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空工业对外开放合作大幕的开启

姬文波

1978年11月2日至12月23日，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吕东及三位副部长率领的25人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出访联邦德国、法国、英国。

这是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以来到西方发达国家考察的第一个高级别代表团。代表团考察了西欧三国的45家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获得大量技术和经济贸易信息，开阔了眼界，增进了对世界航空工业发展情况的了解，探索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展技术交流、经贸往来的方法、途径。这次考察，对中国航空工业制定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规划，加强科研设计工作，更加坚定地实行对外开放，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出访西欧三国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航空工业基本建成了门类齐全的科研生产体系，并开始了从仿制走向自行研制的新阶段。至1977年底，航空工业已拥有部属企业113个，事业单位99个，职工41.2万多人。虽然在体量上已初具规模，但在技术水平方面，中国航空工业至少落后西方20年。其原因除中国航空工业的基础比较薄弱外，最主要因素就是长时间的闭关锁国。航空工业集中了许多技术密集型产业，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必须通过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才能迅速发展，但这种交流在“文革”中基本被中断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世界航空技术飞速发展的重要时期。恰恰在这个时候，“文革”动乱使航空工业丧失了一次发展的机会，把已经缩小了的技术差距又拉大了。

空军装备和航空工业的落后局面，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面对当时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积极主张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1977年12月6日，邓小平在同第三、第五、第六机械工业部负责人谈话时就明确表示：我们要有自知之明，我们的技术水平不够，应当先引进，引进外国的新技术作为起点。1978年6月12日，军委常委、副总理王震和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主持召开新机研制的专门会议。罗瑞卿指出：“要争取引进先进技术。什么洋奴哲学，要打括号。总是要承认落后，无非是要搞得快一些。”罗瑞卿提出，要派懂技术的人出国考察。6月26日至27日，鄧小平、王震、罗瑞卿等听取了三机部部长吕东和空军司令员张廷发的汇报。邓小平就飞机发展的战略目标、科研规划等情况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歼-6确定为第一代;歼-7大改确定为第二代，还可以买一些“猎兔狗”（即“鹞”式战斗机）;同时搞歼-8，技术过了关，算第三代;第四代可以考虑引进两种：幻影-2000和“狂风”战斗机。邓小平强调：今后谈判引进问题，空军、三机部、研究机关要组织一个专门小组，从头到尾负责到底。

6月下旬，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谷牧赴西欧五国考察之行的情况汇报。到会的中央领导同志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谷牧赴西欧五国考察的情况汇报和讨论的成果，最终促成了中央推行对外开放的决心。

不久，邓小平又找谷牧谈话并表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

为落实中央决策，王震主持中央军委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会议，研究军工口的规划和技术引进问题。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谈了规划想法、引进目标，会议进行了讨论。作为军委常委和主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王震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摆在突出地位，要求国防工业各部门抓住时机，抓紧同国外进行科学技术和经济合作，通过买方信贷、补偿贸易、合作生产等多种渠道，加强科研，加速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随后，张爱萍与军委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简称“科装委”）办公室主任刘华清商量按照王震的要求，由国防科委系统对引进项目和规划进行总体研究。刘华清主持军委科装办会议，研究引进项目用汇事宜，听取了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等单位对用汇问题的具体意见。

7月12日，三机部上报《关于航空工业技术引进规划的报告》。《报告》提出：成套引进先进的歼击机制造专利，争取引进美国的F-15和F-16战斗机，如不能实现则从西欧引进法国的幻影-2000战斗机和联邦德国的“狂风”战斗机或瑞典的“雷”式战斗机的制造专利。拟找英国或法国，引进他们先进的导航、火控系统改装歼-7飞机;并引进先进的空空导弹，引进科研试验设备和仪器，引进一套主机和辅机制造厂。引进项目共107项，约需外汇34亿美元。在审议报告时，刘华清代表军委科装委表示：军口研究后不同意引进“狂风”，因为它的发动机比“斯贝”发动机性能差很多，“斯贝”发动机的专利我们已经买了，而且买了一些发动机成品，大家的意见还是研制歼轰-7。随后，三机部对引进规划进行了调整，将引进规划所需外汇减为12.6亿美元。调整后的引进项目主要包括：法国的幻影-2000飞机，“空中闪光”导弹，歼击机导航、火控系统和飞行控制系统，以及科研所需的测试、处理系统等。

