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阶段与研究主题的变迁
——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分析

孟 捷，朱宝清

(1.上海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3;2.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3.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出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蓬勃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1979—1992年的起步或初创阶段，1993—2012年的形成和发展阶段,以及2013年迄今的进一步完善阶段。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再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各阶段的研究主题,以及包括作者、机构、期刊在内的学术共同体的研究风貌。第一部分利用各阶段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词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以此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主题的变化轨迹。2013年以后,尤其是2016—2020年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入了爆发性增长期,第二部分利用文献计量学数据对这一时期相关作者、机构的研究绩效展开了多维度的可视化分析。第三部分以发文量为衡量标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两种经济学话语的影响力变动作了比较分析。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主题的演变:以各阶段关键词为参照

20世纪50年代晚期,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毛泽东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依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任务,这些思想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端。

1978年以来,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也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16。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及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战略思想。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依次经历了起步、形成和发展等各阶段。

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在2016年7月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入了爆发性增长的新时期。

本文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起步或初创阶段(1979—1992年),形成和发展阶段(1993—2012年),以及进一步完善阶段(2013年至今)。其中形成和发展阶段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1993—2003年和2004—2012年。我们利用Citespace软件对各时期研究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反映了在每一个大的聚类下所涉及的关键词,评价聚类结果的指标体现在Q值和S值上。一般认为,Q>0.3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S>0.5聚类就是合理的,S>0.7意味着聚类是令人信服的。可以发现,得到的各个时期的聚类结果均是显著且令人信服的。下面进一步对各个阶段的关键词演变作具体分析。

表1 四个时期关键词聚类结果

(一)1979—199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步或初创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82年党的十二大不仅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而且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建设“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回忆说,这份决定“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2]83。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新模式。在1985年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和1987年的《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的两次讲话中[2]148-151,203,邓小平提出计划与市场不能作为划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准。

政策制度话语的发展影响了学术话语。这体现在,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在此阶段的学术研究中已经出现,如张远成在评介孙冶方的文章(1983)里写道:“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应当成为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实际工作者的光荣任务。”[3]著名学者苏星(1984)也提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也应该有中国特色。”[4]

第二,这一时期学者围绕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所有制改革、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关系、经济运行等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运行机制是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其主旨是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开展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索。这一时期较为引人注目的是卫兴华、洪银兴、魏杰对“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他们认为,计划机制以市场为调节对象,市场机制以企业为调节对象,两者在现实经济运行中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以计划调节为导向的市场调节机制。这些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单一计划调节的思维,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在理论上做了铺垫(1)1986年,卫兴华和他的博士生洪银兴、魏杰合著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在国内第一次对“经济运行机制”概念作出界定,并明确提出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思想。《经济研究》1987年第1期发表的《计划调节导向和约束的市场调节》一文中,卫兴华进一步提出“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运行机制模式,并认为计划与市场是主导与基础的关系。最终在1989年出版的《经济运行机制概论》中,卫兴华等人多角度全方位研究和论证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2019年,以卫兴华、洪银兴、魏杰为主要贡献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研究”荣获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第三,伴随改革开放,中国学术界将眼光也投向曾经经历过某种程度改革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时期出现了如科尔内、南斯拉夫等关键词。东欧学者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涉及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的区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等[5]。其中布鲁斯、锡克和科尔内等人的成果后来被归于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2)参见李春放.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观点[J].探索,1999(4):73-75；关于南斯拉夫自治模式，可参见孟捷.南斯拉夫自治模式中自治、国家、市场的三角关系[J].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9(1):42-45.。

不过,关键词聚类虽然有助于我们对特定时期的研究主题加以概括,却不能足够充分地展现该阶段的研究热点。为此,我们增加了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双轨制”“承包制”等关键词,作为关键词聚类分析的补充,处理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到,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相关的发文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稳步提高。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广泛推行并取得巨大成效,“承包制”成为该时期的一个研究热点,围绕这一研究主题的发文量在80年代中期开始骤然增长。与“股份制”相关的发文量也在相同时间节点有显著增加。

图1 1979—1992年关键词演变趋势

(二)1993—2003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阶段(第一个时期)

