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文学中看女性意识的觉醒

刘诗文

内容摘要：中国女性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处于卑微地位。明清时期是女性命运转折的关键期，文学作品开始有意识地塑造以女性为主体的文学形象。从屈从于“男尊女卑”观念到主动进行情感追求，再到拥有独立人格，明清文学清晰地展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之路。

关键词：明清文学 女性意识 女性觉醒

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之路从不是平坦的柏油大道，而是布满荆棘、沙砾，抑或是充斥着各种艰难险阻。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一直处于失语状态，私有制时代下的中国女性没有资格以独立姿态为自己发声。而明清时期是女性命运的转折点，作家们开始有意识地让女性形象独立呈现在文学作品中。任何一种觉醒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明清文学展现了中国女性从“牺牲者”到“独立者”的转变，见证了女性身影从卑微到挺立的伟大过程。

一.“男尊女卑”观念下的牺牲者

明初时期，统治者意识到相较于刑法，思想控制更有利于维护统治稳定，程朱理学在此社会背景下受到极大推崇。二程理学将“天理”视为万物的道德标准，体现在男女关系上即为“男尊女卑”观念。“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妇有倡随之礼，此常理也。”[1]此时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仍依附于男性，作为男性的“私有财产”出现。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谈到女人“本身就是某个男人的世袭财产的一部分”。[2]男性可以拥有三妻四妾，女性却必须恪守“三从四德”，否则将被视为淫恶之徒，并且可以被男性随意处置。

《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就集中展现了明代初期女子的卑贱地位。潘金莲作为“淫妇”代表，私通西门庆，谋杀武大郎，最终被武松手刃，血溅情梦。李卓吾曾赞武松：“杀得从容次第，有条有理”，称暴虐潘金莲的武松为“佛”。施耐庵将大胆追求情爱的潘金莲精心刻画成淫恶形象，使得时至今日，当人们一看到“淫”字，眼前就会浮现潘金莲的“风骚像”。

相较于潘金莲，阎婆惜之死更让人惋惜。年少之时被卖给宋江，即便嫁为人妻也从未得到认可，她像物品一样被丈夫随意安顿。对情的诉求，对欲的探索，生命原生的渴望在妙龄的阎婆惜心中滋长，张文远走向了她，走向了阎婆惜生命的原欲中。但她作为男性的“财产”终究是私有的，宋江也不留情面，对她痛下杀手。封建社会的女子命是卑微命，是低贱命。“三魂渺渺，应在枉死城中。”枉死城不只为阎婆惜一人建立，而是为男权社会的所有女性而立。

《水浒传》虽不乏有被人称颂的女英雄形象，但她们也被赋予丑陋的外貌或不堪的过往。“母夜叉”孙二娘曾谋财害命，拿人肉做包子，也曾着“一条新红生绢裙”，粗俗不堪。“一丈青”扈三娘虽有姿色，但在以小脚为美的宋代偏偏生得一双大脚，也只得嫁给丑男“矮脚虎”王英。还有为贞洁而自缢的林冲娘子，被逼婚强娶的弱女子金翠莲。淫与恶，冤与弱，封建社会中的女性始终卑微在男性之下，充当着“男尊女卑”观念下的牺牲者。

二.生命欲求的追随者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屈服的中国女子也默默积攒着挺拔的力量。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日益繁荣，世人追求享乐，压抑人性的程朱理学地位逐渐被心学动摇。强调“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的心学为女性意识的觉醒开辟了道路。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可以独立于男性之外，成为情感追求的主体。

至情之歌《牡丹亭》便是女性意识觉醒的代表作。虽受封建礼教束缚，但杜丽娘在青春情欲的驱使下大胆地做了春梦，梦的醒来没有让她羞愧地回归传统，而是执着地沿着生命欲求追随下去。她意识到身体里涌动着情的波涛，似河似海，奔涌不止，无法停息。“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怨，便酸酸楚楚无人怨。”杜丽娘将情上升到死亡之上，对生命的无所顾忌正反衬了她的至情。