随后，军委向中央上报了军队引进项目的具体清单。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关于军队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问题座谈会，原则上同意了军队的引进项目。至此，中央对航空工业等部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决策基本确定。

航空工业代表团对西欧三国的考察访问

对于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航空工业内部并非没有不同意见。当年引进“斯贝”发动机时，争论就很大。为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三机部领导层必须首先统一思想，正确处理好独立自主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关系。

三机部新任部长吕东视野开阔，思想解放，重视科研，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持积极务实的态度。吕东和副部长段子俊商议后认为，到2000年，仅仅依靠现有的国防工业基础加上外援的军工产品，显然是难以实现国防工业现代化的，必须迅速、坚决地打破航空工业“闭关锁国”的局面，走国际合作之路。邓小平在听取三机部工作汇报时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按现在这个速度不行，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美国的买不来，就到西欧去买，然后在引进、吃透的基础上再发展。”

根据中央领导关于航空工业要大力进行技术引进工作的指示，1978年6月，吕东决定成立技术引进领导小组，由段子俊、陈少中、油江三位副部长负责。段子俊受吕东委托，亲自抓技术引进工作。为了实地了解西欧航空工业的具体情况，相机选择有用的产品、试验设备和技术，争取尽快加以引进，三机部党组决定组团到西方先进工业国家考察。一是看航空工业的制造和科研水平，二是看军民产品的结合，三是看现代化工业管理。

1978年8月，三机部党组向国防工办、国务院呈送《建议派出我航空工业代表团去西欧三国的请示报告》，建议由吕东任团长，率领航空工业代表团，于1978年10月下旬或11月初去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访问一个半月至两个月。主要任务是考察先进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以及空空、空地导弹，电子火控设备等;了解西欧航空科学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以及航空工艺和生产管理问题。8月23日，王震批示同意。

11月2日，吕东率领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出访西欧三国。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集中了航空工业各方面的领导和专家一共25人，包括三机部副部长段子俊、陈少中、徐昌裕，国务院国防工办副主任周太和，海军航空兵副司令员李景，航空研究院副院长张池、宋中文，沈阳航空发动机厂总工程师程华明，空军工程部工厂部副部长王华成，哈尔滨飞机厂总工程师孙肇卿，沈阳飞机厂副总工程师顾诵芬等。

从11月2日至12月23日，在50多天里，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考察访问了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三国的4所大学、9个研究所和32家工厂，包括了航空科研主要机构和主要飞机、发动机制造公司。通过考察，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开阔了眼界，看清了差距。吕东表示：“对比之下，我们是大大地落后了”，“我们航空工业的全体同志应当立下雄心壮志，加快产品更新”，“这是关系到缩短与世界各国先进水平差距的重大战略问题”。西方航空工业的科研成果和手段引发了代表团成员深深的思考。三机部领导更加明确了航空工业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研究和科研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把新产品研制放在重要地位。这次考察，对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以此为开端，中国航空工业开始广泛与世界各国接触。

回国后，代表团专门召开了对西欧三国航空工业的考察情况汇报会。1978年底，三机部党组根据党中央关于“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加速航空工业现代化建设”的指示，提出“科研先行，引进科研测试手段、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发展中国的航空工业”的战略设想，得到中央领导同志充分肯定。党中央、国务院要求航空工业尽快利用已有的技术和实力，通过多种途径筹措资金，尽快启动引进工作。

1979年1月6日，三机部党组向中央上报了《航空工業代表团访问西欧三国情况汇报》。《汇报》说，经与三国官方、航空企业界以及航空科研机构广泛接触，可以明显看出：一、科研设备大都能从西欧买到，并且达到或基本达到他们现有设施的水平。二、对基础理论或非直接用于军事目的之预研课题进行研究的可能性完全存在。三、他们渴望向我们推销更多的民用飞机，也愿同我方商谈民用飞机的种种合作办法。四、他们正在研制定型的军用飞机（如幻影-2000）和刚开始生产的飞机（如“狂风”）尚不肯出售，但表示愿意合作研制新飞机（或派人来中国合作），愿意出售较先进的机载设备以改进我现有机种，还积极向我推销正在大量生产的军用机（如幻影-F1）。五、航空院校原则上都可以考虑接纳我留学生、研究生，并愿同我院校进行交流和合作。

