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精准扶贫
——基于企业慈善文化的中介效应检验

李雪（教授/博士）孙玉楚（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山东青岛 266100）

一、引言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这一概念，指出要实现贫困人口全部如期脱贫，需要在扶贫开发过程中精确识别，实施更有针对性的扶持策略。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活跃主体，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贡献了巨大的力量。2021年2月25日，全国扶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庄严宣告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深刻阐述了伟大脱贫攻坚精神，充分肯定了民营企业在产业扶贫中的卓越贡献和“万企帮万村”行动的显著成效，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出了明确要求。在这一背景下，探明企业精准扶贫的动因和影响因素对于引导企业巩固和优化扶贫成果、有效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企业扶贫蓝皮书（2018）》显示，截至2018年底，已有583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年度精准扶贫信息，其中排名前十的上市公司共计帮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超过50万人，反映出上市公司对我国扶贫政策的积极响应和实践，也彰显了企业精准扶贫的巨大潜力和独特优势。同时，理论界也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如信号传递、获取政治资源和掩盖不当行为等，但针对企业精准扶贫的相关研究较少展开（杜世风等，2019；任长秋、王钊，2020）。一方面，相比于一次性捐赠行为，精准扶贫投入的持续性需要更高的执行成本，考评机制的透明性更使参与精准扶贫成为企业的一项长期战略决策；另一方面，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上市公司一面对接资本市场的考验，一面对接国家宏观战略需求，是否参与精准扶贫的决策必然受到来自企业内外部更多维因素的影响。因此，企业精准扶贫不能与一次性捐赠行为一概而论，对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的影响因素展开针对性研究很有必要。在为数不多关于精准扶贫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一般比较关注企业业绩、企业规模以及产权性质对精准扶贫投入的影响，目前鲜有关于高管个人特征对于企业精准扶贫决策影响的研究。实际上，在企业精准扶贫决策的制定过程中，管理者的作用毋庸置疑。吴丽君（2020）认为高管薪酬差异能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基于此，高管性格塑造重要时期的贫困经历对其所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影响如何？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将企业精准扶贫的动因分析拓展至微观层面，并将有利于拓宽高管异质性与企业行为的研究领域。

为此，本文选取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6—2018年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高管早期贫困经历是否影响上市公司精准扶贫。在此基础上，检验企业慈善文化是否作为一种路径在高管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精准扶贫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发现高管早期贫困经历会促进企业精准扶贫及企业慈善文化的建立，且企业慈善文化在高管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精准扶贫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以下三方面：（1）从高管个体固定效应这一微观视角拓宽了企业精准扶贫动因的研究范畴。（2）拓展了高管异质性对公司行为影响的研究领域。（3）对企业如何实现自身与社会的“双赢”提供了重要启示，企业应当发挥产业优势，积极投身精准扶贫队伍，实现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绩效的共同提升。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一）文献综述

1.企业精准扶贫的动因。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在慈善活动中不仅要关心自身的经济利益，也要关注其他各方的福利，即在企业的慈善行为中，利己性和利他性应当是同时存在、不可分离的。但是，由于现实中企业慈善行为的“利他”动机难以分离和衡量，已有研究大多支持企业慈善行为的“利己”动机。战略动机论认为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一种战略投资行为，能够通过向外界传递企业现金流充足、经济实力雄厚的信号进而提高企业财务绩效（Helwege et al.，2007）。政治动机论认为企业进行慈善捐赠是为了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获得政治资源（戴亦一等，2014；聂军等，2020）。制度环境约束动机论则认为企业慈善是为迎合制度要求和缓解利益相关者压力而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被动慈善”（肖作平、杨娇，2020）。在为数不多支持企业慈善“利他”动机的研究中，许年行、李哲（2017）基于CEO出身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证实了企业慈善捐赠的非功利性动机。Malmendier&Nagel（2011）认为在公司的战略决策中，CEO个人的固定效应比公司层面的特征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度。因此，企业精准扶贫的持续性和战略意义使其更可能是高管个人“移情”的产物和助人倾向的表达，也是企业慈善行为“利他”动机的表现。

2.高管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精准扶贫。高层梯队理论认为，高管的特殊经历不仅影响高管个人的个性、偏好，也会通过影响高管的行为影响公司决策的制定。Hulme&Shepherd（2003）研究发现贫困经历能通过个人所处环境中形成的共同价值评判标准和现实记忆影响个体的行为。对于企业高管而言，儿童时期的经历会在个人心中留下“印记”，并且不论日后外部环境如何变化，这些印记仍然会长期参与塑造其认知，通过影响其在任期间的领导风格并长期影响企业行为（Currie&Almond，2011）。

