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科技特派员“三三三四”模式探索

2021-06-15 06:40廖金燕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科技 2021年2期
关键词:选派特派员考核

文/廖金燕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农村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喜人变化。然而,我国农业依旧处于从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向依靠科学技术的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的进程中,发展桎梏较大。究其原因,在于科学技术与农业生产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桥梁,我们面临着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线断、网破、人散”等难题,传统的技术推广机制已不能促进技术与生产的沟通,迫切需要一种符合当前农情的技术推广服务机制。由此,农业科技特派员制度便应运而生。

科技特派员制度发展历程

1999年,农业科技特派员制度在福建闽北山区肇始。它是福建省南平市委、市政府为探索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在科技干部交流制度上的一项创新与实践,当年即取得显著成效,后被称为“南平模式”。

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对南平市向农村选派干部的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后,在《求是》刊文《努力创新农村工作机制》,指出南平市的这种做法是对新形势下农村工作机制的创新。同年10月,以科技部、农业部为代表的八个部门联合出台政策,推动南平首创的科技特派员工作机制在全国数个典型农业生产区域试点。

2012年,国家第一次将科技特派员制度纳入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了要将科学技术发展的创新作用引入具体的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之中,以保证我国农业发展的快速进行并为城市发展提供基础资源,同时进一步强调了要选派并积极鼓励高素质人才去农村进行农业生产技术指导,提高农产品的市场转化率,让农民享受技术成果,并积极指导农民能够将相关技术运用于农业生产,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力量。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作用”中提出了要创新农业发展模式,发挥科技特派员人才在传播先进农业技术、组织农业生产市场化的作用,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文件进一步给予科技特派员来自制度上的支撑,确保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农村生产。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完善有利于贯彻落实相关部门的方针政策,形成农村农业生产发展的科技指导系统,进而激发农民生产生活的热情,在此基础之上保障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全国大约有90%的县在实施农业科技特派员制度,大约有73万名年轻有为的高素质人才长期活跃在农业生产一线,与农民形成利益共同体超5.2万个,创业企业超1.6万家,建立科技特派员服务站超1.6万个,直接服务农户超1250万户,受益农民超6000万人。一大批科技特派员到“三区”开展创新创业服务,涌现了一批像李保国、关慧明、张放等的优秀科技特派员。

在率先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省份中,浙江属于成效相对显著的省份之一。2003年,浙江省率先在欠发达乡镇进行制度试点。2005年,全省开始全面推行该制度,出现了“乡乡都有科技特派员”的良好局面。

2005年6月,科技特派员制度也开始在杭州市实施。15年来,杭州市经过不懈努力,探索出了科技特派员“三三三四”模式,即省、市、县三级科技特派员联动体系;工作管理制度、考核激励制度和能力建设制度三项制度创新;科技特派员团队服务与平台建设、计划项目和人才培训工程三个紧密结合;疫情、洪涝等特殊情况下的“科技特派员+驻村干部+驻村企业+农户”四对接。杭州农业经济得到了显著发展,农村生态环境、生活水平得到了有效提升,科技特派员制度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级联动:省、市、县三级科技特派员联动体系

在杭州市委组织部、市科技局、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等单位联合推动下,科技特派员工作设立了市、县、乡科技特派员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形成了省、市、县三级科技特派员联动体系,具体工作由市科技局负责牵头。

三级联动体系中,科技部门大协作得以实现。县一级不能解决的技术难题,市科技局在市一级层面进行团队联动,也可根据需要争取省一级科技部门的服务联动,最大限度地解决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重大技术问题。

截至目前,全市已选派了8批870余名科技特派员入驻到淳安、建德、桐庐等8个区、县(市)乡镇开展工作,其中包括省级特派员38名,市派特派员396名,县派特派员440多名。近15年来,市和区、县(市)两级科技特派员共申报实施科技项目1118个,项目经费达8167万元;培训农民30.28万余人次,发放科普资料53.4万余份;推广新技术920项,引进新品种1283个,安置劳动力就业1.5万人次,辐射带动人数32.5万人,年增加农民纯收入1万元以上;创业项目直接参与农户数6060户,实现增收农户数19469户;创办协会3家,组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或专业协会3个,吸纳会员2100人。