1993—2012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阶段。笔者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界,将该阶段划分为两个时期,即1993—2003年和2004—2012年。

1992年1月,党的十四大首次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正式拉开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取向的改革大幕。1995—2000年间,伴随国有企业改革,城镇劳动力市场得以初步确立[6]。1999年,《土地管理法》颁布实施,国有土地有偿出让即土地商品化的制度获得正式认可(3)这一制度使得地方政府成为城镇土地一级市场的唯一供给者。关于中国城镇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及后续产生的经济意义，可参见孟捷,吴丰华.制度-垄断地租与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一个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J].开放时代,2020(2):160-179+9.。在劳动市场和土地市场已经形成的前提下,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进入新千年前后得到正式确立。在此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呈现如下特点：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该阶段的一级聚类标签,与此紧密关联的,还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对外开放等若干子标签。在建设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国有企业改革均是研究热点,成为高频出现的聚类关键词。张宇(2016)认为,在这一阶段,“一种新的不同于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已经确立,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7]。

第二,在这一阶段的聚类结果中,还出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等一级聚类主题词。进入新千年,国内出现了围绕劳动和劳动价值论问题的大讨论,相关发文量在这一时期显著增加。这一讨论是在党的文件号召下进行的,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建议的“十五计划”中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4)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393。李铁映在2003年指出,当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对分配方式、劳动力商品化以及劳动价值论的再讨论。参见李铁映.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J].中国社会科学,2003(1):25-40。这场持续两年左右的大讨论,意味着传统的苏联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受到批判的检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基础理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得到新的阐释,剥削不再简单地被看作对剩余价值和财产的私人支配,而要“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5)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里提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他还提出:“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参见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40、538。这场争论为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表1的聚类结果之外,我们又增加了一些关键词,以显示这一时期研究主题的特点。相关处理结果见图2。

图2 1993—2003年关键词演变趋势

(三)2004—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第二个时期)

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 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2007年党的十七大后, 科学发展观被写入党章。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 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发展,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 新农合、 新农保改革也在全国农村全面推开。 同时, 十四届三中全会、 十五大和十六大强调的“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此时也转变为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参照表1可以发现, 第一, 与政策话语的上述变化相对应, 在聚类结果中出现了如下关键词: 共同富裕、 和谐社会、 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收入分配、 社会主义新农村等, 反映了在这一时期调整分配关系、 协调效率和公平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 第二, 在这一阶段, 2008年金融危机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这场危机的爆发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中的破产, 因而危机、 新自由主义等均成为这一时期的高频主题词。

通过新增关键词,图3进一步刻画了该阶段研究主题的特点。围绕“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主题的发文量在这一时期出现爆发式增长,2009—2010年达到高峰,此后有所下降。要注意的是,该图显示的各主题发文量的变化均有骤增的特点,这是因为该图中纵坐标的区间设定与图1、图2有差异。

图3 2004—2012年关键词演变趋势

(四)2013年迄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完善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被提上议程。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8]。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从而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拓展为一个涵盖所有制、分配制度以及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在内的完整制度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旨, 是市场和政府这两种互有区别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协调机制的相互结合问题。 2020年5月， 党中央、 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 明确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 提出在更高起点、 更高层次、 更高目标上推动我国经济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 最终构建更加成熟、 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和以往类似, 政策制度话语所关注的焦点在这一阶段也迅速转化为学界研究的主题。 表1聚类结果中的“政府与市场”“经济高质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等均体现了这一点。 由图4还可看出, 2015年中央将精准扶贫任务进一步升级为脱贫攻坚战略部署后, 2016年与“脱贫攻坚”相关的论文量开始骤增, 当年就增加到1 519篇; 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 2016年相关研究论文就增加到3 637篇; 2017年党的十九大系统论述“高质量发展”, 2018年相关研究论文就增加到5 535篇。

图4 2013—2020年关键词演变趋势

在此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中还有如下标志性事件：一是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9],这是在党的会议上首次正式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二是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10]。