《汇报》建议：一、迅速引进先进机载设备，改进我第二代作战机种（即歼-7、歼-8），以满足当前和近年内急需。二、争取同西欧有关企业合作研制第三代作战机种，利用他们的技术提高我发展起点，并确保在1985年前后拿到相当于70年代末期水平的新型作战飞机。三、迅速从西欧引进关键科研实验设备，把我科研基地切实武装起来，为真正能自力更生地发展航空技术，也为研制好第四代机准备必要条件。四、在国内有一定需要，并有可能外销以换取外汇的前提下，同西欧合作生产一两种民用飞机，以达到“以民养军”的目的。五、通过互访等方式，积极开展同西欧三国科研机构的交流活动，并进而实施某些项目的合作研究。六、迅速组织，及时派出研究生去西欧三国有关院校留学。

中国航空工业与西欧三国谈判的主要合作项目

在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结束出访回国之际，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这次会议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全局性、根本性的伟大转折，以此为开端，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中国航空工业结束了将近20年与外界基本隔绝的封闭状态，同外国的交往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79年1月18日，邓小平和王震听取了吕东、段子俊关于航空工业情况的汇报。邓小平指出：引进外国大型科研设备，同外国科研机构合作搞科研，加速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个好。邓小平强调：“民用飞机要搞合股经营，军用飞机能搞经营也可以。关键的问题是要抢时间。买产品时要买全，要同技术制造的资料结合起来。如武钢一米七轧机就是例子嘛！说这个中国也能搞，那个也能搞，不买，结果是浪费了钱，浪费了时间，最后还得向外国买。”2月，邓小平、王震等批示同意了《航空工业代表团访问西欧三国情况汇报》。三机部和有关部门立即着手对西欧三国的技术引进工作。

当时，英国是我们军用航空技术合作的重点对象。代表团访问期间，已与有关公司初步商谈引进英国的电子火控设备，以改装歼-7、歼-8飞机。1979年，我国成立了由总参、国防工办、三机部、四机部及空军、海军组成的歼-7、歼-8改装领导小组，三机部副部长段子俊和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任正、副组长，中央由王震副总理直接抓。3月，马可尼公司派出了由常务董事率领的12人代表团，来北京进行商谈。在段子俊、陈少中领导下，中方谈判组由三机部、四机部所属18个单位42人组成，由132厂总工程师屠基达出面主谈。中英双方先后进行了10轮谈判，历时16个月。王震感到歼-7引进改装的谈判进行得太慢，发了脾气。1980年6月底，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与英国马可尼、史密斯、费伦梯3家公司签订了购买机载雷达、平视仪等7项电子设备及其部分生产许可证，用于改装歼-7飞机的合同。合同总价3700万英镑。7月31日，中国政府批准上述合同。9月1日，合同正式开始执行。就在此时，因国民经济调整，12月23日，张爱萍（接替王震出任主管国防工业副总理）召开会议，决定歼-7引进改装的项目“停止工程，撤销合同，不再谈判”。空军也表示不要改装后的飞机了。然而，多达4000万人民币的合同预订金、银行信贷、保险、手续费等已支付，如果退出合同，将白白损失掉，国际信誉也遭受影响。屠基达积极和领导机关研究万全之策，最后上级同意引进的电子设备先装在歼-7M型飞机上出口，解决缺乏引进资金这一矛盾。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段子俊亲自去630所检查督促试飞鉴定工作，陈少中亲自去成飞公司作“背水一战”的动员，花费了很大精力，最终成飞通过艰苦努力，完成了2亿多美元的出口合同。歼-7M型飞机很快成为出口的主要机种之一，博得用户好评。在王震支持下，空军曾希望引进“鹞”式飞机。军委科装办为王震同英国谈引进“鹞”式战斗机做了相关的准备工作，并开会研究了飞机的引进问题。聂荣臻认为：“少买几架是可以的。但军工产品必须设法买他的专利，立足于自己制造，不能受制于人。希望谈判时注意这个问题。”但引进“鹞”式战斗机的计划最终还是放弃了。

