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综述(2000～2019)
——以《中国翻译》文献计量研究为例

皖西学院 刘 虎

一、引言

以1987年“中国首届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和“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正式起步。这两次研讨会“吹响了学科建设的集结号，标志着学科理论研究共同体正式形成。翻译学者整体展现出学科自觉和理论自觉，中国译学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蓝红军 2018：7)。从1987年到21世纪以来的十几年间，中国翻译学界的理论意识不断觉醒，对翻译研究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学者们围绕翻译研究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如“翻译学科的性质问题、翻译研究的中国特色问题以及建立独立翻译学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问题”(谭载喜 2012：7)，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这一时期，翻译学界的关注焦点从单纯的翻译经验的总结和反思逐渐过渡到引进和借鉴西方翻译理论；到了世纪之交，又转向了翻译学的学科建设问题。(韩子满 2019)至此，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时期，其深度和广度都有大幅度拓展，呈现出明显的多维度、多视角、跨学科的特点，如胡陈尧(2019：106)所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走出了一条博古通今、融汇中外、跨域创新的研究道路。”那么，21世纪20年以来中国翻译研究取得了哪些进展？其发展脉络和走向如何？未来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本文将致力于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期待总结21世纪头20年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经验，并为其将来的发展建言献策。

二、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过去几十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曾经做出过回顾和反思，将其划分为不同阶段并总结了其特点和成就。何刚强(2015)将过去30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取得的成就归结为3个方面：1)中国学界视野得到拓宽，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普遍比较深入；2)翻译研究被广泛看作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吸引了其他相关学科的参与；3)改革开放以来，翻译对国家各项事业的先导作用愈发明显，引发了应用翻译研究的异军突起。许钧(2018)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翻译研究走过了一条开放、探索、互动和创新的发展道路：从初始开放和借鉴，引介西方翻译理论，到强化交流与反思，学习和探索研究方法，再到关注理论话语建设，致力于翻译学科建设，发展翻译教育，探索具有自身学术品格的理论体系。韩子满(2019)则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划分为5个阶段，即恢复与整理期、对外借鉴活跃期、学科意识觉醒期、研究与深入拓展期和理论与对象创新期，并以每个时期内发生的标志性事件为线索把这5个时期串联在一起。

以上学者提纲挈领式地总结了中国译学发展的轨迹和成就，粗线条地勾勒出一幅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历史图景。然而，所有这些回顾和反思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都是经验式、随感式的定性点评，得出的结论往往过于简单、笼统和泛化，其中遗漏了很多重要细节，更无法看清各个时期理论发展的趋势和走向。因此，它们缺乏系统性的指导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将采用文献计量的研究方法，详细扫描过去20年间中国译学研究权威期刊《中国翻译》刊载的所有理论文章，借此集中展示21世纪以来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成果和发展脉络。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检索的《中国翻译》上刊载的理论文章包括两大类：即针对翻译理论的思考、评析、翻译家访谈以及翻译史研究等宏观理论问题的文章，与针对具体翻译技巧、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证研究的微观理论问题的文章，但不包括译著评析、人物介绍、翻译史话、读者论坛、译界动态等内容，因为这些内容既不研究翻译问题，也不包含有价值的翻译思想，对翻译理论的发展没有明显的贡献。这样，本文收录的文章全部属于针对翻译理论、方法、技巧和教学等问题的研究，属于典型意义上的翻译理论文章。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回答以下3个问题：1)21世纪头20年以来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总体特点是什么？2)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含子类)呈现何种发展趋势？3)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现状对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启示？

(二)研究方法

利用中国知网(CNKI)在线检索《中国翻译》2000年至2019年间发表的所有理论文章，并通过标题、关键词、摘要和全文通读将这些文章分类(含子类)。分别统计文章总数、年度文章总数、年度分类别(含子类)文章总数，并考察位居使用频次前40的高频关键词和高引用文章的分布情况。然后，借助图表和各种可视化研究工具(饼状图、折线图和柱状图)对以上数据进行分析，总结21世纪头20年来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特点和趋势，并对其将来发展提出建议。

(三)数据分析

1) 总体分析

统计2000年至2019年间《中国翻译》发表的理论文章总数和分类别(含子类)文章数量，通过后者与前者的比例关系了解过去20年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总体情况。