三项创新:工作管理制度、考核激励制度和能力建设制度三项制度创新

工作管理制度创新

市科技局出台了新的《杭州市科技特派员工作管理办法》。新办法涵盖了市科技特派员选派、工作职责、管理与考核、专项经费、权益等方面,并出台了《杭州市科技特派员考核管理实施办法》《杭州市科技特派员科技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配套政策,进一步细化了要求。

优化科技特派员选派机制。市科技局等部门打破常规,适当扩大了市科技特派员的选派范围,打破单位选派界限,将参与积极性高的省级单位纳入选派范围,真正做到把热爱“三农”事业、志愿服务杭州的科研人员选派出来,投入服务“三农”工作。2019年从中国计量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省农科院等省级高校、科研院所选派了13名市科技特派员,占该批次选派总人数26%,进一步充实了市科技特派员的力量。这批省属单位科技特派员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同市属单位科技特派员一起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计量大学科技特派员赵进发挥食品科学专业优势及应用本单位科研成果,指导“杭州安厨·星创天地”成功创成国家级星创天地,推动企业创新“电商平台+配送中心+基地(合作社、农户)”合作模式,与县域内109家涉农企业及农特产品大户签订合作协议,将本地农特产品销往全国,2014年以来累计实现销售收入2.6亿元。浙江农林大学首次将科技特派员选派到部门和工业企业,将科技特派员制度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无缝”对接,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激发创新活力。

保障双向选择精准对接。根据中央创新扶贫方式、精准扶贫、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的要求,原有简单的“需求—供给”科技特派员选派框架,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精准对接需求。少数科技特派员对农业科技的掌握停留在理论层面,还有一些对当地农业生产特色和发展趋势缺乏精准了解,以至于出现纸上谈兵、中听不中用等现象。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新时代科技特派员工作搭建了更广阔的舞台,提出了新要求,赋予了新使命。市科技局针对上述问题,采用了“自上而下”的双向选择机制,结合产业要求和科技人员技术专长,建立科技特派员和农村基层双向选择机制,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将符合需求、专业对口、水平较高的科技特派员选派到农村基层,提高科技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精准性。一是在前阶段征集部分乡镇需求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农民的需求,进行动员,要求各区县做到派驻乡镇提出需求的全覆盖。二是对选派单位进行摸底,推荐最合适的特派员,力争做到供需结合、精准选派。三是采取双向选择的原则,市科技特派员办公室结合科技特派员专业情况和乡镇发展需求,综合协调和平衡,在对特派员全方位考核的基础上进行信息公布,做到双向互选,派驻乡镇的需求与特派员专业特长的匹配率达90%以上。

完善科技特派员延期留任机制。市科技特派员的服务期限一期为2年,鼓励科技特派员连选连派,延长服务期限,也可由当地党委、政府向市委组织部提出留任申请。科技特派员的派驻,给困惑中的农民带来了希望,激发了广大农民学科技、信科技、用科技、依靠科技致富的热情。科技特派员通过现场讲解、示范指导、面授培训等方式,带着农民“干中学,学中干”,促进了一批乡土人才和农村企业家的成长,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好评,已成为助力精准扶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不少乡镇党委、政府专门向杭州市委组织部打报告,要求科技特派员继续留任。如浙大城市学院倪杰由于特派员工作的优异表现,入驻单位临安区太阳镇东方滑动轴承厂和镇党委特地联袂申请倪杰继续担任一届科技特派员。

