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经历大学生的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浦静 姜松梅 丁成龙

摘要：目的：了解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方法：采用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SCL-90）、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和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对868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留守组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检测率高于非留守组大学生;（2）留守组大学生SCL-90总分、及各阳性症状因子分均显著高于非留守组大学生;（3）不同留守类型对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总分及各因子的影响不同，且均有统计学意义。（4）留守组大学生生活事件量表总分及各因子均显著高于非留守组;留守组大学生积极应对方式显著低于非留守组，消极应对方式显著高于非留守组;（5）应对方式在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留守经历在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中存在调节效应。结论：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非留守经历大学生，应对方式在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中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受到留守经历的调节。

关键词：留守经历;心理健康;生活事件;应对方式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21）01-0007-09

作者简介：浦静（1992-），女，回族，安徽合肥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Abstract：Purpose：Tostudytherelationshipbetweenlifeevents，copingstylesandmentalhealthofcollegestudents.Methods：868collegestudentswereinvestigatedusingcollegeStudentsmentalHealthScale（SCL-90），AdolescentLifeEventsScale（ASLEC）andsimpleCopingStyleScale（SCSQ）.Results：（1）Thepsychologicalproblemdetectionrateoftheleft-behindgroupishigherthanthatofthenon-left-behindgroup;（2）ThetotalscoreofSCL-90andthescoresofallpositivesymptomfactorsoftheleft-behindgroupofcollegestudents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oseofthenon-left-behindgroup;（3）Differenttypesofleft-behindexperienceshavedifferenteffectsonthementalhealthscoresandvariousfactorsoftheleft-behindcollegestudents，andallhavestatisticalsignificance.（4）Thetotalscoresofthelifeeventscaleandthe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academicpressure，punishment，loss，andhealthfactorsoftheleft-behindgroup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oseofthenon-left-behindgroup;theleft-behindgrouphadsignificantlylowerpositivecopingstylesthanthenon-left-behindgroup，andthenegativecopingstylesweresignificantlyhigherNon-left-behindgroup;（5）Copingstylehassomemediating

effectsinlifeeventsandmentalhealthandleft-behindexperiencehasamoderatingeffectincopingstyleandmentalhealth.Conclusion：Thementalhealthlevelofcollegestudentswithleft-behindexperiencesislowerthanthatofnon-left-behindexperience;copingstylehassomemediatingeffectbetweenlifeeventsandmentalhealth，anditsinfluenceonmentalhealthisregulatedbyleft-behindexperiences.

Keywords：left-behindexperiences;mentalhealth;lifeevents;copingstyle

一、問题提出

近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心理健康问题。现在，当年的留守儿童已成长为大学生，曾经的留守经历是否会影响进入大学后的心理健康水平，成为留守儿童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中的“留守经历”是指处在不满16周岁的儿童青少年期，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离开生源地外出务工，独自留守家乡，或由父母单亲照顾或托付给他人代管的经历。刘海霞等研究发现，留守经历会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其心理问题的检测率会高于非留守经历大学生[1];韩黎等研究发现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依恋、自尊、抑郁、焦虑等情绪上存在更多的问题[2]。

随着学生进入大学校园，面临着新的环境变化、学业压力、人际关系等一系列生活事件发生，其心理健康状况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影响。郭兰等研究发现日常负性生活事件作为一种心理社会应激源，会对个体心身健康造成较大影响[3]，罗晴研究发现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与个体抑郁焦虑症状、幸福感水平、健康危害行为（物质滥用、攻击行为、网络成瘾）、自杀心理行为等存在相关性[4]。涂阳军等研究发现生活事件能否引起心理健康问题，除事件的性质、强度和频度外，还与个体对发生事件的认知、应对方式以及所处的社会支持系统有关[5]，其中，成熟、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助于解决问题，缓解不良情绪，从而保证心理健康。王玉花等研究发现早期留守经历会对大学生的应对方式产生影响[6]。本文以有无留守经历的在校大学生为对象，探究留守经历、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全面了解大学生的生活事件发生特点及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为今后针对性的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和做好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问题的预警工作提供实证研究支持。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以安徽省某理工科高校在校大学生为对象，发放问卷900份，有效问卷868份，回收率96.4%，其中男生577人，女生291人，有留守经历355人，没有留守经历513人。

