徂徕、船山尚“器”重“习”的倾向及其意义

2021-06-17 05:48:06刘莹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3期

刘莹

徂徕、船山尚“器”重“习”的倾向及其意义

刘莹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871)

荻生徂徕和王船山的“制作”说,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一种尚“器”与重“习”的倾向。徂徕的工夫论主张由“外”而“内”地“仿效”,其途径是“制器”与“以习言性”;船山则格外强调“天下惟器”和“习与性成”。他们重“器”的目的不在于“器”本身,而在于通过外在之“器”来习养内在之“德”,久与之化,不假勉强而其德自备。这可以视为对程朱、阳明等传统道学由内向外的思维方式进行的颠覆式变革,不仅大大加强了儒学修养工夫的可操作性,亦避免了心与物之间易于断裂之弊,而这本身也是“习与性成”的题中之意。就此而言,如果传统道学的主流是前近代式的先天预成式人性论,那么其式微则预示着后天习成式人性论的登场,同时也体现出儒学内部自身孕育出来的新的发展动向。

荻生徂徕;王船山;制作;器;习

荻生徂徕(1666—1728)被开创了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丸山真男誉为“日本近代思维的先驱”,而王船山(1619—1692)也曾被思想史家侯外庐评价为“开启中国近代的思维活动”[1](1)。虽然中日已有诸多学者分别对他们二人思想中是否具有所谓的“近代性”①提出了质疑,但是这并不妨碍几乎处于同一时期的他们在东亚儒学史上可能起到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探讨二人的思想或可找出近世后期儒学展开的内在动向。

具体而言,“制作”概念是徂徕思想被丸山贴上“近代先驱”标签的核心依据之一。然而徂徕所强调的这一概念与其在中国儒学传统中的意义有着怎样的关联,以及将这一概念置于徂徕后学中具有怎样的定位,这些都是丸山未曾考量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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