现有文献大多关注高管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比如，在投融资决策层面，有学者认为有早期贫困经历的CEO表现出明显的风险规避型性格，偏好稳健的融资政策（马永强等，2019），也有研究认为有早期贫困经历的高管往往采取更加激进的投资策略（Bernile et al.，2016）。在已有的关于高管贫困经历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的文献中，刘振杰等（2019）发现有早期贫困经历的高管表现出更强的节俭意识也更乐于帮助他人。但目前鲜有关于高管个人经历与企业精准扶贫的研究。

综上所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可能出于“利己”和“利他”动机。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可能带来良好的社会声誉，但也需要更长期持续的投入。一方面，企业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要求其与企业长期战略保持高度一致性，更能印证“利他”的动机；另一方面，目前鲜有从企业高管个人经历的视角探究其与企业精准扶贫关系的研究，假如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成立，将为企业精准扶贫的“利他”动机提供有力论据。

（二）假设提出

1.高管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精准扶贫。个人早期贫困经历带来的深刻记忆和巨大冲击会影响其日后价值观的形成，也会对人的道德、情感和同情心带来很大的影响（Hulme&Shepherd，2003）。心理学家霍夫斯泰德认为，经历过贫困的高管更多具有服务社会的思想。儿童时期的贫困经历使高管对社会责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从而在其有能力回报社会之后，更容易自发向身处困境者表达帮助与支持，即所谓“感同身受”，这种善意并非趋利行为，而是慈善行为。高管是企业决策的主要制定者和企业行为的主导者。参与精准扶贫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高管个人经历很可能会在其中有所反映。如果企业高管儿童时期有过贫困经历，其所在企业的精准扶贫表现可能比其他企业更为积极。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高管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精准扶贫显著正相关。

2.高管早期贫困经历、慈善文化与企业精准扶贫。高管作为企业最重要的决策者和领导者，企业文化的制定和执行必然受到其个人价值观和风格的深刻影响。如果企业高管本身拥有高尚的品格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们往往也会把这种“利他”的价值观灌输和体现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并希望通过慈善的企业文化在企业范围内推行这种价值观。企业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会影响公司内部员工的思想和行为。如果企业内部崇尚助人奉献的慈善文化，那么这种慈善文化就会调动管理者和员工参与社会公益的积极性，促进管理层做出承担社会责任、回报社会的决策。因此，如果企业的精准扶贫行为是出于“利他”动机，就有可能会通过企业慈善文化来引导和规范员工的思想和行为，将慈善文化内化于企业的核心价值观、经营理念之中，并通过公司章程、规章制度等加以固定。姜付秀等（2015）认为企业文化要内化成企业的本能并最终影响企业行为，需要领导者将其推崇的理念灌输到企业文化中并不断强化。儿童时期有过贫困经历的企业高管，往往更能够深刻理解社会责任和担当，因而在其成为企业高管时，除了其本身表现出更明显的回馈社会的意愿之外，也会通过建立慈善的企业文化来保证企业慈善行为的连续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高管早期贫困经历、企业慈善文化和企业精准扶贫行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儿童时期的贫苦记忆加深了高管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担当，利他动机更为明显，使其更倾向于在企业内部推行企业慈善文化，并通过对慈善文化的践行保证慈善行为的连续性。本文提出假设2和假设3：

假设2：高管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慈善文化显著正相关。

假设3：企业慈善文化在高管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

由于上市公司精准扶贫数据自2016年才开始强制披露，因此本文选取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6—2018年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并对样本做如下筛选：（1）剔除金融类企业以及ST、*ST的样本；（2）剔除相关变量有缺失值以及数据异常的样本。最终保留了667家公司，共计1 310个有效观测值。其中，上市公司精准扶贫数据和其他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出生年月、籍贯以及企业文化数据为手工收集整理。相关连续变量均在1%和99%水平上进行winsorize处理。

1.变量解释。

（1）精准扶贫支出的衡量。借鉴山立威等（2008）的研究，选取企业精准扶贫支出总额（包括现金捐赠和物资折款）的自然对数来度量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程度。下述模型中，被解释变量PPA等于企业精准扶贫支出总额取对数。