（二）研究工具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Self—RatingLifeEventsChecklist，ASLEC）是一项自评量表[7]，该量表由27项负性生活事件构成，涉及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及其他等6个方面常见的生活事件，被试根据事件发生后（一年为限）的心理感受进行评定，采用五级评分，得分越高，说明应激量越大。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CopingStyleQues—SCSQ），该量表评估个体遭受困难或挫折时所采取的态度和做法[8]，共20个条目，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采用4级评分。

90项症状清单（SCL-90），该量表含有90个项目[9]，具有广泛的精神病状学内容，包括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它项目（睡眠、饮食等）十个因子，采用5级评分，得分越高，相关症状程度越严重。本研究按照常规标准，量表总分大于等于160分或单因子均分大于等于3分则有明显的身心症状。

三、研究结果

（一）留守組与非留守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对868名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分析发现，心理问题检测（SCL-90≥160分）率为17.9%（155/868），其中，留守组355名大学生中，心理问题检测率是26.2%;非留守组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检测率为12.1%，结果表明，留守组大学生高于样本的总体检测率和非留守组检测率。

对两组大学生心理健康总分及各阳性症状因子的平均分和标准差进行分析，留守组的SCL-90总分、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等因子得分均显著高于非留守组大学生（p<0.01）。两组大学生各阳性症状因子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抑郁、强迫、躯体化、人际敏感、焦虑、精神病性、其他（饮食、睡眠）、恐怖、敌对、偏执，详细见表1。

（二）不同留守类型对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探究不同留守类型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总分及各阳性症状因子的影响，详细见表2—表5。由表2可知，母亲单方外出务工的学生，其心理健康总分、躯体化、强迫、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他因子均显著的高于其他类型的学生。

由表3可知，留守时间长短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产生的影响不同，其中留守时间越长，心理健康总分及抑郁、焦虑、精神病性因子分越高。

由表4可知，小学阶段就开始留守的大学生在心理健康总分及抑郁、精神病性、其他（睡眠、饮食）因子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其他留守阶段的学生。

由表5可知，父母外出时的照顾类型中，由隔代监护（祖父母、外祖父母）照顾的留守学生，躯体化因子得分最高;由上代监护（姑姑舅舅、邻居等）照顾的留守学生，心理健康总分及抑郁、强迫、人际敏感、强迫、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他（饮食、睡眠）因子得分最高。

（三）留守组与非留守组大学生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得分比较

对留守组与非留守组大学生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进行分析，留守组大学生在人际关系、学业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因子方面显著高于非留守组大学生。且两组大学生生活事件因子的得分从高到低依次是学业压力、受惩罚、人际关系、健康因子、丧失因子、其他因子，详见表6。

对两组的应对方式量表进行分析，非留守组大学生的积极应对方式高于留守组大学生，非留守组大学生的消极应对方式低于留守组，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即非留守组的大学生更多的采用积极应对方式，详见表7。

（四）留守经历、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通过对分类变量“留守经历”转换成伪变量，设有留守经历=1，无留守经历=2，分析留守经历、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关系。通过表8可知，留守经历与心理健康总分及各因子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即有留守经历的学生，其心理健康水平越低;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总分及各因子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即生活事件发生的越多，SCL-90总分及各因子得分越高，则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总分及各因子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其中，消极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总分及各因子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则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越多，SCL-90总分及各因子得分越高，则心理健康水平越低。

