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吕泉铃

摘要：近年来，文化因素对我国OFDI的区位选择的影响作用不断扩大，在我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背景下，深入探讨文化差异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关系至关重要。文章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选取101个国家，时间为2006～2018年的面板数据，深入探究文化差异对我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为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提供新的理论支持。

关键词：文化差异;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投资量持续增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統计公报》显示，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高达1400亿美元，对外投资区域选择也更加广泛，不过由于我国对外投资范围的不断扩大，我国企业进行OFDI的国际投资市场环境也更加复杂，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不仅局限于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市场规模等客观因素，文化差异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因素也极大的制约着对外投资的可能性。

关于文化差异和区位选择的联系，最早是由Dunning提出，其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指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因素也包括文化、习惯等心理距离。之后文化因素也逐渐被研究者视作OFDI的影响因素。一般认为文化差异较易导致文化上的冲突，形成投资壁垒，进而阻碍企业投资区位的选择，带来外来者劣势。但也有研究表明文化差异会产生“外来者收益”，即文化差异会带来开发，探索优势及产品差异化优势，促进企业在东道国的经济活动。此外，在“外来者劣势”及“外来者收益”的共同作用下，文化距离和OFDI也会显示出曲线关系，比如殷华方等发现国际直接投资流向在文化差异的作用下呈现为S型曲线，而綦建红等在研究4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之后，得出文化距离与OFDI是U型关系，不是负相关的结论。综合上述研究，在文化距离与一国的OFDI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已经取得了一些显著成绩。但由于研究对象的选择、模型方法运用的不同等，研究结论尚未统一。随着霍夫斯泰德对文化维度的更新，我国OFDI的快速增长及与他国经济联系的加深，在这样的前提下探索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关系可能会得出新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为我国对外投资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二、研究假设

假设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关系呈现U型。

结合众多文献，可以发现文化差异与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复杂的曲线关系。所以本文提出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关系呈现U型的假设，即企业刚进入目标国，文化差异对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产生阻碍作用，但随着企业在目标国的经营行为不断深入，文化差异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反而促进了企业的OFDI。

假设文化差异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会因受所处地区收入水平不同而存在异质性。

高收入国家基本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受“中国威胁论”等偏见的影响，对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抱有一定程度的抵触，从而对中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产生抑制作用，而低收入国家多为非洲国家，推崇部落文化，抵制外来投资者，致使中国对此类国家的OFDI的活动难以推进。所以本文假设文化维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会因受所处地区收入水平不同而存在异质性。

三、模型设定和变量测度

（一）模型的设定

本文在文献研究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101个国家，时间为2006年到201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混合回归研究文化差异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Lnofdiit=β0+β1lncdi+β2lndistcapi+β3 lngdpit+β4lntradeit+β5lnNRit

其中，β0为常数项。ofdi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中国在第t年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cdi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中国与东道国i的文化距离，由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计算得来。distcapi，gdpit，tradeit，NRit是控制变量，其中distcapi为地理距离，表示中国首都与东道国i的首都之间的距离;gdpit为东道国i第t年的市场规模大小;tradeit为中国与东道国i在第t年的进出口贸易量;NRit为东道国i在第t年的资源禀赋。

（二）数据变量

1. 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考察文化差异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所以选取的国家为霍夫斯泰德进行文化维度衡量的101个国家，其中发达国家有30个，发展中国家有71个，涵盖了各大洲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样本选取具有代表性和可比性，时间从2006年到2018年。为减少误差，本文中变量均取对数，表1为各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2. 被解释变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0FDI）指我国企业采取资本、实物、无形资产等多种方式在国外进行投资，并经营管理海外公司而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活动，反映文化差异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关系。（数据来源：2006年到2018年《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

3. 核心解释变量

文化距离（cd）衡量两国（地区）间文化与价值观等的差异程度。其中文化距离指数由霍夫斯泰德的文化4维度计算得来。本文采用Kogut的文化距离指数（CD）来衡量文化差异，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CDj=∑{（Ilj-Iic）2/Vi}

4. 控制变量

地理距离（distcap）指两个国家首都间的距离。（数据来源：cepii数据库）

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内的经济活动中所生产出之全部最终成果（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双边贸易量（Trade）两国之间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总额。（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资源禀赋（NR）指一国拥有各种生产要素的丰歉程度。本文中由自然资源租金占gdp的比重表示。（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四、实证分析