2) 年度对比分析

统计各类别(含子类)文章年度发表的数量，据此了解过去20年间各类别研究(含子类)的动态和走势；对比各类别(含子类)之间的变化关系，据此了解过去20年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详细变化情况。

3) 高频关键词和高引用文章分析

以位居使用频次前40的高频关键词和高引用文章为研究对象，找出它们所对应的研究热点和动态，据此旁证过去20年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热点分布和趋势。

四、研究结果

(一)总体结果

中国知网在线检索结果显示，2000年至2019年间《中国翻译》共发表理论文章1222篇。分类(含子类)如下：

A类：西方翻译理论研究(A1西方翻译理论的引介、述评和西方翻译家访谈；A2运用西方翻译理论的原则、方法或范式来阐释各种翻译问题；A3西方翻译史研究)。

B类：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B1 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思考、评析、运用和中国翻译家访谈；B2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发掘整理；B3中国翻译史研究)。

C类：翻译实证研究(C1基于观察、实验和调查问卷的实证性研究；C2 基于语料库的量化研究)。

D类：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D1西方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传播；D2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译介传播；D3翻译与跨文化交际)。

E类：翻译教学研究(E1口笔译教材、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E2 MTI课程的思考、设计和优化)。

如表1所示：西方翻译理论研究(A类)论文共计484篇，占总数的39.61%；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B类)论文共计395篇，占总数的32.32%；翻译实证研究论文(C类)共计76篇，占总数的6.22%；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D类)论文共计153篇，占总数的12.52%；翻译教学研究(E类)论文共计114篇，占总数的9.33%。

由此可见，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21世纪头20年以来整体上表现出如下态势(见图1):

图1 各类别文章发表情况

首先，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备受学界青睐和重视，其论文产出占据了最大比例。

其次，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也受到了特别关注，在论文产出比例当中位居第二。学者们在积极引进西方理论原则与方法的同时，也不忘思考并发展中国本土翻译理论。

再次，翻译与文化传播和翻译教学研究也是译学界关注的热点。翻译与文化传播是个长盛不衰的话题，针对翻译教学的讨论也十分活跃，翻译实证研究则逐渐兴起，方兴未艾。

此外，每个子类研究在整体上表现如下:

西方翻译理论的引介和述评和西方翻译家访谈(A1子类)、西方翻译理论的原则、方法和范式的应用(A2子类)以及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思考、评析、运用和中国翻译家访谈(B1子类)这3个板块共同构成了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大半个江山，其论文产出占比高达60.97%。翻译与跨文化交际(D3子类)与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译介传播(D2子类)是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关注的重点；而口笔译教材、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E1子类)则是翻译教学研究的主要侧重点。基于观察、实验和调查问卷的实证性研究(C1子类)和基于语料库的量化研究(C2子类)论文产出只占很小的比例，单从数量来看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发展趋势。

(二)年度分析结果

1) 总体发展脉络和趋势

对比每个研究类别的年度发展变化，可以发现近20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总体脉络和趋势(图2):

图2 五大类别年度变化对比折线图

首先，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和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共同占据了过去20年中国翻译学研究的主战场。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从2000年到2009年保持了稳中有升的发展势头；但2009年以后则有所起伏，虽然仍处于核心地位，但整体波动较大。从2000年到2011年，学界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显著强于中国翻译理论。但从2012年开始，对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关注则超越了西方翻译理论。

其次，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的总体走势是平稳增长：该类别虽然在2000年到2010年间变化波动不大，但从2010年起则稳步攀升。翻译教学研究则常年保持一定热度：该类别从2009年起迅速升温，到2013年达到高峰，其后又渐趋平稳。总之，这两个类别在过去20年里始终是研究热点之一。翻译实证研究则从无到有，2003年以前一片空白，从2004年起其关注度则逐渐攀升。

2)详细发展脉络和趋势

对比每个子类别的年度发展变化，可以发现近20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详细脉络和趋势:

其一，西方翻译理论的引介、述评和西文翻译家访谈(A1子类)以及西方翻译理论的应用(A2子类)的研究呈锯齿状分布(见图3)，表明它们虽然都是研究热点，但年度变化冷热不均。2007年以前，A2子类研究明显强于A1子类，但随后两者基本上交替上升下降，最后又归于平衡。西方翻译史研究则是处于刚刚起步的状态。

