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

2021-06-04 08:39万立敏
铜陵学院学报 2021年2期
关键词:城镇职工落户医疗保险

万立敏 陈 虹 汪 洁

(安徽财经大学,安徽 蚌埠 233030)

一、引言

新型城镇化,新在以人为核心,当前阶段就是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蔡昉,2020)。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9亿人,其中外出务工1.7亿人(国家统计局,2020)。数量众多的农民工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尤其为迁入地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十三五”期间,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成效显著,提前完成1亿人落户目标。然而,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并不高,仅为44.38%(国家统计局,2020),说明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面临着离不开而又融不进城市的窘境。我国即将迎来“十四五”新发展阶段,农民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对健康权益等问题更加重视。如果农民工在城市的医疗保障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有损农民工健康权益,阻碍市民化和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而且势必造成我国劳动力质量下降,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因此,研究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不仅有利于保障农民工生命健康,而且对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工能否顺利落户城市,一方面受制于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则有赖于农民工自身的落户意愿[1]。从宏观政策环境角度出发,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是农民工问题最初产生的根源[2],随着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入,除了少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以外,其它城市纷纷放开落户限制、降低落户门槛,然而,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不愿意在城市落户[3][4],近年来甚至发生了大规模回流现象[5]。除了户籍制度之外,已有研究中发现农村土地扭转机制不健全、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社会保障未全覆盖,以及城市容载力不足等问题均会对农民工城市落户产生阻碍作用[6][7][8][9],还有研究表明,拥有城市的社会保险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城市落户意愿[10][11][12]。从农民工个体角度出发,农民工个体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婚姻状况、以及家庭因素等,都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具有影响效应[13][14][15][16]。

现有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和依据,但在以下方面仍然有待补充。首先,鲜有文献单独考虑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现有研究多从社会保障或是社会保险角度研究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因素,没有进一步细化。其次,鲜有文献关注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的代际差异。现有文献多研究农民工整体落户意愿,而缺乏对新一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群体之间差异性的比较。最后,本文基于全国性数据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更具普适性。已有研究数据多源于某一省份或区域,地区差异导致研究结果各不相同。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

假设一: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具有积极影响。

假设二: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

二、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此调查数据采取多种抽样方式相结合的办法,总计得到168,407个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市、区,以及新疆建设兵团。调查内容涵盖流动人口多方面信息,包括家庭成员和收支状况、流动和就业、居留和落户意愿,以及婚育和卫生计生服务。本文拟检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基于本研究需要,本文事先对微观数据进行了筛选和处理,将户口性质限定为农业户口,以确保流动类型为乡-城流动,年龄设置为15-59岁,最终选取111,712个有效数据。此外,为便于回归分析,将涉及较大数额的变量如消费支出、住房支出,以及家庭月收入等作对数化处理。本文被解释变量是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在符合打工地落户条件的前提下,愿意将户口迁入本地的受访者占有效样本比重为30.09%,说明农民工落户意愿整体偏低。核心解释变量为参加打工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已经参加了打工地城镇医疗保险的仅占13.27%,说明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工作地无法享受公平的医保待遇。受访者中,58.07%为新生代农民工。

本文将纳入模型的控制变量划分为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工作因素,以及流动因素四个方面。个体因素中,男性被访者多于女性,占比约57.39%;农民工平均年龄35岁左右;80%以上已婚者;平均受教育水平为初中,文化程度比较低。家庭因素中,同被访农民工(含本人)在本地同住家庭人数平均为2人,家庭月平均总支出3,225元,22.42%的受访者目前已经在打工城市购买住房,说明农民工家庭消费水平低、在打工城市买房比较困难。工作因素中,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只有33.47%,他们的月平均收入为3,849元,每周工作44小时以上的被访者占有效样本比例高达74.27%,说明农民工工作不稳定、收入低且超时劳动是常态。流动因素中,受访农民工平均流动次数为1次,累计流动时间3到4年,约一半农民工仅在市内流动,其次是省内跨市,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占比只有16.87%。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参见表1。

表1变量解释及描述性统计

三、理论框架与计量方法

推拉理论最早由巴格内(Bagne,1951)提出。该理论认为人口流动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流出地不利条件形成推力,流入地有利条件形成拉力,人口流动正是在这两股力的共同作用之下发生。李(Lee,1964)在巴格内理论的基础上补充了“中间障碍因素”,指出劳动力流动不仅同时受推力和拉力作用,中间障碍因素诸如距离远近、物质障碍等和劳动力本人对此类因素的价值判断也会对人口流动产生影响。农村落后的医疗条件对农民工流动具有推力,城市相对优渥的医疗条件形成拉力,落户与否是基于农民工本人对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价值判断。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有助于农民工公平地享受同城市居民同等的医疗条件,可以在更高程度上保障其生命健康,可能提升其在城市落户的意愿。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二值选择变量,通常可以用一个“潜变量”(Latent Variable)概括二值选择行为的净收益。假设农民工选择落户的净收益为:

