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工协作的视域深刻认识 科技创新与现代化

摘  要：前工业时期，英国率先出现了科技创新迅猛发展的局面，科技创新的迅猛发展不仅催生了工业革命，而且一直深刻地影响着英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揭示科技创新迅猛发展的原因，是深刻认识现代化的前提。发达国家开展的现代化研究，不仅不能回答“什么是现代化”等基本问题，而且走进了自我标榜的死胡同。文章以马克思的分工协作思想为指导，借助工业革命史、分工协作、信息学、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分析工业革命发生、发展的有关情况，可以看出：分工协作不仅在现代社会具有普遍的、重要的作用，而且是科技创新迅猛发展的普遍的、根本的原因，由此可以深刻认识现代化。马克思的分工协作思想既是深刻认识科技创新迅猛发展与现代化的基本理念，也是深入推进科技创新与现代化的基本措施，需要深入学习领会并结合实际开展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现代化研究;分工协作;科技创新;治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G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881/j.cnki.1006-3676.2021.04.08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peration

Zhang Huaqin

（Information Center of National Energy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eijing，100824）

Abstract：In the pre industrial period，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ppeared in England，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not only promote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but also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modernization is to reveal the reasons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modernization research carried out by developed countries not only fails to answer the basic questions such as“what is modernization”but also walk into dead end. This paper based on Marxs thoughts on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peration，with the help of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history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peration，information science，social culture，etc.，the analysis of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not only can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that is not limited to superficial phenomena，but also it is the common and general reason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from this，we can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modernization. Marxs thought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peration is not only a basic idea for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but also a basic measure to further promo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t requires in-depth study and understanding as well as carry out research in combination with reality.

Key words：Marx;Modernization research;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rdination;Socialist discourse system;Governance system

一、問题的提出

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剧烈变革，现代化也是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许多国家开展了关于现代化研究。“现代化研究的对象是现代化，因此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现代化，但恰恰在这个基本点上学者们从一开始就各说各话，并没有给出统一的概念。”[1]

现代化研究是从发达国家开始的。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的思考在中国由来已久。早在1872年，李鸿章曾说过：“自强之道在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耳。况彼之有是枪炮轮船也，亦不过创制于百数十年间，而侵被于中国已如是之速。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2]然而“深通其法”的“法”究竟是什么？如果这个“法”仅仅是技术方法，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比比皆是，科技创新上曾经遥遥领先，为什么忽然变得望尘莫及了呢？

进入近代之后，中国科技为什么远远落后于西方？这是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其中就有持续地对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这些研究大多从中国寻找原因，但中西方忽然拉开距离的关键并不在于曾经领先的中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是西方在科技创新上的突然加速。1775年，瓦特发明改良蒸汽机是对工业革命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然而，在此之前英国就出现了科技创新迅猛发展的局面，其中就有1733年英国织布工凯伊发明的飞梭，这个发明被认为是划时代的发明和工业革命的起点。那么，从前工业时代以来，西方的科技创新为什么骤然间变得如此迅猛呢？只有明确了这个问题，才能明确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到底在哪里，这也是解答“李约瑟难题”的前提性问题。从更大的范围来说，西方科技创新的突然加速，对于工业化、现代化都产生了普遍而深远的影响，因此，这个问题是研究工业化、现代化的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

对于上述工业化、现代化的基本问题，发达国家的研究者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有学者指出：“英国的原工业可以说是‘内生型的。那么，这种工业是如何从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脱颖而出，并且获得如此快速的发展呢？这或许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在有关乡村工业特别是原工业化的讨论中，经济史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然而，至今没有一种能够完全适用于英国原工业的标准解释。”[3]

回避基本问题的现代化研究往往会浮于表面。在西方的现代化研究中，不同学科的学者往往会强调各自领域的重要性，如经济学强调经济发展，政治学强调政治进程，社会学强调社会变迁，文化学者强调人的变化等。尽管如此，西方学者都倾向于设定一些固定的标准来界定“现代化”，如经济方面的工业化、政治方面的民主化、社会方面的城市化、思想方面的世俗化、生活方面的消费化等。以这些标准来判断，只有西方社会才是“现代”的，其他国家都是“传统”的。因此，在现代化研究中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是中国学者需要努力的方向[1]。