与上述“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相呼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生产从2016年开始聚焦于理论体系的构建,其标志是涌现了一系列代表性教科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6)2017年以来问世的几种教科书分别为张宇、谢地、任保平、蒋永穆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逄锦聚、景维民、何自力、刘凤义、周云波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洪银兴主编:《新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在最近一篇论文里,笔者之一全面分析了这些教科书在体系结构和内容建设方面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进一步完善教材编撰的必要性(7)现有几种教科书的体系结构，基本上都呈“板块型结构”，如以张宇等主编的教科书为例，整个理论体系被依次划分为制度、运行、发展、开放四篇，即四大板块。其他两种教科书的分篇略复杂些，但也包含了上述结构，只是在这四篇的基础上又有所增添。笔者之一提出，进一步完善教科书的编纂，要利用并改进这种板块型结构，同时也要充分借鉴和运用《资本论》的范畴和原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化。见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叙述方法和体系结构：对几种代表性教材的结构与内容的批判性考察》，《人文杂志》2021年第3期。。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现状:2016—2020年

本节将利用Citespace软件对近五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脉络进行可视化分析,以充分展现这一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全景图谱。为确保所选文献的代表性和质量,我们以CSSCI数据库收录期刊为样本来源。在所有字段中检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文献类型为“论文”,时间跨度为2016—2020年,共检索文献499篇,检索时间为2021年3月13日。导入Citespace软件的CSSCI选项进行格式转化并运行,可以得到关于研究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的共现图谱。进一步,还可利用关键词聚类分析,得到该主题下的研究主题或热点。

(一)主体层面分析

1.作者共现及共被引分析 利用Citespace对所选499篇有效文献进行“作者”以及“作者共被引”分析,可以得到作者发文量信息,如表2所示。其中周文、王立胜的发文量排在首位(17篇),第二位是洪银兴(16篇),第三位是卫兴华(11篇)。

表2 作者发文量(排名前十位作者)

作者共被引分析是以作者为单位,通过分析关键节点的被引频次(Co-Citation)及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8)中介中心性是测度某个节点在整个节点网络中对其他节点的中介枢纽性程度的一个指标,反映某个节点在整个网络中的中心或边缘地位。通俗地讲,共被引频次反映的是一篇文献被其他文献共同引用的次数;而中介中心性则反映了该篇文献在整个共被引网络中经过该篇文献所在节点的连线数量。因此,一般而言,中介中心性这一指标反映了该领域基础性的权威作者、期刊或文献。其原理如下:若节点a到节点b的N条最短路径中,有n条经过节点i,那么节点i的中介中心性就等于n/N,可参阅高岭,赵文哲,郭宏福.国有企业研究的过去、现有与前沿动态追踪——对1998年以来CSSCI和SSCI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J].清华社会学评论,2020(1):148-180;白宇飞,郭彦男.我国税收领域研究态势的文献计量分析——基于1998—2017年CSSCI期刊发文数据[J].财政研究,2019(7):105-116.等,研究n个作者发表的文献同时被其他作者引证的情况,以此识别出该领域的权威性作者(见表3)。

表3 作者共被引信息(排名前十位作者)

作者共现(主要指发文量及合作关系)与作者共被引(指代被引关系从而识别出高影响力的作者)存在一定的相互补充和相互印证关系,如王立胜、洪银兴、卫兴华等学者不仅发文量高,且被引频次也排在前十位。由作者共被引统计信息可知,对习近平、马克思等的引用是排在高位的,这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关系,更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立场和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通性。此外,林毅夫、孟捷的中心性并列排在首位,均为0.12;第二位是张军,为0.11;第三位是方兴起,为0.1,表明了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内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2.机构共现 同理,利用Citespace对所选499篇文献的发文机构进行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发文量排在前三位的机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7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4篇)和广东财经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14篇)。

表4 机构发文量(排名前十位)

3.期刊共被引分析 利用Citespace进行“期刊共被引”分析,可得到在国内发文期刊中具有高影响力的期刊和著作情况。需要指出,期刊表明了文献来源,因此在分析期刊共被引时不可避免会涉及著作类,我们分别在表5、表6中按中心性进行了整理和排序。

表5 期刊来源共被引信息(排名前十位)