中法两国在航空领域的重要合作项目，是以引进“海豚”直升机生产制造技术为开端的。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访法期间，曾访问了法国宇航公司直升机分部，对“海豚”直升机有所了解，但当时法国不愿转让生产技术。为满足国内各部门对直升机日益增长的需要，国家计委同意“三机部采取技贸结合的办法”，“引进制造技术，进口少量关键设备、仪器，购买直升机零部件，从装配开始，逐步掌握所引进的技术，以达到全部自制”，以使我国直升机制造技术有显著的提高，从20世纪40年代末的水平提高到70年代先进水平。1979年初，三机部和总参在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的安排下，派出调查组，到美国、加拿大、法国考察访问。1979年8月，当法国人得知我们准备从美国引进直升机技术时，改变了态度，愿意转让技术。法国人态度十分积极，在八九个月中，五次派团来华洽谈。法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处、法国航空总署几经活动找到段子俊，称法国新开发的“海豚”直升机要参与竞争。在此期间，从法国宇航局驻华代表到法驻华使馆的大使、参赞、武官等也都为直升机项目与美国竞争进行努力。“海豚”直升机基本上满足了军民两方当时的需要，所以国内各用户一致赞同选择“海豚365N/N1”作为引进机型。1980年5月27日，三机部向国务院进出口委员会上报《关于引进法国“海豚”365N型直升机制造技术的请示报告》。7月2日，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和法国航空航天公司、透博梅卡公司草签合同，10月10日中法两国政府予以批准。合同规定，法国转让“海豚”直升机及其发动机制造权，中国装配直升机50架、发动机100台。合同还规定：1983年以前，中方将分阶段完成由装配、部分制造到全部制造共50架“海豚”直升机及发动机的生产，然后转入用中国材料制造“海豚”直升机，计划生产200架。中国生产的该型直升机（即直-9）可以出口亚非地区（法语区及正在进行战争的地区除外）。中方返销直升机、发动机零部件的总金额可达合同金额的30%。直-9定点在哈尔濱飞机厂生产。株洲航空发动机公司生产发动机，哈尔滨发动机厂等生产传动装置，保定螺旋桨厂生产桨毂和尾桨叶。直-9在制造技术上实现了从20世纪50年代水平向80年代水平的质的飞跃。

幻影-2000一直是空军和三机部重点关注并希望引进的先进战机。1979年，法国巴黎航空展的主办单位邀请我国空军派代表团赴法参观。在航展上，代表团较详细地了解了幻影-2000飞机。航展之后，法方又来华积极向中国推荐幻影-2000飞机。1981年，法国达索公司为中国空军和航空工业部门专门举办了幻影-2000推介会。推介会后，中国空军向法方提出要求考察达索公司和幻影-2000战斗机，并要求试飞该机，以体验其使用性能，法方对中方的要求表示同意。1982年6月，空军副参谋长姚峻率领代表团到法国对幻影-2000飞机进行详细考察。代表团成员由空军和航空工业相关部门的人员组成，空军特级飞行员葛文墉和蒋德秋参加。考察期间，葛文墉和蒋德秋两人共试飞双座的幻影-2000B型1号机7架次，包括熟悉飞行2架次，特技、导航、对地攻击、雷达、空战及全挂载飞行各1架次。葛文墉对该机的性能给予了高度评价。回国后，他向我国的资深飞机设计师表示，我们的飞机差得实在太远，除非幻影-2000飞行员犯了错误，否则我们的飞机没法把它打下来。8月6日和21日，航空工业部（原三机部）和空军分别向军委科装办汇报了考察幻影-2000飞机的情况。空军根据在法国的考察情况，向中央军委上报了采购幻影-2000飞机的报告。空军希望购买幻影-2000飞机，尽快改善空军主战装备的落后局面。9月3日至13日，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叶正大组织了军方、航空工业部等有关方面的专家，对是否引进幻影-2000飞机进行论证，并提出四种引进方案。决定性的意见认为：飞机性能确实很好，但部队要使用，就要有地面设备，还有配套、维护问题，一共要花200亿至300亿元人民币。于是，国防科工委以经费难以支持、法方又不提供技术为由，给国务院、中央军委写了报告，不同意引进幻影-2000飞机。

