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朗年

每隔几年会重看一遍《大侦探波洛》,看它在国内网站上架下架又上架,世相中沉浮。某视频网站还采访到波洛的扮演者大卫·苏切特,苏先生向中国粉丝问好,也聊他扮演波洛的心得。
2017版的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也看了,一个强烈感觉是新版波洛先生额角坚毅、身手矫健,却不再让人笑中带爱。后来发现,噢原来是《敦刻尔克》的海军将军,难怪身材比“鸡蛋”波洛好太多。
反复比较了1974、2010和2017三版《东方快车謀杀案》中的波洛。如果给他们各找一个关键词,我想把“狡黠”赠给1974版,“坚毅”赠给2017版,向2010版敬赠“悲天悯人”。
悲天悯人的波洛先生是我最爱。
以上闲话。
想说的是,1974版《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后面两版在剧情上最大的不同,其实是前者一开场就把阿姆斯特朗绑架案摆上了前台,让观众对绑架案和后面的杀人案有何关联发起猜测,后面两版则是在案件侦破过程中被波洛抽丝剥茧地揭开,由大侦探带领观众一步步进入谜团再走出谜团。
哪种是更好的呈现方式?
三版各擅胜场是肯定的,但我猜,如果让希区柯克先生来选,他会选第一版。
因为第一版最符合希区柯克对悬念的定义。记得他大意是这样说的:如果你要表现一个定时炸弹爆炸的场面,你可以先拍一群人围着一张桌子玩牌,然后突然一声巨响,炸弹爆炸了,那么你就只能拍到一个循规蹈矩的炸后场面。但是,如果你在打牌开始之前,先拍到桌子下面的定时炸弹,拍到秒针在滴答作响,那么观众就会一直揪心:炸弹究竟会不会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