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名单”列入标准的立法审视与完善*

顾敏康，白 银

(湘潭大学 信用风险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社会信用体系包含社会治理的功能，是一种崭新的由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体系。其核心基础不仅包括以大数据和数据统计为依托的信用信息平台，还包括信用法治建设，尤其是如何通过法律规制联合奖惩的问题，而“黑名单”制度则是实施联合惩罚的重要载体，“为社会诚信体系运行提供了制度基础”，[1]27属于当前适用最为广泛的社会信用管理制度之一。毫无疑问，“黑名单”的列入标准可谓“黑名单”制度的第一环节，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其规制程度将直接影响到“黑名单”制度的调整范围和打击力度，反映出对限制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的限制程度。然而，当前零散的“黑名单”制度已然呈现出泛化使用之趋势。部分行政部门和社会组织甚至误将其作为一种无所不能、随处可用的行政管理工具，而将一些轻微失信甚至与失信不相关的事项列入其中，然后实施所谓的“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引发“黑名单”满天飞的“奇观”。为此，应当重新审视“黑名单”制度的政策定位和法理性质，剖析和解决部分列入标准与法律原则相悖的弊病，分析和调整缺乏科学统一列入方式而难以实现共享的立法技术问题。本文的目的就是为了指出问题、分析问题，促进“黑名单”列入标准朝着合法化、合理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联合惩戒立法工作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