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原子能宣传运动中的苏联因素

任安波，刘 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6)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李四光、刘杰和钱三强的汇报结束后，毛泽东高兴地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1]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了创建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标志着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开端。此后，周恩来总理首先强调，要公开宣传原子能的利用。[2]在这一指示下，全国随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原子能宣传运动，最终成功营造出了全民关心原子能的氛围，为国家原子能事业的快速起步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舆论条件。近年来学术界针对中国原子能事业早期发展中的原子能科学宣传普及工作已开展了不少研究，如王勇忠梳理了1955年原子能宣传运动的决策过程，重点讨论了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原子能教育等运动中的几项重要活动；[3]聂文婷对1945—1955年中国共产党在原子能、原子弹方面的宣传工作进行了考察，认为这些工作为中国核决策的作出奠定了思想基础；[4]德国纽伦堡大学中国研究所的M.Matten以《科学普及通讯》《科学画报》等几个重要科普期刊为中心，论述了中国在1950年代向大众宣传和传播核武器辐射防护知识的动因和过程，以及对中国科技政策带来的影响[5]等等。而关于原子能宣传运动中一个重要侧面——苏联因素，目前尚缺深入研究。事实上，大力宣传苏联原子能的成就和政策始终是运动中的一项重要甚至是主体内容。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不仅有助于加深对1950年代中国原子能宣传运动的认识，也为解读围绕核技术援助中苏两国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本文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公开登载的文章为基础，辅以其他相关文献材料，试论1950年代原子能宣传运动中苏联因素的主要内容、形式和影响。

一、原子能宣传运动中“苏联热”出现的时代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对苏联的各种宣传由来已久。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6]在“一边倒”的趋势下，中共在报纸、图书、文艺演出等多种传播途径中，突出了对苏联社会主义道路、苏联人民生活的宣传教育。自1949年5月16日起，《人民日报》在每周一发行的报纸中刊登“苏联研究”系列报道。截至1950年10月，该系列共刊登51篇报道，涉及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和军事关系等诸多方面。[7]随着苏联在工业、科技、教育等领域对华实施援助，相关的宣传力度进一步加大直至呈铺天盖地之势。

然而，在原子能工业方面，苏联领导人一直缄默无言。早在1949年8月秘密访苏期间，刘少奇就曾表示希望参观苏联的核设施，但被多疑谨慎的斯大林拒绝。事情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逐渐有了转机。赫鲁晓夫在与苏共其他领导人的政治较量中急需中共和毛泽东的支持，因而积极调整对华关系。1954年9月底，毛泽东在赫鲁晓夫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纪念活动期间，表示希望苏联援助发展核武器，但赫鲁晓夫予以婉拒，表示核武器研制耗费巨大，中国没必要研制核武器，苏联可以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不过，赫鲁晓夫最后答应，苏联可以援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反应堆，用以开展核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8]

虽然未能答应毛泽东的要求，但是苏联毕竟承诺在原子能和平利用方面帮助中国，这无疑将为中国核武器研制奠定基础。1955年1月20日，中苏签订了原子能方面的第一个援助协议，主要内容是由两国合作在中国境内进行铀矿普查勘探。1月31日，国务院作出《关于苏联建议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定》，正式接受苏联的援助。

国内各界对苏联的核技术援助是寄予厚望的。核物理学家赵忠尧在1955年1月由中国科学院、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联合举办的座谈会中指出：“由于苏联在原子能和平使用方面给予我国的无私帮助，今后一定会使我国的原子物理科学获得很大发展，我国科学的各个方面包括医学、农业、畜牧、运输、建筑工程等也都将会因此而充分地运用原子能量”。[9]为了迎接苏联援助我国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鼓吹苏联原子能工业的各项成就自然而然就成为原子能宣传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关于苏联的原子能科普图书

据笔者统计，1955—1959年，国内一共从苏联引入了21部原子能科普图书(见表1，其中有5本是据苏联专家来华演讲稿或者发表的科普文章整理汇编而成的小册子，书名加粗显示)，约占同期原子能科普图书总数的24%，是我国原子能科普图书创作的一项重要来源。

表1 1955—1959年译自苏联的原子能科普图书

续表1

分析1955—1959年间苏联译著的图书名称及目录可以发现，其呈现如下三个特点：第一，1955年三本译著集中于介绍原子能科学知识；自1956年开始，更加侧重于原子能的实际应用。1957—1958年，国防工业出版社还发行了4部有相当篇幅介绍原子武器的图书。这亦与苏联的核技术援助由基础性的科学研究逐步进入到实质性的工业建设阶段相一致。1958年出版的《原子工业》颇具代表性。该书覆盖范围很广，不仅介绍了原子结构、什么是原子能、放射性物质的辐射等原子能科学知识，还包括热核燃料的生产工序、辐射的防护和放射性废物的利用与清除等。例如第五章“原子原料之加工”一章中，介绍了选矿从破碎到获得精矿的全过程，并配有铀矿石选矿流程图。要知道，正是从1958年5月开始，负责铀原料生产各项工序的系列工程，如江西上饶铀矿、湖南衡阳铀水冶厂、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等，陆续动工建设。国防工业出版社在同一时期引进和发行《原子工业》这类作品，似非偶然。第二，虽然有少数原子武器题材的作品，但是译著仍以介绍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为主，即原子能在工、农、医等国民经济各领域中的应用。第三，此类作品在展开正文之前，往往会首先着重阐明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使用原子能的两种不同目的和方法，例如“苏联掌握了原子能，并主张仅利用原子能于和平目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政策……物理学家的卓越发现——原子能——被他们用于战争的目的，用于恐吓和奴役人民。”[10]