（一）基本回归

本文采用的是平衡面板数据，可以选择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所以需要提前使用霍斯曼检验进行选择。根据霍斯曼检验，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更符合理论预期。

一般认为文化差异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产生负面效应，但是Keout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投资者在目标国不断深化生产经营业务，企业对当地文化也会越来越熟悉，文化差异的抑制作用也会逐渐减弱。所以本文预测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应呈现U型，即企业进入目标国之初，文化差异对我国企业的OFDI起阻碍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在目标国的经营行为不断深入，文化差异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反而进一步促进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模型设定为：

Lnofdiit=β0+β1lncdi+β2lndistcapi+β3lngdpit+β4lntradeit+β5lnNRit+β6ln2cdi

基本回归实证结果见表2。

情景①仅对ofdi和cd进行回归，其结果并不显著，拟合优度为负。

情景②对ofdi，cd，distcap，trade，NR进行回归，并加入固定效应，其结果除trade其他回归结果均在1%或5%的情况下显著，拟合优度为0.9015。

在模型①②中的核心解释变量cd的回归结果均为负值，这与已有研究结果完全一致，文化差异的确会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发挥显著的负面作用。

在情景③中，对ofdi，cd，cd2进行混合回归，其cd，cd2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且系数为负。

在情景④中，对ofdi，cd，cd2，distcap，trade，NR进行回归，并加入固定效应，其回归结果除trade外均在1%或5%下显著，拟合优度为0.9015，lncd系数为负，cd2的系数为正，cd与OFDI负相关，cd2与OFDI正相关，且均显著，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关系确实呈现U型。

（二）分区域分析

1. 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回归结果见表3-①②）

由于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受东道国收入水平，市场规模的影响，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些方面区别较大。所以为了减少误差，本文按照联合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标准，将数据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样本组。

情景①为发达国家的回归结果，出现了的系数为正，文化差异越大，国内对外投资量越大的反常情况，而产生这种反常结果的原因是发达国家收入水平较高，具有较大的消费潜能，是中国企業对外投资所青睐的选择，而发达国家多为西方国家，这些国家的文化于我国差异很大，所以就会出现文化差异越大，对外投资量越大的现象。

而情景②为发展中国家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显著为负，符合已知的研究结果。

2. 收入水平划分（回归结果见表3-③④⑤⑥）

同时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还会受到国家人均收入的制约，所以本文按照收入水平进一步划分为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低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的样本组，划分标准为世界银行数据库。

情景③④⑤⑥分别为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中低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③⑤⑥情景cd的回归结果均在1%的下显著为负，说明了文化差异的确会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负面作用。而情景④cd的回归结果在1%的下显著为正，则是国家间相近的经济水平弥补了文化距离的负面作用。

五、结语

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范围不断扩大，中国投资企业面临的国际投资市场环境也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本文使用2006～2018年中国OFDI存量数据，并按照霍夫斯泰德的文化4维度计算文化距离来研究文化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

总体样本回归结果表明，文化差异与我国OFDI显著负相关，文化差异的平方则表示与我国OFDI显著的正相关，所以可得出结论，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关系为U型。

在进行分组回归时，我们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收入国家对文化差异的回归结果有很大差异，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组中的发达国家组，收入分组中的中等收入国家组，均表现为文化差异与我国OFDI显著正相关，这则表示了文化差异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会因受所处地区收入水平不同而存在异质性。

参考文献：

[1]杨波，柯佳明.新中国70年对外投资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J].世界经济研究，2019（09）：3-15.

[2]Dunning，j.Toward an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ome Empirical Test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0（11）：9-31.

[3]Zaheer，S.Overcoming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5，38（02）：341-363.

[4]綦建红，杨丽.中国OFDI的区位决定因素——基于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的检验[J].经济地理，2012，32（12）：40-46.

[5]殷华方，鲁明泓.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S 型曲线假说[J].南方经济，2011（01）：26-28.

[6]綦建红，李丽，杨丽.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基于文化距离的门槛效应与检验[J]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2012（12）：137-147.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