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外交与外交音乐

音乐与公共外交：工具的作用与本体的影响

在《国际关系，音乐与外交》一书导言开首，托马斯和拉马尔说道：“音乐与外交并非没有关联。它远不只是作为国际仪式中的装饰品，而是一种必需品。”1然而，关于音乐的陈词滥调，音乐是一种无国界的普世性语言;属于纯粹主观的艺术，只涉及情感性的知识，不仅遮蔽了音乐与特定民族及至民族主义之起源的现世关联，亦使得音乐与讲求理性和实效的国际关系学显得格格不入，因為后者一贯关注军事、安全、权力等议题。由此，音乐成了贝莱克口中“所闻而不可见之物”，2从而长期被排除在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之外。

随着近年国际关系研究中“听觉转向”（acoustic turn）的到来，音乐与外交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曾琳智在《“枪炮”或“玫瑰”？：公共外交中的音乐》一书中把音乐的外交功用概括为“政治先锋”“观念大使”和“身份标识”“文化桥梁”。这种二分的思路虽使音乐与外交的关系变得易于勾勒，但它把音乐降格成了外交的工具，同时把音乐外交简化为主体对他者的单向输出，而忽视了音乐之于外交，他者之于主体的反向规限。为此，陈玉聃以国际关系中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和音乐的独特性为旨归，同时强调了音乐的工具作用和本体影响。3在他看来，外交主体选择音乐表征自己的国家并向他者输出本国的听觉形象时，必定处于在先地位，但音乐（尤其是器乐音乐）凭借自身的弱语义性和诠释的歧义性，使主体意欲塑造之听觉形象时刻被微调甚或扭曲，一旦他者形成关于主体的基本认识乃至刻板印象，就会回过头来影响主体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