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门关，九塞尊崇第一关

郭晔旻

曾经的“天下第一关”

金代大诗人元好问在《雁门道中书所见》中说：“盘盘雁门道，雪涧深以阻。半岭逢驱车，人牛一何苦。”诗歌生动地描绘出了雁门关地势的险峻：山路盘旋曲折，深涧积雪不化。如此难行的道路，令诗人对在雁门关山路上行走的人和牛产生了深深的同情。雁门关之“险”由此可见一斑。

这座如此险峻的关隘，位于山西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北岳恒山主峰——雁门山中。实际上，雁门关是“西陉关”与“东陉关”的合称。与许多其他长城上的关隘一样，现在的雁门关也是修建于明代（洪武七年，1374年）。其关城周长1千米，墙高7米，洞口三重，分别是东门、西门和小北门。东门上筑楼台，称为“雁楼”，门额嵌石匾一方，横书“天险”。西门上筑有杨六郎庙，门额嵌石匾一方，横书“地利”。小北门未设顶楼，但砖石结构，格外雄固，门额石匾横刻“雁门关”三字。洞门两侧镶嵌砖镌楷书楹联：“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

“九塞尊崇第一关”这句话，当然不是信口开河。古书《舆图志》里就说，“天下九塞，雁门为首”。这句话的意思是，天下本有“九塞”最为险要，而“雁门关”的险要排在“九塞”之首。因此，“天下第一关”这个称号本来应当属于雁门关的。只不过，明朝建都北京，近在咫尺的山海关成了关系京畿安危的重中之重，令处于西南远方的雁门关相形见绌，这才使得后人提及“天下第一关”，首先想到的是山海关，而非雁门关。

尽管如此，“雁门关”既能名列“九塞”之中，自然在“险”之外，还有“要”的一面。雁门关所处的晋北地区，地近历史上的农耕—游牧分界线。秋高马肥之际，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往往挥师南下。从地理上看，雁门关一带处于从恒山山脉向汾河谷地过渡的地带，山脉的走向决定了堡寨分布和长城的基本走向，高大的山体有力地阻止了游牧骑兵的肆意南下，要想突破这一防御体系，最有效、最好的方法是从山脉中比较低平的谷口、隘口通过，从而南下。这就决定了，雁门关势必成为双方必争的咽喉要地。

战国末年的赵国名将李牧，便在雁门名扬四海。当时的匈奴时常来犯，李牧利用雁门的险要地势设下埋伏，待匈奴骑兵赶到，他以战车阵从正面迎战，限制、阻碍和迟滞敌骑兵行动，步兵集团居中阻击，弓弩兵轮番远程射杀，骑兵及精锐步兵布控于军阵侧后。当匈奴军冲击受挫时，李牧将控制的机动精锐部队由两翼投入战斗，发动钳形攻势，一举歼灭敌骑十余万人，迫使匈奴人远遁北方，十余年不敢接近赵国边境。

假若再深层次地看，雁门关以北的大同盆地，因其北部山地低，经常被北方民族政权占领。此时，雁门山险要的屏障作用便显得愈加重要，敌军若再通过此地险要，雁南地区汾河谷地地势低平，更有利于骑兵的进攻。驰骋在开阔平原地带的北方骑兵，将轻而易举地威胁到太原的安全，甚至进一步沿山西高原中部的盆地长廊深入中原文化区的腹地。正因如此，雁门关才被称为“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

五代时期的石敬瑭背叛后唐，向契丹乞援。契丹之主耶律德光亲自带兵南下，打破后唐对太原的包围。即便如此，他还是心有余悸地承认，后唐要是在雁门关埋伏下重兵，自己肯定来不了。恰恰是因为后唐疏忽了雁门关方向的守备，令契丹铁骑长驱深入，才让耶律德光侥幸得手。同样道理，明人也提出，“雁门不守，山西地方皆不可得而守矣，山西不守，则河南何以为蔽哉！”可见，古代不同立场的兵家对于“得雁门而得天下，失雁门而失中原”这一点，有着近乎一致的认识。