考核激励制度创新

考核制度是衡量科技特派员工作业绩的有效方法,对科技特派员的考核按照综合全面标准来进行。个人科技特派员实行年终考核和期满考核。选派前,科技特派员与派入地的基层组织签订技术服务协议,并将协议报送上级主管部门留档。在科技特派员协议服务期限内,科技特派员每年都要对所完成工作进行总结。结束时,主管部门对科技特派员的工作业绩进行评估,确定期满考核成绩,期满考核结果作为是否继续派送的参照。针对团队和法人科技特派员,主要是对整个团队业绩的考核,考核程序分为项目中期考核和期满考核,并在团队考核的基础上评选出团队内部的优秀科技特派员。

市科技特派员的考核等次分为“优秀、称职、不称职”三个等次。评定为“优秀”等次科技特派员的比例原则上按选派总人数的30%左右;对任期考核结果被确定为“不称职”等次以及日常考核中不能胜任工作的科技特派员,取消其资格。工作不力、未履行职责的科技特派员,不予兑现相关待遇。

激励分为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正向激励方面,除去给予科技特派员在下派期间生活、工作等保障外,更重要的是给有意向的科技特派员提供了一个创新创业的平台激励。在工作机制上允许其灵活、机动地开展农业技术服务和推广工作,允许其在无偿技术服务之外本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参与到农业生产成果的利益分配中,以各类生产要素的形式参与到农村产业发展中,从中获得应得利益。同时,为了鼓励在职专业技术人员到农村开展工作,政策中还规定科技特派员在农村派出期间的原行政关系和职务保留,甚至许多市县还对科技特派员在职称评定和年终考核时给予倾斜,例如设立职称评定激励,允许参与农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的推广教授职称享受同等待遇。创新创业的激励方面,鼓励科技特派员结合当地特色产业建立技术示范基地、创新技术产品,开发特色产业,并在项目开发、财政税收、社会融资等方面提供有力的引导和支持,推动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以及工商企业参与到特派员的科技项目开发中,使科技特派员将所学技术转化成现实成果,帮助他们实现创业梦想。负向激励方面,主要体现为考核政策中要求年终考核不合格的科技特派员不再续聘。

能力建设制度创新

分批次组织科技特派员能力素质培训,更新其知识结构,提升其技术服务能力。组织科技特派员开展形式多样的实用技术培训指导,积极在贫困村开展果树、设施蔬菜、种养殖技术、农副产品加工培训,培养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乡村本土人才或致富带头人。

通过巡回讲座、现场指导等方式,引导科技特派员由产前单一技术指导向产前、产中、产后全环节服务延伸,把示范基地建设成科技示范服务的窗口。运用市场机制创新运营模式,实现由零散间接的科技服务转变为全程直接的科技服务,由单纯的技术指导转变为既注重技术指导又注重利益捆绑,由单纯的示范行为转变为既重示范更重带动。

鼓励科技特派员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以技术、管理和资金参股等形式,依靠涉农企业、专业合作社组建科技扶贫服务队。建设线上“科技特派员之家”,完善科技特派员信息化服务平台体系,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推进构建特派员服务新模式。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科技特派员邢建荣与派出单位5名专家组团赴钟山乡开展助推“产业兴旺”集中服务,针对该乡打造“一村一品”地域文化特色产品需求,重点推介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开展现场技术指导。杭州市农科院忻雅根据建德航头镇当地产业特色组织了蔬菜、食用菌、水产、茶叶、畜牧、草莓、旱粮、农产品检测等方面的科技人员开展科技下乡服务。足不出村,农户们就可以跟科技人员现场咨询问题,听“蔬菜病虫害防治技术”的专题培训,还可以收到农科院蔬菜新品种种子。农户们竖起大拇指:“就像赶集一样,解决了很多实实在在的问题。”依托全市首个科技特派员工作站,临安的科技特派员们就新农人们在创业中所遇到的个性化或普遍性技术难题,开展一对一、一对众、众对众式的点对点技术帮扶、技术服务沙龙,取得显著成效。杭州茶叶研究院杨秀芳,通过科技特派员工作,将最新科技成果应用到产业一线,将最新的行业信息、知识技能送到茶园、车间,送到茶农、茶企和产茶县政府,累计推广新技术50余项,开发新产品、新设备40余种,制修订各级标准100余项,开展技能培训和标准化宣(传)贯(彻)4万余人次。