（2）高管早期贫困经历的衡量。本文借鉴许年行、李哲（2016）的研究，侧重于从高管儿童时期是否经历过3年自然灾害衡量其早期贫困经历。发生于我国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对亲历者的生命个体健康和心理冲击造成重大的影响。结合我国的现实经济背景与经济困难时期的特殊背景，考虑到高管的年龄因素，将高管界定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或CEO。根据伍香平（2011）的研究，儿童时期的上限大致在少年时期（14—15岁）。考虑到个体心理发展的连续性，本文将高管的0—14岁界定为儿童时期。若高管出生于1947—1961年之间且有过贫困经历，其高管早期贫困经历变量Famine取1，否则取0。需要说明两点，一是考虑到简化变量和中介效应，本文不区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二是高管的Famine值判定，主要依据年龄，至于是否有贫困经历，采用统计方法（问卷调查）手工整理和推导，本文不再赘述。

（3）企业慈善文化的衡量。由于企业文化往往包含多种社会责任要素，为了区别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维度，借鉴靳小翠（2019）的研究，如果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或者经营理念中包含“回报社会”“慈善捐赠”等字眼，企业慈善文化变量Culture就取1，否则取0。企业文化数据主要来自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及上市公司官网。

2.其他控制变量。借鉴山立威等（2008）和杜世风（2019）的研究，本文设置了如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企业成长性（Growth）、公司业绩（Roa）、高管薪酬（Lnsa）、独立董事比例（Indep）、二职合一（Dual）。此外，加入年度哑变量及行业哑变量，以控制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

（二）模型设定

本文设计了以下三个待检验模型来考察上市公司高管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精准扶贫的影响（模型1）、高管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慈善文化的影响（模型2）以及高管早期贫困经历通过企业慈善文化的中介效应对企业精准扶贫的影响（模型3）：

表1 变量说明表

根据温忠麟等（2004、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本文逐步检验回归系数：若α1显著为正，则假设1成立；若β1显著为正，则假设2成立；若β1和γ2都显著为正，则假设3成立，企业慈善文化中介效应显著。再比较β1γ2和γ1的符号，若同号，则企业慈善文化部分中介效应显著。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全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从全样本统计部分可以看出，在所有参与精准扶贫的1 310个企业样本中，上市公司精准扶贫总投入最大值为19.70，最小值为9.21，所有样本均值为13.98，不同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投入的绝对值存在较大差异。

表2 全样本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回归分析

1.高管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精准扶贫。下页表3列示了高管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精准扶贫的影响。从第（1）列可以看出，Famine与PPA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243，在5%的水平上显著。高管早期贫困经历的代理变量Famine与企业精准扶贫支出金额PPA显著正相关，说明高管儿童时期的贫困经历会深刻影响其心理和行为，更容易对身处困境的人提供帮助。因此在其掌握上市公司的财务决策权时，会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帮助国家脱贫攻坚。实证结果与本文假设1的预期一致。

表3 高管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精准扶贫的影响

2.高管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慈善文化。表4第（1）列列示了高管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慈善文化的影响。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Famine与Culture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058，在5%的水平上显著。高管早期贫困经历的代理变量Famine与企业慈善文化Culture显著正相关，说明高管儿童时期的贫困经历促进企业建立企业慈善文化。高管是企业的重要领导者，企业文化的价值取向会深刻烙下高管的个人风格，如果高管个人富有同情心、热衷慈善，那么他们也更倾向于在企业内部推行慈善的企业文化。回归结果与本文假设2的预期一致。控制变量中Size、Lnsa和Dual与企业慈善文化指标显著正相关。

3.高管早期贫困经历、企业慈善文化与精准扶贫。从表4第（2）列中可以看出，加入企业慈善文化的指标之后，Famine与PPA的回归系数为0.226，在5%的水平上显著，Culture与PPA的回归系数为0.293，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加入中介变量后，高管早期贫困经历、企业慈善文化均与精准扶贫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根据温忠麟等（2014）的研究，回归结果表明中介变量企业慈善文化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因此本文得出结论，企业慈善文化在高管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精准扶贫的促进作用中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即高管早期贫困经历通过促进企业慈善文化的建立促进了上市公司精准扶贫。回归结果与本文假设3的预期一致。