三晋烽火绵延不绝

正因如此，古往今来，雁门关兵事不断。尽管朝代不断更替，但雁门关的战略地位始终未变。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曾封韩王信为代王，驻守雁门，以防匈奴入犯。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匈奴南犯汉边，韩王信首战失利，退守马邑（今山西朔县）。匈奴又进攻马邑，韩王信投降匈奴，并引匈奴南克雁门。汉将樊哙奉诏往讨，好不容易才夺回雁门诸地。汉武帝时，下诏在雁门筑关垒险，使这里愈发成为形势完固的戍守重地。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雁门关在军事地理上的地位为之一变。《读史方舆纪要》说，“明既定都于燕，而京师安危常系山西之治乱”。明代北京西北方向的防务，有“内三关”与“外三关”的说法。前者指的是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三关，后者就是雁门关及附近的宁武关与偏头关。

不过，对于首都北京来说，“内、外三关”并非正面平行的第一道与第二道防线，而是接近于一种垂直相交的关系。以雁门关为首的“三关”，之所以被看作包围京城的“外三关”，主要原因在于它们是山西的“内险”，是联系或阻断山西中部与北部的一条凭险据守的防御地带。“外三关”失守，“内三关”必然形势吃紧，“内三关”再被突破，北京城就显得岌岌可危了。具体而言，北方游牧骑兵一旦在突破大同防线后攻破雁门三关，便可经倒马关或井陉关进入河北平原。

另一方面，作为军事要塞的雁门关，还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是连接重镇大同和雁南地区的重要交通点。从南方入境的农民起义军或反叛武装，也可以经雁门三关取道大同、宣化，东击紫荆关、居庸关。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明末的李自成起义军，从西安起兵，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当时，明军已有土崩瓦解之势，李自成军几乎未遇到什么有力抵抗，只在与雁门关同属“外三关”的宁武关，才遇到了明朝守将周遇吉的顽强阻击。只不过独木难支，宁武关失守后，就连赫赫有名的居庸关，也无法阻止李自成大军朝向北京的前进步伐了。

抗日硝烟弥漫雁门

耐人寻味的是，现存的雁门关虽建于数百年之前的明代，但雁门关关城和内长城一线许多大型空心敌楼炮位与射击窗的设置，交叉火力点的布置，却明显体现出了由冷兵器向冷、热兵器并用的过渡时期的特点。这一点，就使得雁門关在进入20世纪之后，在现代火器已完全取代冷兵器的条件下，仍能发挥出较强的防御功能。

近代战争中的雁门关，与阎锡山关系颇深。这位“阎老西儿”从北洋军阀时代就开始经营三晋，以“山西王”自诩。1926年，阎锡山的晋军与直、奉军阀联合，对冯玉祥的国民军开战。晋军的战斗力一向不强，在大同遭到国民军的迎头痛击，被迫退守雁门关。在这里，晋军凭借险要地形严防死守，苦战击退国民军。待到国民军在与直、奉军阀主力交战失利西撤后，阎锡山趁机派兵追击直至绥远（今属内蒙古），扩大了自己的地盘，晋军也因此改名为“晋绥军”。

在抗日战争中，阎锡山的如意算盘却落了空。1937年10月，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日军侵占大同后，继续向南进犯，目标指向太原。晋绥军队在平型关、雁门关一线凭借山地的有利地形未能阻挡住日军进攻，节节溃退，内长城防线迅速瓦解。

此时，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立即向八路军总部指示：八路军要在敌之翼侧和后方积极打击与钳制敌人，配合友军保卫忻口、太原。

八路军的两次在雁门关的连续伏击作战，共歼灭日军500余人，击毁汽车数十辆。这个数字虽然不大，但却在雁门关抗击外敌侵略的战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更重要的是，日军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交通线一度被切断，这给南下进攻忻口的日寇后方运输造成很大困难，有力地配合了晋绥军在忻口的防御作战。

（摘自《世界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