事实上，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已经深刻揭示了工业化迅猛发展的原因——马克思的分工协作思想是把现代化研究引向深入的一把钥匙。

二、分工协作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分工协作是一个人尽皆知的概念，看似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价值。这样一来，分工协作对于现代化的普遍的、重要的作用就很容易被忽视。例如，不少人会以为现代社会的效能是设备和科技的进步带来的，科技创新是专家研究的结果，而不了解分工协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主要形式是：协作、分工和机器或科学的力量的应用等。”[5]马克思不仅指出分工协作是工业革命出现巨大效能的原因，而且将其列在首位，这与不少人的感觉是不同的。要理解马克思关于分工协作的有关论述，首先要对分工协作在现代社会的普遍存在和发揮的作用有所了解。

现代人随时随地都有现代科技产品的陪伴，然而若要回答一个有关现代化的基本问题：现代科技产品与古代科技产品的区别是什么？答案是多种多样不统一的。如果用分工协作的概念去分析，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其区别不在于科技产品本身，而在于科技产品的制造方式不同。

拿一个一次性纸杯来说，制造它涉及制造纸的机器，制造杯子的机器，制造包装袋的机器，还要有运输原材料、机器、成品的车辆以及配套的公路和铁路等，继而又涉及制造这些机器、原材料、公共设施的机器，细分下去，制造一次性纸杯的生产体系究竟涉及了哪些元素，已经复杂到难以一一指明。也就是说，纸杯的制造过程涉及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化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

现代社会人们的吃、穿、住、用涉及各种物品，其生产过程大多都比纸杯子复杂，这些物品也都是由社会化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制造出来的。事实上，分工协作不仅被普遍应用于工业生产，而且普遍应用于各个领域。例如，现代农业从育种、耕地、播种、除草直到收割的各个环节，都有专业化的公司提供相关服务，由此形成了现代农业的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在这种分工协作体系的支撑之下，农民不再需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甚至可以在外地工作，打几个电话就能把上述各个环节的工作完成。在很多公司、单位，其安保、餐饮、绿化、环卫等服务都由专业化的公司提供，这也是分工协作的工作方式。有研究者指出：“分工—协作既是一种社会体制，也是一种组织体制，是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遍布整个社会的基本体制。”[6]

英国在前工业时期，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社会化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记载，当时像衬衣、床具、刀子等普通用品，都已是社会化分工协作生产体系的产物，书中提及“日佣劳动者的毛织外套，看起来是粗糙的了，但亦是许多劳动者的结合劳动的生产物”[7]，并认为毛织外套的制作需要染色、纺织、织布等多道工序上工人的分工协作，需要使用的羊毛、颜料、剪刀等原料和工具分别来自不同的区域，其生产和运输过程又要涉及许多行业和万名左右的工人，这已是初步的社会化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

亚当·斯密看到的农业尚未出现分工：“犁者、耙者、播种者和收割者，却常常是同一个人。”[7]接下来他说，农业本该如此，因为农业劳动要随季节变换，所以农民不可能一直从事一种劳动。可见亚当·斯密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分工协作将影响到各个领域，他还不清楚分工协作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演进规律。

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社会化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而在工业革命发生的前夕，这种社会化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已经出现，经过持续地发展完善，已经影响到现代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在现代社会要想找到与社会化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无关的产品，已经很困难了。

“古代科技产品被认为是由‘直观、顿悟的思维产生出来的，其生产是依靠作坊、工匠直接完成的。若把现代的一个普通纸杯子与古代任何一项科技产品进行比较，就其生产体系的复杂程度来说，后者都是望尘莫及的。这种区别是明显的，也是普遍的。因此，社会化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是现代科技产品的一个普遍的、根本的特点，也是区别古今科技产品的标准。”[8]