然而，故事如果到此戛然而止，女性意识似乎并不能被认为已在觉醒，至少以死了结仍旧是懦弱的表现，所以杜丽娘的游魂与柳梦梅相遇，又幻化成真身，过程虽有坎坷，但汤显祖将其处理为团圆式结局，也就显现了其戏曲创作的高超之处。杜丽娘为情而死，又为爱情而生，这不仅是肉体的复生，更是女性意识的觉醒。自古女子皆有情，杜丽娘没有被动接受，也没有委曲求全，长期被压抑的生命欲求伴随着女性意识缓缓醒来，那“不知所起”的情是源于生命的本能。

但此时的“至情”仍不能逃脱封建礼教的牢笼，杜丽娘与柳生仍是在科举背景和皇权成全下团圆的，有学者称之为“至情与封建礼教伦理的和解”。[3]虽然牢笼难破，但杜丽娘敢于直面内心真情，她的勇气鼓励了中国女性勇敢地去做生命欲求的追随者。

三.独立意识的践行者

明清朝代更替，社会动荡，面对亡国之痛，男性的平庸无能促使士大夫阶层开始反思封建社会的痼疾，重新思考女性的社会角色。明末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宋应星云：“幸生圣明极盛之世，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4]手工业的繁荣让女性有机会投入到社会中。梁华认为：“女性在各种社会生活中才能的发挥，使人们对女性有了新的认识，这种新的认识也必定反映到当时风起云涌的社会思潮中。”[5]文人作家开始弱化对男性的描写，转而刻画有独立意识和社会价值的女性形象。

《桃花扇》中的李香君便是拥有社会价值的典型女性。她虽是秦淮名妓，但身怀大义与气节。她与复社文人侯方域的爱情不仅包含寻常夫妻的情与爱，更重要的是他们赋予爱情以政治色彩，他们的相爱也源于共同的政治理想。《却奁》一出，李香君毫不犹豫地拒绝再嫁，“奴是薄福人，不愿入朱门”。阮大铖等逼迫李香君嫁给漕抚田仰，她又溅诗扇以血色桃花，以死相逼。《骂筵》一出，李香君更是不惧生死，痛骂阮大铖与马士英：“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孔尚任塑造的青楼女子与传统的淫色像大相径庭。李香君识大体，忠国家，眼界广，胆识高。她的女性魅力连作为“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都大为赞叹：“俺看香君天姿国色，摘了几朵珠翠，脱去一套绮罗，十分容貌，又添十分，更觉可爱。”

李香君的女性意识是高尚的，她没有只为自己伤春悲秋，而是为社稷存亡高声疾呼，她的独立意识与社会价值紧密相连。孔尚任没有将青楼女子打入社会底层，反而赋予他们连上层社会人士都少有的精神品质，给予她们尊重与独立人格。如果说追求生命欲求是“受困”的女性刚刚睁开双眼，那么以李香君为代表的女性则是觉醒后的独立者，是独立意识的伟大践行者。

明清文学中表现女性意识觉醒之路的不仅有这三部作品，不论是后来的才子佳人小说，还是《聊斋志异》与《红楼梦》，男性不再掌控文学世界，女性不再仅附属于男性，而是成为明清文学中的主角，这是文学的变化，也是社会意识的变化。

资本主义的萌芽带领明清时代走向经济、文化、道德的发展转变之路，历史环境的变迁促使女性意识不断完善。“女性意识可以被漠视、压制，但终究不可能被消灭。”[6]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女性不再克制真情实感，不再屈从于封建礼教，她们或喜得爱情，或反抗得伤痕累累。在自我意识的推动下，部分女性走出家门，她们没有沉溺于男女之情，而是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社会中，开始探索和男性平等的社会价值，女性文学创作也因此达到高潮。明清之际的思想变动为中国女性提供了契机，她们在激烈的“情”与“理”的冲突中，勇敢地追求千年未有的男女平等。从“男尊女卑”观念下的牺牲者到生命欲求的追随者，再到独立意识的践行者，勇敢的中国女性从未放弃跟从本性，她们手握气节，逐渐实现了卑微身影的挺立。

参考文献

[1]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華书局，1981.

[2]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94.

[3]商梦同.从杜丽娘的团圆结局看汤显祖“至情说”与封建礼教的和解[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16（02）：66-68.

[4]宋应星.天工开物序[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

[5]梁华.论明末清初爱情婚姻题材小说中的男性弱化现象[D].2004.

[6]胡伟栋.女性意识的书写：从缺失到觉醒——以元明清戏曲作品中的不同女性形象群为例[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8，30（10）：86-90.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