除了从苏联译入之外，我国原创原子能科普图书中也有众多介绍苏联先进科技、原子能政策路线的作品。例如1955年学习生活出版社发行的《苏联怎样和平利用原子能》，作者巫味平曾在上海中苏友好协会担任要职。该书全面介绍了苏联的核电站和放射性同位素在工业、农业和医学中的具体应用，以及苏联如何帮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利用原子能。1954年6月，苏联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这一科学事件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关注。为了满足大众“很想知道一些原子能的新知识”的要求，1955年，由燃料工业出版社出版了《原子能发电》一书，其中汇集了钱三强、叶圣陶、梅汝璈等人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原子能发电的基本原理以及苏联核电站的建设，同时阐明了世界上两种核路线：帝国主义使用者把原子军备作为外交上的讹诈政策的基础；苏联把原子能用于和平目的，以促进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11]

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载的介绍苏联原子能成就和政策的文章

《人民日报》与《光明日报》是中苏友好话语体系的旗帜性媒介，是中苏蜜月时期宣传苏联形象的主阵地。1955年1月18日，即苏联宣布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原子能和平用途方面给予帮助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便刊登了这条声明。[12]与科普图书类似，《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登的相关文章也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鼓吹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成就；其二是高度赞扬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方针，同时批判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只是宣传的力度更大，所用辞藻更有艺术性。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1955—1959年期间登载了29篇介绍苏联原子能成就的文章，全部聚焦于原子能在工业、农业、医学、能源等方面的应用。如《苏联把原子能用于冶金工业的成就》一文介绍了苏联利用放射性同位素保护高炉、铣铁脱硫、检查焊缝和测定合金钢成分。《苏联科学院植物生理学研究所所长谈利用原子能探索植物生长过程问题》中，库尔萨诺夫指出，科学家们利用示踪原子观测营养物质在植物中吸收、运动和新陈代谢过程，这项工作对经济作物的选种和培植有很大意义。《苏联完成原子能破冰船技术设计》则介绍了苏联建设的世界上第一艘装有原子发动机的破冰船技术。

如果对这类文章语言风格加以深究不难发现，对苏联成果的评价语中频繁使用“伟大”“卓越”“崇高”“榜样”等字眼。例如将苏联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视为“苏联和人类科学技术的伟大胜利，苏联致力于和平事业的伟大胜利”，“苏联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卓越的创造”[13]；赞扬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为世界各国作出崇高的榜样”[14]；称苏联核科学“站在世界的最前列”[15]；等等不一而足。当然，这些文章无疑会有或多或少的夸大成分，但作者群体中不少身处核工业建设的一线，他们作为局中人对于来自苏联的核援助的巨大作用当自有体悟。应该说，文中不少饱含情感地感谢苏联无私援助的话语很大程度上还是真心实意的。

1955—1959年两报刊载的宣讲苏联原子能政策、路线的文章计有11篇，其中不乏由著名科学家署名撰写。如时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在《原子能必须为人类造福》一文中提到，“苏联一向极为重视原子能的和平用途，一向主张禁止使用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16]李四光在《粉碎原子战争阴谋，扩展原子能和平使用》一文中评价，苏联“这种大公无私的崇高表现，正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鼓舞着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动员每一个有良心的科学家来支持和平使用原子能的伟大运动。”[17]在宣讲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和平利用原子能路线的同时，此类文章往往还会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标靶，通过批判其讹诈路线来突出苏联形象。如《必须禁止原子武器，把原子能用于和平目的》一文将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行为描述为，“包藏着极为恶毒的政治阴谋”，“希望借此抹杀苏联对日作战的决定性作用”，“妄想利用原子武器作为讹诈的资本，推行华尔街扩张政策和统治世界的狂妄计划”；与美国相反，“苏联政府在积极推动原子科学研究和扩大原子能的和平用途的同时，曾不倦地为争取缔结国际间关于禁止制造和使用原子武器的公约而斗争。”[18]在这里，核技术的军民两用性在冷战初期美苏核交锋的背景下，按照意识形态的不同被分割为两个完全对立的属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四、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科学技术展览会

在围绕苏联原子能科学技术宣传的各类媒介中，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无疑是在国内多座城市举办的“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科学技术展览会”。

1955年12月，以诺维科夫教授为团长的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向中国科学界传达前不久举行的日内瓦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的情况，并了解中国原子能事业的规划。12月22日，周恩来接见了苏联代表团，并于24日同党政军机关一千四百多位高级干部出席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苏联七位科学家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报告会。[19]会见期间，苏方应邀将于下一年在北京举办和平利用原子能展览会。该展览会曾在1955年8月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展出，获得了国际上的普遍重视和赞扬，风光无两。