分工协作在现代社会如此普遍，原因在于分工协作能大大提高生产效能，这在英国前工业时期已经明显展现出来。

在17世纪晚期，英国逐渐形成了门类众多的集中手工工场，并不断发展。与现代的企业一样，这些手工工场也把提高生产效率和提升产品质量作为目标，为此，在手工工场里普遍进行了分工。《国富论》开篇就描述了分工带来的效益：“分工已经使针的制造成为一种特殊的职业。一个工人，如果没有受过这种职业的训练，是不知道怎样使用这职业上使用的机器的（引起这种机器发明的，也怕是同样的分工），纵令竭力工作，也许一日也不能造成一枚。”[7]而作者当时见到的一个10人的制针厂，每日可以成针48000枚以上。通过分工和使用相应的工具，生产效率差别之大，令人吃惊。

“社会化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使得社会像一个协作生产的‘大企业，某个企业则像这个‘大企业中的一个从事专业生产的环节。因此，就像集中在手工工场里面的分工协作能够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样，社会化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也能够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率。”[8]

瓦特改良了蒸汽机，导致社会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并引发了一系列技术革命。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形成的社会化分工协作体系，对工业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经过持续发展，对现今的现代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这种分工协作体系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学术界更对其缺乏足够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现代化研究中的一大缺憾。

三、分工协作与科技创新

分工协作不仅能提高生产效率，而且能推动科技创新，由此可以揭示前工业时期英国的科技创新突然加速的原因。

英国前工业时期的手工工场，通过分工，把整个生产过程分解为一系列简单的工序，每道工序由专门的工人操作，这使劳动成为单纯的机械动作。在各种工序上勞动的工人，天天重复这些单纯的机械动作，很快就意识到可以通过使用某种工具，减轻自己的劳动负担。于是，工人们纷纷发明各种简单的工具。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分工最细密的各种制造业上所使用的机器，大部分原来是普通工人的发明，他们被使用在最简单的一种作业上，自然会想到要发现比较便易的操作方法。”[7]

从宏观的角度看，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不仅具有丰富的矿藏、众多的工业门类、发达的交通网络、繁荣的贸易等，并且颁布了《工匠法》《专利法》等大量法律法规，形成了初具雏形的工业化管理体系。这些因素为集中制手工工场持续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同类的手工工场集中出现，形成了多个专业化的生产区域，也逐渐形成了一些产业链。在此基础上，英国渐渐形成了初步的社会化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这为科技创新带来了更多的便利条件：1.有大量的对各种新的生产工具的需求;2.形成了技术精湛的工匠队伍;3.有强烈的发明欲望;4.可以方便地借助已有的工艺、工具、材料等进行科技创新。至此，英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社会环境，促使大量创新发明、工具不断涌现，出现科技创新迅猛发展的局面。

在英国前工业时期开创了科技创新迅猛发展的局面之后，迅速出现的各种创新发明为提高生产效能作出了显著贡献。其中的大多发明现如今已被淘汰、遗忘，另一部分则被载入史册，在纺织方面的发明有：1733年，英国织布工凯伊发明的飞梭;1748年，英国人鲍内发明的梳棉机;1764年，英国木工和纺纱工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等[9]。以上列举的各种发明都是由工匠直接做出来的，而瓦特改良的蒸汽机与此不同。1765年，瓦特提出了采用分离冷凝器制造蒸汽机的设想，并进行了模型试验，取得成功。瓦特在制造改良版蒸汽机时遇到了一个难题：汽缸和活塞之间会漏气。瓦特曾经对活塞的密封选材进行了大量尝试，但都不能解决问题。经历了10多年磨难之后，大企业家博尔顿加盟进来，提出到威尔金森机械厂定制汽缸，以及组建研发团队等多项分工协作推进蒸汽机发明工作的建议，并付诸实施，这才使蒸汽机的改良获得成功。