表4 高管早期贫困经历、企业慈善文化与精准扶贫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1）考虑到企业精准扶贫对象的极端贫困特征及企业精准扶贫指标的多样性，本文使用精准扶贫现金捐赠总额的对数Cashppa替换精准扶贫总支出的对数PPA来表示企业精准扶贫的投入程度，研究结论不变。（2）考虑高管经历自然灾害时长的影响。借鉴许年行、李哲（2016）的研究，用Intersection来度量高管经历自然灾害的时长，Inter⁃section取值为0、1、2、3，分别表示高管儿童时期与3年自然灾害时段的重合度。回归结果表明，主回归模型的研究结论稳健。（3）为了控制公司治理和市场层面的固定影响，本文加入了股权集中度（Top1）、高管持股（Msh）以及行业消费者口碑敏感度（Nind）作为控制变量，依次代入模型进行检验，研究结论不变。

五、进一步分析

前文研究结论表明，儿童时期有过贫困经历的高管表现出更强烈的慈善倾向，促进企业慈善文化的形成并推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按照这一逻辑，这类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更符合“利他”动机。为对此开展进一步验证，本文检验了儿童时期经历过贫困的高管“利己”“利他”的选择有一定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出生在全国百强县的高管所在企业的精准扶贫表现进行了检验。

（一）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高管在职经济（消费）行为

借鉴许年行、李哲（2016）的研究，本文以上市公司高管在职经济（消费）行为水平来表示高管对自己的慷慨程度，以管理费用率（Adminexp）来衡量。由下页表5的A栏可以看出，Famine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儿童时期有过贫困经历的高管所在上市公司高管，在经济行为上更趋向节俭。由此可以看出，早期的贫困经历培养和强化了高管的节俭意识，即使在担任高管后也会更大概率上保持节俭并更具有利他动机，在企业决策上更容易“利他”而参与精准扶贫。

同时，本文检验了企业慈善文化是否在高管早期贫困经历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中起中介作用，回归结果表明，企业慈善文化在高管早期贫困经历对高管在职经济消费行为起到了中介作用，即高管早期贫困经历推动企业慈善文化的建立。

（二）高管家乡的相对富裕状况与企业精准扶贫

上文回归结果表明儿童时期经历过贫困的高管具有更强烈的慈善倾向。那么，高管家乡的富裕状况对其所在上市公司精准扶贫的表现影响如何？借鉴许年行、李哲（2016）的研究，本文采用高管是否出生于全国百强县来衡量高管家乡的富裕状况，并结合统计调查方法手工统计高管童年早期的经济状况。若高管出生于全国百强县且没有贫困经历，则Rich取1，否则取0。回归结果如表5第（3）、（4）栏所示，Rich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家乡富裕并未显著促进高管所在企业的精准扶贫表现。当然这不是说富裕经历者就不会参与精准扶贫，只是在数据上相对于有贫困经历者显著性不明显，并不是否认富裕经历者的利他行为和慈善文化的建立。

表5 进一步分析

六、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6—2018年间的有关数据，研究上市公司高管早期贫困经历如何影响企业的精准扶贫行为，并检验了企业慈善文化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除了外部制度约束和企业内部治理因素以外，高管个人经历也对企业的精准扶贫有重要影响。儿童时期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高管，其所在企业精准扶贫表现更优。（2）高管早期贫困经历促进了企业慈善文化的形成。（3）企业慈善文化在高管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精准扶贫的促进作用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为企业如何更好地做慈善提供了参考，也从高管个体固定效应的视角丰富了企业精准扶贫的动因研究，并进一步丰富了高管早期经历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

上述研究表明，高管个人早期贫困经历促进企业精准扶贫决策是贫困经历强化社会责任意识与促进扶危济困的价值观形成的结果。因此作为重要社会组织的领导者，企业高管应当深刻体会履行社会责任的要义，不断强化自身的责任与担当意识，对身处困境的困难群体给予帮扶和支持。同时，企业慈善文化是高管个人早期贫困经历促进企业精准扶贫的一条重要路径。企业慈善文化的显著中介效应启示我们，高管个人不应一味地关注企业的发展和成长，还应当重视企业的文化建设。在不断强化社会责任意识的同时，注重发挥自身的榜样与模范作用，在企业内部培育和推行慈善的企业文化，并通过公司章程、规章制度等加以固定。将慈善文化内化于企业的宗旨、核心价值观之中，运用企业文化的引导和约束作用，持续不断地将慈善的价值理念灌输到企业行为中，动员企业员工积极为脱贫攻坚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