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个月，我到达延安

郭奉滨

1939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召开第七次全国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郭述申时任新四军五支队政治委员，被选为新四军出席“七大”的代表。1940年9月，郭述申从五支队驻地淮南半塔集出发，奔赴延安。

当时，正值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的高潮时期，日伪军也开始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途经国民党统治区和日伪敌占区时，郭述申一行不断遭遇危急情况，辗转至翌年3月才到达延安，历时整整7个月。

据郭述申回忆：出发前，大家经过分析比较，确定从新四军驻地到延安最佳的路线是走河南过山西到陕北。由于我党在河南有一定的交通工作基础，驻洛阳办事处同国民党又有统战关系，这样，经洛阳过黄河后，就可以很快进入晋东南解放区，再去陕北就容易得多。但事与愿违，从沈丘一到漯河市，警察、特务就以查户口为名，对郭述申一行人进行反复询问。

为了减少麻烦，代表们决定缩小目标分散行进，郭述申和戴季英、廖华、袁乃康等随同洛阳办事处的交通员焦成乘车先行一步;谭友林和李耀骑自行车奔赴洛阳;常万福和杨传让等徒步行路。12月上旬，先后集中到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即洛阳市南关贴郎巷56号。在洛阳稍作停留，郭述申一行继续北上，经孟津渡黄河到济源县境。

当郭述申一行进入日伪军封锁区正由南向北穿行时，一支国民党的军队也正从北向南通过，他们走的羊肠小路正是日军地雷埋设区，国民党军队踩响了地雷，死伤多人，惊动了日军，破坏了郭述申一行通过博晋公路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