1776年，第一台商用瓦特蒸汽机投入运行。当时报纸的报道记录了制造蒸汽机的分工协作的情况：“这台机器的整个工艺颇受人们的关注和赞叹。所有的铁铸部件（确实达到无与伦比的水平）都是威尔金森先生承担下来的;带有各种阀门和活塞的冷凝器，以及所有的小零件，是由哈里森先生等人在索荷制造的;整台机器则是由佩林斯先生按照设计图纸，在瓦特先生的指导下安装起来的。”[10]

接下来，博尔顿又组建了售后服务团队，帮助用户安装维护蒸汽机、培训操作使用人员、排除运行中出现的故障，并对瓦特蒸汽机进行了持续的改良，终于使瓦特蒸汽机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并被逐步推广开来。

瓦特改良蒸汽机并非从蒸汽推动水壶盖得到灵感，而是对已经普遍应用于煤矿的纽可门蒸汽机的改进，改进工作是在成熟的商业理念指导下，在多方面的共同支撑下才得以完成的。改进工作不仅依托了各方面关于蒸汽机研究的成果和最前沿的物理学研究成果，也依托了当时蓬勃发展的最先进的设备与制造工艺。瓦特改良蒸汽机在外部依托的是初步社会化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在内部依托的是分工协作的科技创新团队。在社会化分工协作体系的支撑下完成科技创新，这样的科技创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1.为科技创新带来极大的便利，使科技创新走上了持续迅猛发展的新路径;2.使科技创新越来越深入，使科技创新从此不再是“直观、顿悟的”。因此，瓦特改良蒸汽机开创了利用社会化分工协作体系进行科技创新的先河，并由此成为古今科技创新的“分水岭”。

随着瓦特蒸汽机的推广应用，与蒸汽机相配套的各种生产设备也不断涌现，使得采矿、纺织、航运、铁路等很多行业发生重大改变，社会化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也得以迅猛发展。蒸汽机及与其相配套的各种设备的制造又带动了机械工业的迅速发展。马克思指出：“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4]例如，纺纱工人和织布工人以前大多是一个家庭中的农民，“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总之，机器对分工起了极大的影响，只要一种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门。”[4]与手工工场里的分工一样，生产的社会化分工同样是既能提高生产效率，又能激发科技创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明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4]这样就形成了分工和创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使社会化分工协作体系得以持续发展，科技创新越来越便捷、迅猛。

经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前工业时期，英国之所以出现了科技创新迅猛发展的局面，虽然与物产丰富、工商发达、交通便利、法规跟进等各种具体因素有关，根本上还是因为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社会化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瓦特蒸汽机及其以后的各种发明或改良的应用，都进一步完善了社会化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这也为进一步的科技创新创造了条件。

到了各种普通物品的生产都需要分工协作体系支撑的今天，高度复杂的科技创新更是离不开分工协作体系的支撑。从健全科技创新体系入手，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如健全“政、用、产、学、研”科技创新体系等，实际上也是健全分工协作的科技创新体系。核心技术的创新需要有一流创新体系的支撑，当年，瓦特改良蒸汽机就是依托了当时最前沿的技术、工艺形成的创新体系。如今，在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创新体系并不仅局限于科技创新园区的层面，也体现在其行政体系上。例如：在美国的能源管理体系中，美国能源部的规模很大，分工很细，工作人员大约有1.5万人，其下属还有统计、智库、监管、国家实验室等各类独立运行的单位，共同构成了庞大的分工协作的能源管理体系。其中，国家实验室有17个，总人数在5.7万以上。美国能源部根据其未来5—10年研究需求或者应急任务，通过其内部的、分工齐全的项目办公室，组织这些国家实验室，以及大學、企业、非营利组织等对于研究链进行全方位的协同攻关，形成国家层面的“政用产学研”科技创新体系，研究成果引领了能源及相关领域的科技创新，已成为世界各国效仿的典范。这说明分工协作的创新体系的层次越高，规模越大，其创新能力就越强。美国的这种科技创新模式，或许是其保持百年科技强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此，分工协作体系不仅能产生巨大的效能，也能激发科技创新的迅猛发展，从英国前工业时期直到现代化的今天，一直都是如此。

