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亚洲经验与作为方法的“台语片”

王健

摘要：“作为方法的亚洲”是一种立足于亚洲本土经验与政治现实的“批判性话语”，它颠覆了西方知识体系下将“亚洲”视为“他者”的二元对立模式，“亚洲”不再是西方/帝国视野“凝视”下的亚洲，而是拥有自身文化主体性和学术话语权的“亚洲”。基于此，本文将沿着“作为方法的亚洲”这一理论路径去考察冷战格局下的“台语片”，把“台语片”作为方法，探赜冷战格局下中国的“亚洲经验”和地缘政治：第一，“台语片”中的“方言”问题引发了文章对于“中心”与“边缘”这两者关系的思考，从而进一步凸显出当时海峡两岸暨香港的政治差异;第二，“台语片”延续了中华文脉，吸收了中国电影传统，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超越政治差异、建构“文化中国”的方式;第三，“文化中国”本身并不足以超越多元化、差异性的政治经验，冷战时期“台语片”中殖民记忆的幽灵依然存在。

关键词：“作为方法的亚洲”“台语片”冷战 亚洲经验 地缘政治

“台语片”是指在19世纪50—80年代，以闽南语为配音，使用台湾本土文化资源拍摄的、反映台湾在地经验的影片。这些影片大部分取材自台湾本土的歌仔戏、台语流行歌曲、民间传奇故事等，通俗易懂，充满市井气息，受到台湾民众的喜爱。“台语片”最早可以追溯到1934年12月30日在厦门中华大戏院上映的厦语片《陈三五娘》。[1] 后来，菲律宾侨商伍鸿卜和戴佑敏见海外闽侨众多，拍摄闽南语电影有利可图，遂组建新光影业公司，于1947年拍摄了厦语片《相逢恨晚》。1949年以后从内地“南下”的影人也纷纷加入拍摄厦语片的队伍之中，其中还包括了一些来自福建的厦语片演员，他们的到来更加扩大了厦语片的制作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