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游魂”和数据库的“挪用者”

苏涵

从“电影眼睛”到“监控之眼”：影像中的监控“游魂”

2007年，作为版画艺术家而声名大噪的徐冰从美国返回国内，偶然在电视上对法制节目中公共摄像头的一瞥，激发了他的电影冲动。徐冰创作的《蜻蜓之眼》或许帮他走出了美术馆，他的实验精神得以拥抱主流。得益于电影专业人员的加入，《蜻蜓之眼》如期于2017年入围瑞士洛迦诺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斩获“费比西奖”（国际影评人奖）一等奖。

这部作品以“眼睛”命名，不禁让人联想到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纪录电影的先锋流派“电影眼睛派”。吉加·维尔托夫于1923—1929年间的一系列宣言中提出：电影是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的“眼睛”，电影的巨大力量就在于摄影机能够“征服时间和空间”“深入表面上的混乱生活中”“用纪实手段为肉眼译解可见世界的世界和不可见的世界”。1他还表示，“尽管我们不能改善眼睛的视力，但我们可以无限制地完善摄影机”，应当将摄影机从“简单复制肉眼可见的现实”和“服务戏剧故事的奴隶状态”2中解放出来，设想创造一种“不用演员、纯记录性的叙事电影”。3维尔托夫在其代表作《持摄影机的人》中，将摄影机架在高楼、大桥、火车、汽车、卧轨上，甚至利用特效使摄影机出现在啤酒杯里，他期望“电影眼睛”能夠上天入地，帮助人类拓展对现实世界的好奇心。

维尔托夫所处的时代，是与未来主义共存的时代。未来主义对速度和机械的迷恋，恰好通过摄影机获得了实验的可能。维尔多夫一直在探寻摄影机的机动性，主要目的是为了歌颂新生政权，创造符合新时代的影像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