表6 著作来源共被引信息(排名前十位)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期刊类被引来源中,中心性排在前三位的是《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中国工业经济》《红旗文稿》。著作类中被引来源涉及三类著作,第一类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第二类是国内学者的相关著作,如张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孟捷的《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9)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表6左栏国内学者的著作中,还包括逄锦聚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卫兴华、张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一版出版于2007年,第二版出版于2008年,第三版出版于2013年;李旭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该结果是利用Notepad++ 软件进行人工计算得出。;第三类是国外学者的著作,如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亚当·斯密的著作,他们的著作具有较高中心性,个中缘由大概在于两种著作都是经济思想史上对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开展讨论的经典之作。此外还有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这类探讨纯理论及方法论的著作。

(二)主题层面分析

1.关键词共现 关键词表明了论文的聚焦点,关键词共现是文献分析中最常见,同时也是最有效的一种分析方法。利用Citespace的“关键词”分析功能,得到关键词共现信息,如表7所示。

表7 关键词出现数量及中心性

从表7中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300次)、“政治经济学”(83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61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58次)等是高频关键词。在关键词共现分析中,“新时代”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两个关键词是突现值,突现强度分别为4.68和3.17,起始时间均为2018年。原因是在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因而2018年关于这二者的研究出现突现点。

2.文献共被引 与作者共被引及期刊共被引的原理相同,“文献共被引”本质上也反映了两篇文献之间的引证关系,这种关系是由其他某一篇文献同时引用它们而形成的。需要指出的是,共被引的两篇文献之间是动态关系。通过文献共被引分析,可以辨别该领域内的基础性文献。

由表8可以发现:第一,文献共被引的中心性与被引频次并不完全同步,高中心性不一定对应高被引。 通常而言， 基础性文献的识别及其权威性高低的判断以中介中心性为准。 因此, 如《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主要矛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逄锦聚, 2016)的中心性排在第三位, 但是被引频次较高。 《中国经济改革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性难题的突破》(刘伟, 2017)的中心性排在首位(0.18), 表现出高影响力。 第二, 学者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侧重于理论的“创新发展”和“体系构建”这两大方面。 如洪银兴(2016)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和演进而不断发展和创新的, 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应该涵盖经济制度、 经济运行、 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多重维度[11], 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的作用如何有效结合, 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性难题[12]。 李建平(2018)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应由基础理论问题、 基本内容及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这三部分构成[13]。

表8 文献共被引中心性(排名前十位)

3.关键词聚类分析 由于不同期刊论文中的关键词相对分散,因此在关键词共现的基础上,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就十分必要,这不仅能够将分散的关键词进行系统化分类,而且能够帮助研究者直观地了解这一主题领域所涵盖的细分研究方向。对关键词的聚类分析是Citespace的特色功能之一,提供了LSI、LLR和MI三种算法,三种算法的结果显示是不一致的,但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相对地,我们选择了更为常用的LLR算法进行聚类,结果如表9所示。

表9 基于LLR算法的聚类结果

表9清晰地反映了在每一个大的聚类下所有涉及的具体关键词, 同时也能够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在这一阶段所呈现的理论特质、 问题导向以及时代特征。 评价聚类结果的指标数值——Q值和S值的所在的区间(表1)表明, 聚类结果显著(Q=0.751 8>0.3), 且结果令人信服(S=0.898 4>0.7)。 考察表9聚类结果及其细化的研究方向(关键词), 结合表1可以发现,除了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基础范式以及紧扣我国基本制度和具体政策导向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具体研究议题上并不仅限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基本经济制度、 劳动价值论等经济学议题, 而且出现了一些跨学科研究趋势, 比如出现了国家主体性、 国家治理、 中国共产党、 中国传统文化等研究主题。

三、在两种经济学话语的并存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领导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领导权伴随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的日益深化,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逐渐引入中国, 成为当代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 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新古典经济学也有对话和借鉴的关系, 但总体而言,两种经济学知识体系是根本对立的。 与此同时, 包括演化经济学在内的经济学理论在过去数十年间也在国内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 出现了一些将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结合的尝试(10)关于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可参见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五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利用CNKI数据库,分别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及“演化经济学”为主题,可以检索自1952—2019年之间的期刊发文量,如图5所示。