上式(1)为指数函数(Index Function),其中,Y*为潜变量,不可观测。X表示影响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的各种因素,包括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工作因素以及流动因素。θ为待估参数,ε为随机扰动项。当农民工选择落户的净收益大于0时,则选择落户;否则,农民工选择不落户,即个体选择规则为:

其中,Fε(·)为ε的累积分布函数,假定Fε(θX′)符合正态累积分布函数特征,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由于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落户意愿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需要检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如果存在内生性问题,则采用如下工具变量法IVProbit模型进行修正:

Y1i为虚拟变量,Y*1i为潜变量。Y2i为内生解释变量,Zi是Y的工具变量。Zi与Y2i高度相关而μi与无关。设随机扰动项(μi,ωi服从二维正态分布:

ρ是(μi,ωi)的相关系数,而标准化之后的方μi差是1。

四、实证分析结果

表2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影响的Probit模型回归结果。ModelⅠ至ModelⅢ的研究对象分别为全体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根据三组模型回归结果,参加打工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82,0,0.247,6和0.326,5,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参加打工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存在积极影响,且相较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老一代农民工落户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大。大部分控制变量也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但是,由于农民工落户意愿和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无法精确判定农民工参加打工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其落户意愿的影响及代际间差异是否确实存在。

将社区层面的平均参保率作为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工具变量进行IVProbit回归,表3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影响的IVProbit模型回归结果。ModelⅤ、ModelⅣ和ModelⅥ的研究对象分别为全体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ModelⅤ至ModelⅥ的回归结果中Wald检验P值均为0.0000,说明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农民工落户意愿之间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Probit模型回归结果存在偏差。将两次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参加打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全体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以及老一代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的影响系数分别增加至1.820,1、1.613,0,以及2.220,1,三者显著性仍然保持在1%的水平上。不仅说明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农民工落户意愿更强,假设一得证;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假设二得证。而且内生性问题的存在导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不同农民工群体城市意愿的影响效应都被严重低估,同时也缩小了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

表2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影响的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从控制变量可以得出,个体因素中,女性和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落户,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落户意愿越强,婚姻状况仅对老一代农民工的落户意愿产生影响。家庭因素中,随被访者(含本人)同在打工地居住的家庭人数越多,越可能增强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落户意愿。家庭月消费支出水平仅对新生代农民工落户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在本地已经购买住房仅对老一代农民工落户意愿有影响,且显著性水平不高。工作因素中,个人月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落户意愿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则不显著;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可以增强农民工工作的稳定性,有助于提升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而超时劳动对农民工落户意愿存在消极影响,该作用在老一代农民工群体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流动因素中,流动次数和流动时间均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落户意愿,但两者作用方向相反;与跨省农民工相比,流动范围为市内跨县的农民工落户意愿最强烈,省内跨市次之。

表3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影响的IV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Probit和IVProbit模型对比,实证研究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该影响的代际间差异。研究发现:第一,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具有积极影响。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有助于农民工公平地享受同城市居民同等的医疗待遇,可以在更高程度上保障其生命健康,进而提升其在城市落户的意愿。第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相较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老一代农民工可能由于身体状况较差、对高强度工作的承受能力较弱等原因而更加重视医疗保险,导致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老一代农民工落户意愿产生的积极效应更强。第三,从控制变量来看,大部分控制变量如教育水平越高、本地同住家庭人数越多,以及签订劳动合同等,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均具有正向影响,但也有部分变量,如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具有负向影响。

农民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一方面为了让农民工公平地享受同城市居民同等的医疗待遇,保障其生命健康;另一方面为提高农民工久居意愿,带动城市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加强对企业为员工缴纳医疗保险的监督管理,增大违规成本,以确保企业为农民工足额缴纳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其次,继续完善医疗保险异地转移接续机制,根据不同医疗保障制度设置差异化的转移系数,以确保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农民工权益在转移接续过程中不受损。再次,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群体对城镇医疗保险的不同需求,采取适合不同群体的制度安排,以确保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具有针对性。最后,还可以通过提升农民工自身健康素养和维权意识、鼓励农民工同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以及推动农民工实现家庭化迁移等方式提高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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