四、分工协作与现代化

分工协作除了具有激发科技创新的作用之外，还有吸纳科技创新的作用。例如，在前工业时期的英国，由于有众多的集中手工工场，当时发明的各种新工具不仅能够满足自己使用，别的手工工场也有迫切的使用需求。伴随分工协作体系的发展，科技创新推广应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到了瓦特与博尔顿商讨合伙事宜时，博尔顿则提出将瓦特蒸汽机向全世界推广的计划。正是由于蒸汽机有着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博尔顿才投巨资组建研发团队，把蒸汽机研发搞下去。而在古代社会，由于缺乏社会化分工协作体系的支撑，不仅发明创新的速度缓慢，而且技术常常因难以推广应用而失传。例如，清朝初年的光学仪器发明家孙云球在中国最早制造出望远镜，其还制造了远视镜、近视镜、察微镜等70余种光学仪器，并著有《镜史》一卷。然而，这些发明由于没有得到推广应用，皆已失传。[9]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社会化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构成了科技创新的推广应用体系，或者说社会化分工协作体系是科技创新的吸纳体系。

综上所述，分工协作不仅能产生效能、推动科技创新，而且是科技创新的吸纳体系。分工协作的这些作用，对于工业化、现代化都产生了普遍而深远的影响。

学界有一个较普遍的观点认为，社会文化有3个基本层次：器物层、制度层和观念层，社会文化系统中的每一个子系统也都有这样3个基本的层次[11]。器物层是指实体性文化成果，包括设备、产品、建筑物等;制度层是指规范性的文化成果，包括管理制度、标准规范、部门设置等;观念层是指思想层面的文化成果，包括理论、经验、知识等。社会文化是一个物质与精神相互转化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制度成为文化系统中联系器物与观念的中间环节，正是通过制度才使二者成为统一的文化整体[11]。也就是说，社会文化是由三个层次共同构成的体系，制度文化在社会文化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只有通过制度文化才能使社会文化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现代社会的制度层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分工协作是现代化的基本形式[8]。形象一点说就是：分工协作是遍及现代社会生产、管理、科研等各个方面的组织形式，通过社会化的分工协作，使现代社会形成了一个以分工协作为基本形式的紧密相连的整体。而在工业化之前的历史阶段中，从来未曾拥有一个贯穿于整个社会的分工—协作体制[6]。由此造成了科技创新上的显著差别，即在古代社会科学技术的理念、器物都是存在的，由于还没有形成社会化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理念、器物之间的转换和创新只能是分散的、零星的方式，科技进步的速度是缓慢的。比如：古希腊的科技思想虽然发达，却不能进入现代化社会。现代社会的发明创新和推广应用不是局限于一个孤立的点，而是有分工协作体系的支撑，由此实现了发明创新和推广应用的体系化，这就大为提高了科技创新的速度。

现代社会还实现了分工和创新的相互促进、协同发展，这使得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持续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局面，且其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

信息学的研究认为：“在进化的过程中，文化由简单趋向复杂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从信息量这个统一线索来看，文化进化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新信息的增加，一条是人均占有信息量的增加，前者即文化的发明，后者即文化的传播。”[12]因此，创新发明和推广应用本质上是知识（信息）创新并使社会吸纳的过程。现代社会的进步本质上是现代社会比以前掌握了更多的知识（信息）。也就是说，借助社会化分工协作的体系，形成了社会化知识创新和吸纳的体系，使社会知识实现有序、迅猛的增长，这是现代化的一个普遍的、根本的属性。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代化是借助社会化分工协作体系，使得理念层面、器物层面实现体系化转换、使社会知识得以快速创新和吸纳的文化体系。能使这个文化体系得以稳定、持续运行和发展的就是现代化的，否则就不是现代化的，甚至是反现代化的。

到20世纪，现代化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时至今日，现代化已经把整个世界都卷入其中了。[1]或者说整个世界都被卷入了分工协作的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仅仅用“是”与“不是”衡量现代化或许过于单调，如果用现代化的程度加以考察，应更加切实、全面。分工协作体系的普及程度是判断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