图3 A子类年度变化对比折线图(A1—A3)

其二，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思考、评析、运用和中国翻译家访谈(B1子类)的研究逐年走高(见图4)，特别是2011年以后的发展势头甚至超过了A1和A2子类。中国翻译史研究(B3子类)似乎受到了特别重视，逐年走高。然而，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研究则萎靡不振，除了个别年度有所收获外，基本没有什么进展。

图4 B子类年度变化对比折线图(B1—B3)

其三，翻译实证研究2003年以前一片空白，尤其是基于语料库的量化研究(C2子类)更是从2009年起才有所起色(见图5)。基于观察、实验和调查问卷的实证性研究(C1子类)2003年后获得发展，但其论文产出还是大起大落；基于语料库的量化研究有所进展，但其成果仍然很不突出。

图5 C子类年度变化对比折线图(C1—C2)

其四，西方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传播(D1子类)似乎一直不受关注，20年来鲜有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译介传播(D2子类)从2008年以后则受到了极大关注，其研究成果节节攀升。翻译与跨文化交际(D3子类)曾经是研究热点之一，但2010年以后渐趋平缓(见图6)。

图6 D子类年度变化对比折线图(D1—D3)

最后，关于口笔译教材、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E1子类)的研究一直都有成果产出，并且在2009年到2013年间形成了一个研究高潮(见图7)。MTI课程的思考、设计和优化(E2子类)的研究从2009年起异军突起，到2013年达到高峰，随后逐年平稳下降。

图7 E子类年度变化对比折线图(E1—E2)

(三)高频关键词和高引用文章分析

1)高频关键词分析

考察表2和图8，可知过去20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热点涉及领域多、跨度大、范围广。主要研究热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表2 高频关键词统计表

图8 高频关键词柱状分布图

A.西方翻译理论研究。西方理论的研究范式和术语，例如异化(21)、归化(17)、方法论(14)、规范(12)、意识形态(11)、主体性(11)、忠实(10)、翻译伦理(10)、语境(9)和隐喻(9)等出现总频次高达124次，可以说炙手可热。

B.翻译教学和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翻译教学(35)和翻译硕士教育(13)达到了相当高的出现频次。这与前文所得出的分析结果“翻译教学研究则常年保持一定热度”相吻合；而文学翻译(45)和译介(14)则受到了更为强烈的关注。这与前文D2子类“从2008年以后则受到了极大关注”和D3子类“曾经是研究热点之一”相互印证。

C.语料库(13)也占据了一定的出现频次，但其热度还不十分显著。这与前文语料库量化研究成果“仍然很不突出”也形成了相互照应。

2)高引用文章分析

考察表3，可以更直观地看到过去20年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热点涉及的主题和其受追捧的程度:

表3 论文最高引排序表

首先，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一枝独秀。其研究热度、可及度和认可度都显著高于其他类别研究。在所有40篇论文中，有27篇属于这一类。排名前10位的高引论文中，有5篇属于此类，前20位中有12篇，前30位中有19篇。“归化、异化、意识形态、功能主义、文本类型、语用顺应、接受美学、哲学阐释、关联理论、多元系统以及后殖民视角”等主题已然席卷了整个中国翻译研究空间。

其次，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也达到了相当的热度和可及度。在高引论文当中，也出现了众多此类论文，例如“中国的文学翻译”“外宣翻译三贴近原则”以及对翻译主体的讨论。还有从崭新的视角看待翻译本质的论文，例如“生态翻译学解读”和“生态翻译学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而且引用频次还非常高。这与前文的分析结果“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也受到了特别关注”保持一致。

最后，翻译教学类论文在最高引排行榜上也十分引人注目，其研究成果的可及度和接受度可见一斑。例如“口译训练：内容、模式、方法”“译员知识结构与口译课程设置”和“中国的翻译教学:问题与前景”这3篇论文的引用频次十分靠前。

五、讨论与建议

(一)讨论

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过去20年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整体上呈现出“三强三弱”的特点，即“西方理论强，中国理论弱”“现代理论研究强，传统理论研究弱”“理论性研究强，实证性研究弱”。另外，各个理论子板块研究的活跃程度随着时间变化也有所波动。下文结合这些特点产生的学术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进行语境化的分析，以阐明其背后的动因。