1956年6—8月，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科学技术展览会在北京举办。为了迎接这场空前的展览会，赵忠尧还特地在《光明日报》上撰文提前为展览造势。[20]展览分为七大部分，即序馆、原子原料及其探测和勘查、原子核反应堆及原子能发电站、核子和辐射化学、放射性同位素在工业方面的应用、放射性同位素在医学方面的应用、放射性同位素在农业和生物学方面的应用。序馆的内容是介绍和平利用原子能理论和实验的基础；第二部分展示的是铀矿石；第三部分不仅展出了苏联首座也是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的图表和模型，还有建设中的20万瓩核电厂的设计图表；此外，核子和辐射化学部分介绍了原子能研究开辟了化学学科和研究途径；展览会上介绍同位素在工业、农业、生物学及医学等领域应用的展区面积最大，且内容非常丰富，还展出了一架测定纺线带粗糙程度的仪器和两架用于金属探伤的仪器；展览的最后还介绍了苏联在原子能辐射防护等领域的研究成就。

为增进人们对原子能技术的理解，展览期间还开展了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其中主要有组织专业参观，就展品听取细致的讲解；举办报告会和专题座谈会；中苏两国科学家之间的相互拜访；编译出版资料等。据统计，仅在1956年7月6日起的一个多月内，就有中国的专家、教授、工程师、医师和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共9000余人进行了专业参观。苏联专家为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举行了十四次报告会和十二次座谈会、问题解答会。[21]

1958年12月至1959年10月间，展览会又先后在上海、广州、成都三地举办，共接待观众134万多人次，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派了参观团、学习组前去参观学习。展出期间，还举办了各种专业训练班，学员有2800多人；举行报告会、座谈会190多次，听众133 000人；播放电影4700多场，观众达280万人次。[22]

“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科学技术展览会”的成功举办，对于向大众普及核科学技术知识、促进中国核科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展览会的形式更加有助于大众形象地了解核科学知识。如担任展览会序馆部顾问的核物理学家杨澄中认为：“记得去年夏季，科学院动员了许多科学家，仅在北京就进行了上百次的原子能通俗演讲。那时，听众们得到的，还只是对原子能有了近似概念的认识，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印象很浅，像‘同位素’、标记原子、中子探矿等内容，讲的人很费劲，可是听的人还是觉得不易接受，更谈不上提出问题了。这次展览会的效果，可就大不相同了。真所谓‘耳闻不如目见’，观众们看了电影、实物的表演以后，理解就比较容易得多。”[23]

其次，许多参观完展览受到鼓舞的年轻学子纷纷将原子能专业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为国立业、为己立身而无悔。著名旅美作家姚蜀平女士在2017年9月访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时，曾对笔者谈到，1958年她在北京人大附中读高三，正是参观了展览后，毅然决心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原子核物理专业。而她大学同班同学中与之相类似的不在少数。

最后，展览会的举办促进了我国科学界对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由于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国家阻挠，中国未能派代表出席1955年8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这次展出多为苏联原子能工业的最新成果，为国内核科学工作者提供了难得的观摩学习的机会，其中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令研究人员大受启发。

五、结语：对原子能宣传运动中“苏联热”的认识

在冷战初期世界两大阵营对立以及朝鲜战场美国多次对华进行核讹诈的背景下，新成立的中央政府在研制核武器的问题上果断寻求苏联帮助，苏联出于种种考虑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从1955年1月《中苏合营在中国境内进行铀矿普查勘探的协定》到1957年10月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中苏双方签订的6个核协定为中国创建核工业这一战略决策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国内核技术领域还几乎是一片空白的情况下，使中国的核工业建设从一开始就能齐头并进、全面开展，不走或少走弯路。了解上述背景后就不难想见，在中国展开的原子能宣传运动之中，无论是书籍、报刊，还是和平利用原子能科学技术展览会，都由苏联因素来扮演主角，自是中苏之间持有同志加兄弟这一亲密关系的当然结果。而苏联这座原子能科学的高峰也为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原子能知识普及提供了榜样和抓手，有力地提高了全社会关注原子能、科技人员钻研原子能、青年学子立志学习原子能的热情。其巨大的正面意义当予肯定。

与此同时，在国家政策、外交关系引导下的原子能宣传运动势必带有政治色彩，期间绝大多数的原子能科普作品多以“树立美好的苏联形象、宣传伟大的苏联科学、营造热烈的学苏气氛”为导向。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原子能科学知识、使社会各阶层关注熟悉这一运动最初的宗旨，则不免会打些折扣。一方面，苏联的原子能科学技术有强也有弱，长期刻意片面宣传苏联的原子能成就，会使国人对欧美的技术不屑一顾，即便是比苏联先进的技术。例如中国首座军用后处理厂曾长期沿着苏联提供的沉淀法工艺技术攻关，直到1964年，又转过头来研发欧美早已采用的萃取法，教训颇深。[24]另一方面，苏联因素长期占据国内原子能科普作品的主要内容，中苏关系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势必造成原子能科普图书的匮乏，进而影响大众原子能科学素养的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