图5 1952—2019年CNKI期刊关于三种经济学范式的发文量趋势

由图5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文量在三者中一直居于最高位,且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而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古典经济学发文量开始上升,且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差距逐渐缩小。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的深化,这一差距又进一步缩小,几近消失。但在2006年前后,两者的差距又扩大了。

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力开展进一步比较,我们还可选择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题,同时以新制度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科斯、哈耶克为另一主题,通过CNKI检索两类主题的发文量(如图6所示)进行比较。

图6 1980—2019年我国对不同经济学分支及代表人物研究的趋势

由图6可以看出,自1980年以来,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题的发文量总体是平稳的，但在2016年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个中原因前文已有论述。而以新自由主义、新制度经济学、科斯、哈耶克为主题的研究总体趋势均为先上升、后下降。科斯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对国内经济学界影响很大,自1992年开始,以他为主题的发文量开始超过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应地,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主题的发文量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稳步增长,从1999年起,超过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2006年达到顶点后开始下降。

我们还可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为一个主题,将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并为另一个主题,对这两类主题的发文量进行加总和比较,检索时间仍为1980—2019年,结果如图7所示。

图7 1980—2019年两种经济学话语的发文量比较

从图7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个关联主题的发文量在2015年之前稳中有升,2016年开始骤增。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这两个关联主题的发文量在2009年之前持续上升,2009年达到顶点(当年695篇),之后逐渐下降。20世纪80—9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这两个关联主题的发文量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文量间的差距逐渐缩小,说明伴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日渐受到重视,其影响力逐步提高。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以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为主题的发文量开始超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题的发文量,且差距不断扩大。这表明,我国经济学界的话语权一度出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较少的倾向。这种情况直至2015年才得到逆转,围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此后呈爆发式增长。

通过在CSSCI数据库中以“所有字段”的方式进行检索,可以发现在2016—2020年间,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题的文章,在以下三家杂志刊发数最多,分别是《当代经济研究》(36篇)、《政治经济学评论》(23篇)、《经济纵横》(20篇);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题的文章,在以下三家杂志刊发数最多,分别是《政治经济学评论》(65篇)、《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41篇)、《经济纵横》(37篇)。在2000—2014年间,在“所有字段”中检索“新古典经济学”,刊载文章数位于前三名的杂志分别是《经济学动态》(13篇)、《学术月刊》(10篇)、《当代经济研究》(9篇);检索“新制度经济学”,刊载文章数位于前三名的杂志分别是《经济学动态》(26篇)、《经济评论》(15篇)、《经济学家》(13篇)。

四、结 论

本文以关键词的演变为参照,利用Citespace软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进行分阶段的文献计量分析,勾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总体风貌,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历了起步阶段(1979—1992年)、形成和发展阶段(1993—2012年)、进一步完善阶段(2013年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各个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研究主题。在第一阶段,研究主题主要围绕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所有制改革、经济运行等问题,体现了改革初期对市场经济问题的认识,和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积极探索。在第二个阶段,所有制改革、市场经济等依然是研究主题,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探索在进一步深化,围绕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成为流行话题,出现了关于中国社会转型(转型经济学)的探讨,在该阶段后期,公平和效率、共同富裕开始成为高频关键词。在第三个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成为新的研究主题,党的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新发展理念等均成为高频关键词。分配问题开始得到更多关注,按劳分配成为一级聚类标签。政府与市场作为两种相互结合但又互有差别的协调经济和配置资源的机制,得到更为均衡的关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提上了议程。

第二,通过考察不同阶段关键词聚类的结果,可以清晰发现,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的形成与发展,直接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主题的变化。换言之,政策制度话语对学术话语的生产起着引领和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学术话语的生产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有着重要意义,这尤其体现在只有通过学术话语的生产,来自实践的经验才可能形成系统化的学说[14]。2016年以来,一批有代表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相继问世,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学理化。

第三,2015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短期内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方面,研究文献的数量迅猛增加,另一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以及对国家的经济作用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诸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政府与市场、党的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主体性等均成为体现流行研究主题的高频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看作有为市场和有效政府的有机结合;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入了更加成熟和进一步完善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