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祥瑞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1100)
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熟人社会是乡村社会学领域研究的经典主题,自20世纪初以来历经3个阶段,形成了有代表性的3个研究领域。第一个阶段是国民性方面的研究,国民性是用来表示文化精神和心理结构的集合概念,是指一个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反复起作用的文化精神、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1],熟人社会在该类研究中往往作为研究背景;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尤其给一位西方传教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中国人性格中保全面子、勤俭刻苦、拐弯抹角、易于误解等特性[2],文学方面的研究则描绘了中国人的立体特性[3,4]。第二个阶段是传统社会特性的社会学研究,“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等,成为人们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经典描述,费孝通[5]先生虽未在《乡土中国》中明确提出熟人社会概念,但他围绕差序格局阐释了乡土社会个体自我主义拓展的基本形式;与此同时,伦理本位[6]、情境中心[7]等概念也从不同角度对传统社会特征进行了阐释;许烺光[7]通过对喜洲地方社会的个案研究,揭示了熟人社会成员间竞争、冲突的面向。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动,第三个阶段研究关注转型期的社会结构变动,如城市单位体系由于资源分配结构的制约,单位内形成了庇护主义式关系结构[8],国有改制企业的组织领导关系也呈现出从“派系”到“关系共同体”的转变[9],礼物关系学更是在城乡范围扩展[10],这些研究展示了“关系”在亲属关系网络之外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