五、分工协作有待推进

伴随着社会化分工协作生产体系的产生和不断演进，对于社会管理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例如，技术越来越复杂，已经不再是“直观、顿悟的”，对于技术方面的管理需要有专业的技术部门作为支撑;由于生产上已经形成社会化的体系，管理上仅仅从本部门着眼、从局部着眼是不够的，这要求管理也要实现体系化，形成社会化分工协作的管理体系。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或者说社会化分工协作的生产方式率先在英国出现，有很多原因，其中英国推行的一套由法规、行政部门、研究机构、技术标准等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管理体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来推进现代化的国家都必须建立相应的管理体系，这已经是一个常识。因此，社会化分工协作生产体系产生和运行必须有社会化分工协作管理体系的支撑[8]。

马克思指出，分工是“特殊的、别具一格的、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形式”[5]，而“协作是一般形式，这种形式是一切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的社会组合的基础，并在其中任何一种协作中得到进一步的专业划分”[5]。马克思不仅指出了分工协作在工业化进程中演进的一般性规律，而且指出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分工协作成为遍及现代社会各个方面的组织形式的原因。在生产方面，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一种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门。就是说，由于效益的驱使，生产方面形成分工常常是自然的、迅捷的。然而，在管理方面，由于缺乏分工协作的理念，常常出现分工协作不能及时跟进的情况。

分工协作的管理体系在现代社会是很常见的。例如，军队中的司令部与参谋部、行政部门与技术支撑单位等都是分工协作的体系。需要注意的是，分工协作体系中的各个部门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独立运行、自我完善的，自我完善的过程也是知识创新和吸纳的过程。正如梁漱溟所说：“西方人走上了科学的道，便事事都成了科学的。起首只是自然的东西，其后种种的人事，上自国家大政，下至社会上琐碎问题，都有许多许多专门的学问，为先事的研究。因为他总要去求客观公认的知识，因果必至的道理，多分可靠的规矩，而绝不听凭个人的小聪明到临时去瞎碰。所以拿着一副科学方法，一样一样地都去组织成了学问。”[13]

而梁漱溟当年描述的中国是：“在中国是无论大事小事，没有专讲他的科学，凡是读过五经四书的人，便什么理财司法都可做得，单凭你个人的心思手腕去对付就是了。” [13]当年李鸿章有关洋务接待工作的情况是常年有许多买卖人，川流不息地从世界各地来到天津的总督衙门，找李鸿章出卖各式各样的洋物品，如枪炮、船只、医疗设备、火药等。甚至有些骗子夹杂其中，“有带着担保每分钟杀敌一百万，而对‘发明者自己没有危险的专利计划的人”[14]。这说明当时尚未形成分工协作的管理体系，以致由总督本人直接面对接踵而至的工业化时代的各种各样的科技产品、理念，“听凭其个人的小聪明到临时去瞎碰”。

甲午战争时期，面对已经步入现代化的侵略者，面对情况极为复杂、变化极为迅捷的现代化战争，李鸿章、翁同龢等决策者们并没有认识到，他们所面对的已不再是传统农业社会所面对的直观、顿悟的场景，仍习惯地以为沿用农业社会的传统做法，凭借各自掌握的不完备、不规范的情报渠道，甚至凭借冷兵器时代的战争经验，加上自己的分析判断，就可以决策;而不知道建立参谋、情报、后勤等基本的支撑体系，致使重要的决断只能在不能充分了解情况也不能对大量信息进行专业化分析的情况下直接拍板[8]。这首先导致了宣战之前在战与和问题上的严重分歧，继而引起各个方面的紊乱。例如，在大海战前，紧急备战的丁汝昌陷入一片忙乱之中，1894年8月14日，丁汝昌就军舰装煤一事致电请示李鸿章：“系因码头拥挤，小工难雇，故所上无几。请准煤厂常雇小工一百名，平日预储，临时有用，可否？”[15]当时偌大的北洋水师竟然没有后勤保障部门，雇小工装煤这样的事情还需要舰队司令打电报请示。而日军的供煤等后勤工作已经规范化，“日本军舰经常随带加煤船、医疗船、弹药船，停泊时各自以小舰不停地上煤，而且煤都是以能装五十公斤左右的袋子包装搬运”[16]。