从学术背景来看，“西方理论强，中国理论弱”的特点很可能是两者之间发展程度严重失衡造成的。西方翻译理论借鉴了包括语言学、文学、哲学、文化研究、美学、认知科学等一系列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发展出了一个较为科学而严谨的理论体系，可以多角度、跨学科地阐释整个翻译过程。例如语篇语言学和语用学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翻译过程中语言转换的问题；意识形态、多元系统、翻译规范、后殖民等文化学派理论可以从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揭示翻译行为背后的各种操控因素；阐释学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可以揭示翻译过程中原作、译者和译作三者之间的关系；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又可以从人类思维层面解释翻译现象。反观中国本土翻译理论却远未达到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程度，缺乏逻辑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难以用来指导翻译理论或实践中遇到的纷繁复杂的难题。这样，学界自然会青睐一个成熟可靠的理论体系，并推广运用，从而形成了目前“西强中弱”的理论格局。“现代理论研究强，传统理论研究弱”可能是由于传统理论的现代阐释转换不易，或者过于抽象、笼统，并不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见诸古代佛经翻译的序、跋、例言或评注之中，例如，唐玄奘的“五失本”“三不易”“求真喻俗”等等。它们以零散的方式存在于古籍当中，不成体系。严格来说，它们还只是翻译经验而非翻译理论。(周忠良 2016)要发掘整理这些古代文献不仅耗时耗力，而且可能收效甚微，不如直接从现代翻译实践中提炼出合适的理论并加以运用更为方便。“理论性研究强，实证性研究弱”则可能是实证性研究自身的特点造成的。一般来说，自省式、归纳式的理论思考总是先于实证研究。先是有了理论总结或假设，然后通过实证研究加以验证。这样就会在大规模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之间形成一个时间差，似乎前者总是要先于后者达到繁荣。语料库翻译学是翻译实证研究的代表，但是由于起步晚、数据采集和分析时而会遇到困难、研究周期长等不利因素，造成了当前翻译实证研究明显落后于理论研究的状况。

从年度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2010年前后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以及翻译教学和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逐渐兴起。这是“三强三弱”总体格局下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从社会文化背景来看，这个特点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官方政策的扶持、对自身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不断加深以及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现实需求等因素。首先，2012年以后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研究赶上甚至超越了西方翻译理论研究，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官方大力提倡挖掘中国自身的翻译理论，给予了项目申请和出版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学界意识到了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的价值。近年来，中国学者提出了不少原创翻译理论，例如变译理论、玄翻译学、大易翻译学、和合译学理论等等。其中，生态翻译学理论首次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解读翻译本质，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从高引文章分析来看，“生态翻译学解读”和“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2篇文章被引频次竟都达到1000次以上，其热度和认可度可见一斑。这表明中国学者从一味追捧西方翻译理论回归到了理性，开始专注于本土翻译理论的建设。其次，翻译教学类研究从2009年起成为热点之一，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这也归因于官方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高层次翻译人才的需求在政策上的扶持。自2007年以来，MTI学位教育在全国开展得如火如荼，其课程设置、教材和教法的研究也火爆起来，从而大大增加了翻译教学研究的热度。再次，翻译与文化传播类研究自2011年起稳步攀升。这与官方政策的支持和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现实需求密不可分。由于中国政府大力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工程，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传播自然成为研究热点。特别是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学界更是聚焦于这方面的讨论。

