高公众的生活水平。因此，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在不同历史时代的侧重点理应不同。竞技体育局部突破是通过竞赛的形式交流体育文化、共同促进体育事业的重要方式，在特定的时代，客观上有利于个体归属感和国家形象重塑。[11]是展现国家形象和国家魅力的重要手段，因此，新时代的竞技体育减轻了政治功能的成分，增强了文化功能、社会功能、经济功能等其他方面的作用，其项目结构和地域结构等也逐渐呈现较为均衡的态势。

3.2 多元合作、敦促组织互补，寻求二者协调发展

为了深入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进程，促进竞技体育效能，需要结合当今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在思想理论方面，社会治理理论正发挥愈来愈深刻和愈来愈广泛的作用，其核心思想即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互相补充、互相发展而共同避免“政府失败”、“市场失灵”和“志愿失灵”，政府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但不是唯一的主体，因此，科学定位政府的职能与范围，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企业市场、公众社会等多元主体的能动性。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社会转型加速加之国际交往日益广泛，我国社会组织逐步兴起，全民健身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因此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体育社团作用，成为我国体育制度创新与政策改革的应有之义。[12]在现实基础方面，俱乐部、社团等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日益壮大，在多元社会治理体系中承担着日益重要且多元的作用，积极发挥了其能动性。因此，在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组织因其灵活性、针对性等组织特征能够较好地弥补政府和市场存在的缺陷。德国在2011年就有91250个体育俱乐部，2768万会员，占人口的33.85%。[13]因此，我国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就是要加强和促进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大力培育政府以外的服务主体，营造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共同发展的政策与制度环境，发挥各类主体的积极性和优势，实现优势互补。

3.3 精准评估、建立双向监评体系，促进二者规范发展

地区、地区间公共体育服务项目的总体水平是构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的实质。[14]以往对于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评价和监督都是从绩效的角度出发，这便导致所有服务与竞技比赛都是结果导向。因此，可以考虑对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以“4E”的标准来进行监督与评价，即以经济性(Economy)、效率性(Efficiency)、效益性(Effectiveness)和公平性(Equality)，这四个维度进行细化的可测量指标界定，构建对公共体育和竞技体育完整的监督与评估机制。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除了政府相关部门对其进行直接的监督与评价，也需要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两者综合的考评结果整合构成对公共体育和竞技体育的监督与评价。

4 结语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转变，中国逐步推广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改变了以往的“举国体制”，加强了群众体育在政策、财政、土地等资源方面的投入与支持力度，通过均等化公共体育服务过渡，不仅促进了全国公众身体素质的提升，夯实了中国“绿色崛起”的基础，也同时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发展，使两者实现了互利共赢。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互相补充，互相发展，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和权重。政府应当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改变而调整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定位，并对其他社会治理主体在其中的角色定位调整做出方针和政策方面的支持改变，以期实现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良性循环的互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