在引进“狂风”战斗轰炸机的计划放弃后，三机部希望与联邦德国MBB（梅塞施密特-伯尔科-布洛姆）公司等合作研制歼击轰炸机。1979年2月，联邦德国MBB公司董事长马特隆访问中国，段子俊与他进行了会谈。7月，段子俊又率团赴联邦德国MBB公司考察和谈判，探讨合作研制歼击轰炸机的问题。王震特意叮嘱段子俊：“我们与西欧比，在技术水平上应当承认差一段。我们要请德国人来合作。你们这次去西德考察的人，与德国谈合作，思想要打开一点，要争口气，突破禁区，多出主张，与其他行业引进作些比较。思想要解放，搞现代化一点也不能对付，土洋结合只能在农村。”尽管中德双方都有良好的合作意愿，但共同研制歼击轰炸机的谈判却没有成功。德方要价21亿元人民币。这个价格是世界上研制新型飞机的基本水平，不算高，但当时中国一年全部科研经费不过几十亿元人民币。“飞豹”最后研制费为10亿元人民币。王震听完汇报后表示：“别的还可以讨论，就这一条我也爱莫能助，国家哪有这么多钱。”

虽然中德联合研制歼击轰炸机的计划搁浅，但“飞豹”总设计师陈一坚在与MBB公司的谈判过程中，了解了飞机设计的美式技术规范，深感我国长期遵循的苏式技术规范的落后，遂力排众议，毅然采用美式技术规范MIL-A-8860系列作为“飞豹”飞机的主要设计规范，从此中国新机研制走上新的路径。此后，在MBB公司提议下，中德双方决定联合研制70座级的喷气式支线客机MPC-75飞机。该项目是我国航空工业与外国制造公司从可行性研究开始，进行飞机制造全过程合作的第一个项目。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该项目中途夭折。

开展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又一个途径和方式。首先选定的合作伙伴是联邦德国航空航天研究试验院（DFVLR）。航空工业代表团在参观联邦德国时，联邦德国航空航天研究试验院院长约尔尼非常热情积极，与中方结下了友谊，吕东邀请他来中国访问。1979年3月，约尔尼院长率领联邦德国航空航天研究试验院代表团17人访问中国，并与中国航空研究院草签了民用航空领域科技合作议定书。9月，三机部副部长兼航空研究院院长徐昌裕率代表团，分两批回访了DFVLR所属5个研究中心的15个研究所。双方提出了10个领域内的44个合作课题。1980年4月，中国航空研究院和联邦德国航空航天研究试验院签订民用航空研究领域的合作议定书，从1980年10月开始互派科学家。中国把与联邦德国的航空科技合作纳入了国家层面的合作范畴。国家科委认为，航空工业部同联邦德国在航空技术方面的合作，在国内是比较好的，是有成绩的。

与西欧三国的航空技术合作取得的成果

在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引进国外生产技术的项目不少，但有的项目从酝酿阶段开始就出现分歧和争论，甚至在引进后还在争论，比较典型的像“斯贝”发动机项目。1983年初，在航空工业部企业领导干部会议上，张爱萍在讲话中点名批评航空工业部引进上的三件大事是“三大洋马”——第一是引进“斯贝”，第二是引进马可尼的航电，第三是引进“海豚”直升机，要求吸取教训。从后来这几个项目的执行效果看，这些引进项目都发挥了很大作用，取得了成功。“斯贝”发动机作为“飞豹”歼击轰炸机的配装发动机，对“飞豹”的研制成功并批量装备部队迅速形成战斗力，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歼-7M型飞机则成为我国军机出口的支柱，创造了一个机型出口创汇最多的纪录。1985年，歼-7M型飞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哈飞采用全额贷款的方式引进法国“海豚”直升机专利生产直-9，开启了“以民促军”模式，使我国直升机研制水平一举跨越了30年，并在其基础上研制生产了我国第一代武装直升机。

实践证明，与西欧三国的合作大大提升了中国航空工业相关领域的技术水平，为中航工业后来的迅速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是非常成功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航空工业引进项目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所谓天时，指有利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所谓地利，是西方发达国家和航空企业都清楚，中国的航空市场潜力巨大，争相进入并拓展这个市场;所谓人和，主要是从中央领导到航空工业干部群众，对我国航空工业水平落后的面貌认识一致，并迫切要求改变状况。在吕东部长率领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出访联邦德国、法国、英国之后，中国航空工业对外合作打开了局面。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使中国航空工业在许多领域收到了博采众长、提高起点、推陈出新、加快发展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