(二)建议

上节“三强三弱”的讨论实际上暴露了当前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存在的不足。一言以蔽之，就是“中西理论话语生态失衡”(周忠良 2016：89)现象。中国学界似乎已经习惯于臣服于西方翻译理论话语，学会了用洋话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其演讲的主题、措辞、腔调已然全盘西化。长此以来，离开了西方翻译理论话语，中国本土翻译研究大厦就会轰然垮塌，因为它没有自己的核心理论支撑。这个状况必须改变。为此，本文强烈呼吁建立中国自身的翻译话语体系，以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思想为依托，融合西方理论话语中积极的成分，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翻译理论话语体系。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到“三结合”，即古今理论话语相结合、中西理论话语相结合、“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古今理论话语相结合，就是在现代学术话语规范的指引下，将中国传统典籍中蕴含的哲学和美学思想进行现代阐释和转换，为现代翻译理论研究服务。这方面已经有学者做出了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例如朱志瑜(2001)将中国古典玄学中的“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进行现代转换，发展出了神话说(神韵、化境)，较好地摆脱了直译/意译、归化/异化的二元对立式无休止争论。钱纪芳(2010)将中国哲学和合理论中的“生生”理念和“融突”方法解读为翻译活动中人与语言之间“共生共长”的关系，于是原作、译者和译作之间就有了和谐共生的联系。王宏印(2003)则将玄奘的“五不翻”分别转换为“一词多义”“文化局限词”“约定俗成的通行译法”“神秘色彩词语”和“感染力”等5个现代理论范畴，实现了古今融通。相信经过学界的共同努力，今后会有更多古为今用的概念和术语覆盖翻译理论研究领域，为建设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翻译理论做出贡献。

中西理论话语相结合就是以中国翻译理论融合或改造西方理论的垄断局面。西方理论确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的一面，因此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全盘抛弃。但是它也存在短板，例如在解释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的翻译难题时就经常无能为力。许钧、穆雷(2009：87)认为，“我国不少翻译研究成果是对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译介、验证或应用，而对其进行质疑、反思、证伪、发展的却很少”。那么，是否可以利用中国传统理论修正或补充原有的西方理论呢？这样既可以保留西方理论合理的一面，又可以发挥中国传统理论的长处，起到一石二鸟的功效。答案是肯定的。例如，周领顺(2014)就在西方译者主体性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该理论借用“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作为新批评模式，并创造了“译内效果”“译外效果”等理论术语，更高效地解释了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能动作用。如此吸收、改造和创新的道路为中西理论话语相结合提供了一个范例。

“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就是既要引进吸收西方理论，也要积极向国际译学界展示、传播中国本土的翻译话语。当前译学话语西强中弱的情况下，后者显得更为迫切。是否可以在政策层面上向中国本土理论的发展倾斜？例如，翻译研究项目的申报可以重点突出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研究板块，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研究成果在海外出版，期刊也可以设置中国本土翻译研究专栏，在高校翻译专业当中增设翻译与国学研究课程，等等。总之，“拿来主义”应与“送去主义”相结合；现阶段应该重点实施“送去主义”，促进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话语权的提升，这样才可能逐渐实现与国际译学界的平等对话。

此处，笔者尝试将“三结合”的建议纳入到Holmes(1972)的描述性翻译理论框架(DTS，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ystem)当中，以期对中国本土翻译研究体系的建构有所启示。Holmes将描述性研究视为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其划分为产品导向(product-oriented)、过程导向(process-oriented)和功能导向(function-oriented)的研究。产品导向主要关注译作，过程导向关注译者，而功能导向主要涉及到译作在目的语文化中的传播。“三结合”研究模式的核心在于建立一套以中国话语特征为导向的、可以完整阐释整个翻译过程中诸多因素运作特点的理论体系，其实质就是要用中国话语描摹翻译产品形成过程中原作、译作和译者三者之间，以及这三者与各种外部制约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毫无疑问，这一研究模式完整地覆盖了Holmes提及的描述性翻译学3个导向的内容。例如，上文中提到的“生生”理念和“融突”方法就描述了原作、译者和译作之间的关系；“神话”说则描摹了翻译标准问题；而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又描写了译作在目的语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功能和作用。总之，“三结合”的研究模式旨在客观地描述能够解决中国翻译问题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期待为未来翻译人才的培养、翻译辅助材料的编纂以及翻译政策的制定等问题提供决策参考。

六、结语

本文梳理了2000～2019年度《中国翻译》发表的所有理论文章，发现了过去20年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总体特征和趋势，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过去20年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在西方翻译理论引进和吸收、本土翻译理论建构、翻译教学、翻译与文化研究以及翻译实证研究等领域取得了辉煌成果，但呈现出过度依赖西方翻译理论话语、本土翻译理论发展创新不足、翻译实证研究偏少等缺陷。针对这一情况，本文提出了“三结合”的发展思路，希望能给学科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