（五）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的逐步回归分析

分别以SCL-90总分和各因子为因变量，以生活事件的6个因子和应对方式的2个因子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生活事件和应对方式能解释SCL-90总分、躯体化、抑郁、人际关系敏感、焦虑、精神病性因子35%～46.6%的差异。生活事件中人际关系、学业压力、健康适应对心理健康水平影响较大。应对方式中，积极应对方式只进入了躯体化因子的回归方程，消极应对方式进入了五项回归方程，详见表9。

（六）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及留守经历的调节效应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关系显著，即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根据温忠麟（2014）提出的中介变量检验程序[10]，检测应对方式在生活事件心理健康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本文做了三次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1：心理健康为因变量Y，生活事件为预测变量X，得到回归方程Y=cX+e1，回归方程显著，生活事件可以解释心理健康41.3%的变异量。

回归分析2：应对方式为因变量M，生活事件为预测变量Y，得到回归方程M=aX+e2，回归方程显著，生活事件可以解释应对方式4%的变异量。

回归分析3：心理健康为因变量，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为预测变量，得到回归方程Y=cX+bM+e3，回归方程显著，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可解释心理健康41.7%的变异量。具体见表10。

结果显示，回归方程1中生活事件β值为0.643，回归方程2中生活事件β值为0.201，回归方程3中生活事件β值由0.643降到0.63，并且回归系数仍然显著，表明应对方式在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效应。

为了检验留守经历在大学生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之间是否存在调节效应，通过SPSS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检验。本文检验共分为三步。

第一步，给自变量应对方式、调节变量留守经历、因变量心理健康分别进行标准化，避免出现共线问题;

第二步，转化计算新的变量产生交互项，交互项=自变量*调节变量;第三步，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模型1：回归分析应对方式、留守经历对心理健康的预测，回归方程显著，可以预测解释5.7%的变量。

回归分析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交互项（自变量*调节变量），回归方程显著，预测能力增加了1%，且显著性为0.003，交互项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因此，调节变量对自变量和因变量的调节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调节效应存在。详细见表11。

四、讨论

（一）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现状

本文的研究表明，留守组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检测率为26.2%，高于非留守组大学生检测率（12.1%），且在心理健康SCL-90总分及各阳性症状因子上的得分表明，留守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均低于非留守组大学生，留守经历会影响到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这可能与父母双方或者一方的早期分离有关，郑东旭等人研究发现与父母的早期分离是个体成年后患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的社会心理因素之一[11]，早期的亲子分离会破坏依恋关系，使安全依恋模式的形成受损，从而让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更容易产生不安全感，并把这些不安全感投射到周围的生活，会更容易产生一些身心问题。此外，留守本身就是个体成长中的负性生活事件，李晓敏等研究中提到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因早期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负性情绪具有延续[12]，影响到个体成年后的自尊、依恋、社会适应等。因此，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应该重视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尤其对于高校辅导员，要及时了解学生的成长背景，因材施教，关注和鼓励留守经历大学生，为其提供心理社会支持。

（二）不同留守类型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母亲单方务工的留守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其他类型的学生。根据依恋理论和客体关系理论，个体与早期抚养者尤其是母亲的关系及互动，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重要的影响。金英等研究发现个体早期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其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会低于其他寄养的个体[13]。赵景欣等研究发现母亲的支持对个体的孤独感有重要的影响，母亲的陪伴会更可能弥补父母外出时造成的亲情缺失，减少个体孤独感[14]。

在留守时间和留守阶段方面，个体留守时间越长和开始留守的阶段越早，其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凌辉等人研究发现个体留守时间越早，对情绪、行为的消极影响就越严重[15]，个体早期尤其是0—6岁是儿童个性和社会化发展的关键时期，早期的亲子关系和家庭教育对个体的成长有绝对性的影响。郝振等人研究发现，个体的留守时间越长，对个体的身心健康负面影响越大[16]，何资桥等人研究发现，个体留守时间达到九年以上，会出现神經质人格特质，表现为易激惹、焦虑、恐惧、抑郁等特点[17]，这可能与随着年龄的增长，遇到的生活事件越来越复杂，心理成长的过程中处处存在着危机，因此个体需要来自父母的理解、支持和帮助，而个体留守时间越长，意味着父母的相应陪伴会变少，从而会影响到心理健康水平。