洋务运动时期对于工業化的理解过多地拘泥于技术的层面，仅仅注重大力引进设备、开办工厂，没有意识到要建立社会化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和管理体系。即便是陷入各种“忙乱”与“乱忙”之中，也不能认识到管理体系上存在的缺陷。

现代管理需要建立分工协作的管理体系，在今天看来这似乎是简单的、过时的问题，或以为只有李鸿章他们那一代完全从传统农业社会成长起来的人才会缺乏这种认识。其实不然。在今天，由于分工协作体系不健全而出现问题的情况还是屡见不鲜，甚至在一些被认为是高度现代化的国家依然是常见的。例如，曾经引起广泛关注的英国“脱欧”事件，是否“脱欧”以及怎样“脱欧”都是极其复杂的问题，专业性很强，本应由专业的部门加以研究，拿出方案，再由行政部门决策、执行。这与军队中的司令部与参谋部一样，也是一个分工协作的问题。由于广大民众之中对于有关情况有专业化了解的人寥寥无几。因此，通过民众的投票来决定是否“脱欧”，其实是把不专业的人组织起来决断，本质上仍然是“听凭个人的聪明小慧到临时去瞎碰”。而参与的人大多陶醉于“民主”“法制”的光环，甚至还以为采用的是最现代化的做法。在企业界，如果缺乏分工协作的理念，致使部门设置不合理，也会出现紊乱。有的企业“其内部的部门之间不是‘分工，而是‘分割，只分割不协作，其结果会大大降低企业的创新能力”[8]，甚至使企业由盛转衰，这样的情况在国内外企业界都是屡见不鲜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事例中，面对各种紊乱状况的当事人却不知道通过健全分工协作的生产、管理等方面的体系去解决问题。

在现代化进程中，分工协作的生产、管理等方面的体系建设需要持续推进，并不存在僵死而又最优的模式。不了解这一点，对于现代化的认识就很容易出现误区。例如，将发达国家的管理模式等同于现代化，甚至将其一举一动都当作是衡量现代化的标准，还有人被所谓创新能力强冲昏了头脑，似乎只要创新能力强，无论怎样做都是现代化，为所欲为，以至于出现反现代化的现象。例如，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不能从长远、整体上推进其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建设，而仅仅是着眼于眼前的利益、着眼于某些企业集团的利益，并且唯利是图，只拣利润高的事情做，造成基础产业链的逐步消失。这致使科技创新的成果虽多，却没有应用的市场。面对出现的各种问题，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向别人甩锅，自我封闭。甚至热衷于切断分工协作的产业链，从而破坏现代化的根基。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分工协作的理念缺乏深切的了解，也就是对现代化的认识不够深入。

因此，在深入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对于现代化的认识有待深入，分工协作的理念有待普及，分工协作的体系有待完善。

六、结束语

马克思的分工协作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在其经济学著作特别是《资本论》各卷中，社会分工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既研究一般分工（产业之间的分工）、特殊分工（产业内部的分工），也研究个别分工（企业内部的分工）;既研究纵向上不同社会形态的分工，也研究横向上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之间的分工，还研究社会分工制度的结构和层次、不同分工形态的相互关系和整体功能等，由此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17]。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马克思的分工协作理论，特别是他手稿中这方面的一些重要思想，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18]。国外也有著名学者抱怨学界对于分工协作的研究不足[19]。近年来，国内有关分工协作的研究成果虽然明显增多，但对于实际应用来说还远远不够。

马克思的分工协作思想为现代化研究的深入指明了方向，分工协作既是深刻认识现代化的基本理念，也是深入推进现代化的基本措施。应结合实际，深入学习领会马克思的分工协作思想，研究分工协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演进规律和具体表现形式，以马克思的分工协作思想指导科技创新、生产、管理等方面的体系建设，这对于深入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和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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