三个结合:科技特派员团队服务与平台建设、计划项目和成果转移转化一体化三个紧密结合

建立市、县科技特派员联系制,创新工作机制、服务模式,由“科技特派员”单一模式发展为“科技特派员团队服务”与“基地平台+计划项目+成果转移转化一体化”三结合的协同推进复合新模式,由解决单一的“生产指导、辅助创业”问题转变为以“产业实践问题和社会需求”为导向,注入科研助农、科技兴农的新动能。

以农业科技园区、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农科驿站、星创天地、合作社等平台为载体,市科技计划项目重点扶持科技特派员团队,用于和企业联合开展项目研究,解决企业卡脖子问题,促进科研成果转化。鼓励支持科技特派员团队深入企业开展科技创业和服务,在企业担任技术专家、行业专家、产品经理三种角色,助力科技特派队伍实现“从专业到行业、从项目到产品、从理论到效益”的三个转化。“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一起干”,使科技特派员团队与企业成为经济利益共同体,形成新发展模式。杭州市农科院忻雅担任建德航头镇科技特派员期间,针对航头镇草莓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缺乏等问题,在市科技计划项目“草莓病虫害绿色防控关键技术研究和应用”的资助下,以草莓专业合作社为示范平台基地,采用市农科院自主研发的科技成果(植物免疫诱抗剂保康灵1号),并采用水旱轮作、石灰氮土壤消毒法、捕食螨等技术,使病果率降低24.0%,灰霉病病情指数降低24.3%,叶片叶绿素含量平均提高6.0%,产量提高7.6%,大果率提高6.9%,3年已累计辐射了1200亩草莓基地。财政补助予以重点倾斜,着力破解一批产业发展关键技术“卡脖子”难题。如,科技特派员戴瑜来针对江南镇河蟹养殖单体小、镉含量高等技术难题,研究制定攻关方案,综合运用良种引进、养殖塘土壤底质改良及水体净化、优化布局养殖塘水草栽植、合理选择饵料种类及投喂方式等路径,预计提高河蟹养成规格20%以上,并大幅降低河蟹镉含量。

四对接:疫情等特殊情况下的“科技特派员+驻村干部+驻村企业+农户”四对接

2020年4月1号,杭州市开始进入全面复工复产。科技特派员及团队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带领驻村干部、驻村企业进行田间上大课、援春耕实践活动,同时,指导农户不误农时保生产。全市倡导并推广“科技特派员+驻村干部+驻村企业+农户”模式,形成“四对接”协调联动的应急组织管理模式。“四对接”模式主要表现为:驻村干部或科技特派员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匹配并联系适合入驻当地的企业,或组织联合该村具备一定经济实力且热心于乡村的农户,进行复工复产。

为控制新冠疫情采取的封村封路政策使得杨村桥镇的草莓无法及时售出,大量囤积在农田里。浙大城市学院的吴迪尽心尽力为他们排忧解难,主动联系了驻村干部,由驻村干部出面,集合山里红等农场和种植农户手上囤积的草莓,采用网络接龙、公众号、微信群朋友圈等方式为莓农找到新的销售渠道,累计售出近500箱草莓,解决滞销问题。杭州市林科院张琴在疫情期间,通过林农拍摄的微信小视频等进行线上筛选抗寒幼苗,线下联系驻村干部,一起实地查看富阳区洞桥镇铁皮石斛示范基地,确定仿生栽培模式,线下实地指导仿野生套种铁皮石斛2年生驯化苗10000株、补植2年生驯化苗8000株,线下现场采样并指导防治要点,增加野生铁皮石斛附加值,新鲜枝条就值7000元一斤,使铁皮石斛产业走上品牌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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