在对留守期间监护类型的调查中发现，由上代监护（姑姑舅舅、邻居等）照顾的被试中，其抑郁、焦虑、人际关系敏感等因子高于其他类型学生，这可能与个体在监护家庭中生活，会受到同伴竞争、亲友评价等因素有关，在实际的咨询工作中也发现，与亲戚居住的来访学生，报告其成长中更在意他人的评价，行为比较退缩，情绪更容易波动。

（三）留守组与非留守组大学生的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现状

本文在关于青少年生活事件的调查中，发现留守大学生除了面临留守应激事件以外，其人际关系、受惩罚、学业压力、健康适应等方面的生活事件也显著多于非留守组，这与韩黎等人研究一致[18]。这一原因可能与留守的大学生在成长中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学业缺乏监督、成长缺乏必要的引导和陪伴，情绪问题得不到及时的处理，积少成多，缺乏应对策略，使个体的负性生活事件发生频率高于非留守组。留守与非留守组大学生生活事件发生频率依次是人际关系、学业压力、受惩罚因子，个体成长就是不断与外界环境建立联系的过程，同伴关系、师生关系都是成长中必须应对的，学业也是个体成长中的重要课题，因此，学校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要重视人际关系、学业压力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多开展主题心理讲座，为学生提供心理支持。

研究表明留守组大学生积极应对方式显著低于非留守组，消极应对方式高于非留守组，但无统计学差异，这与李晓敏等人研究发现留守经历大学生较少的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相一致[19]，但关于应对方式和留守经历的研究中存在很多争议，何文文等人研究发现留守经历与应对方式并无显著相关关系[20]，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个体在逆境中会发生心理成长，留守的个体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在生活中可能更加独立自强，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本文的研究提醒，作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要避免标签化的看待留守学生，把留守作为负面标签，过多的关注留守的心理问题，忽视其积极的心理特质，反而给留守学生增加了心理压力。

（四）留守经历、应对方式、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本文研究中发现留守经历、应对方式、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应对方式在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这与王辉等人研究相一致[21]，作为应激源的生活事件发生，会引起个体身心产生变化，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从而维护自尊心和获得成就感，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相反，个体用消极的应对方式解决问题，会让个体产生恐惧、逃避等心理，产生无助感，不利于个体身心发展。

最后，留守经历在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中间存在调节效应。留守作为重要的生活事件史，对个体成长过程中人格特质和认知能力的形成发展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身心健康。留守经历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并非完全是负面，杨影等研究发现留守经历的个体更懂得感恩，心理韧性更强，会积极的寻求生命的意义，寻求更好的自我实现[22]。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要引导学生积极的看待留守经历，将其作为人生的一个历练，培养自己坚韧的品格，看到自己的独立、自主的优点，促进其自尊的发展，降低抑郁的风险。

五、结论

研究结果为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非留守经历大学生，应对方式在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中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受到留守经历的调节。因此，在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要多开展人际、学业、适应、问题解决等团体辅导和心理讲座，做好新生入学心理测试工作，建立学生心理档案，尤其对于心理预警、自杀危机学生更要详细了解成长史，及时做好心理危机干预。

高校更要发挥社会服务功能，做好心理帮扶工作，对周边的社区和学校，尤其留守儿童居多的地方，要开展面向家长、学校、社区等人员的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工作，开展面向儿童的心理健康主题志愿活动，让家庭、社区、学校三位一体的重视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做好留守儿童的心理保健工作，让留守儿童在留守成长过程中发挥潜在的积极心理品质，为其以后进入大学学习、适应社会生活提供心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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