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非洲国家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

2021-07-13 10:30叶芳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1年4期
关键词:维度非洲目标

摘要 缺乏资金是非洲国家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大挑战,那么,作为重要资金来源之一的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是否有助于非洲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基于2015—2019年非洲国家相关数据,从社会、经济、环境三个维度,分别使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Oprobit模型分析了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分、各目标得分变动趋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有利于提升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整体得分,有助于非洲国家经济、环境维度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体现为对目标7(可负担的清洁的能源)、目标8(体面的工作和经济增长)、目标9(工业化、创新和基础设施)、目标12(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目标13(气候行动)、目标15(陆地生态)得分的影响显著为正;②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有利于提升非洲国家经济和环境维度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速度,体现为对目标7(可负担的清洁的能源)、目标8(体面的工作和经济增长)、目标9(工业化、创新和基础设施)、目标11(可持续的城市和社区)、目标14(海洋生态)得分变动趋势的影响显著为正;③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非洲国家实现社会维度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基本不显著。可通过进一步扩大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规模、拓展对非直接投资的行业领域尤其增加对社会维度相关领域投资、深化中非合作以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助力非洲国家实现各个维度可持续发展目标,同时也有利于中国落实2030议程中关于支持与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要求及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目标; 非洲;直接投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图分类号 F8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21)04-0013-10

DOI:10.12062/cpre.20201209

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制定了包含17个涉及经济、社会、环境维度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致力于消除贫困、保护地球与构建包容、和平、繁荣的社会及新型的全球伙伴关系。17项目标中每项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尤其需要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在内的私营部门资金的参与。非洲国家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落后,缺乏财政资金的支持,缺乏资金成为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大挑战。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 Network, SDSN)估计,非洲每年要增加6 140亿~6 380亿美元才可能实现2030议程的目标。因此,对非洲国家而言,外国直接投资可能成为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

近年来,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增长迅速。截至2018年,中国在非洲设立的境外企业达3 680家;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2009年为14.38亿美元,2018年为33亿美元;对非直接投资存量2009年为93.32亿美元,2018年超过460亿美元,主要集中于建筑、采矿、制造、金融、租赁和商务服务等行业。那么,在2030议程框架下,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是否有助于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其对非洲国家社会、经济、环境等不同维度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程度及其变动趋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如何深化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与合作?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对非洲国家2030可持續发展目标的实现、中国关于2030议程中支持与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要求的落实及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文献综述

1.1 2030议程与其他合作机制的关系及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相关研究

关于2030议程与其他合作机制的关系,崔文星[1]探讨了中国的南南合作与2030议程的相互推动作用;张海冰[2]指出G20平台在2030议程的落实中将发挥引领和补充作用,而2030议程也为 G20由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的转型提供了机遇[3];朱磊和陈迎[4]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和 2030议程对接的内涵、目标与路径;贺双荣[5]指出中国与拉美合作作为“一带一路”的延伸为2030议程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和平台。

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方面,Martin等[6]评估了自然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Miralles-Quirós等[7]基于Fama-French五因素模型分析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资产投资策略; Acheampong 等[8]通过分析加纳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潜力和障碍探讨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7(可负担的清洁的能源)的潜力;Moyer等[9]使用情景分析法分析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与人类发展相关的9个指标的进展情况。

1.2 FDI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相关研究

相关文献分别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FDI) 对东道国经济、环境和减贫的影响。经济效应相关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10-11],但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10,12]。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甘星和印赟[13]指出FDI显著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具有较强的时滞效应,且合资型和独资型FDI的促进机制存在差异[14] ;随洪光等[15]指出中国的FDI存在较大比例的非耐心资本,整体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而田素华等[16]则认为FDI可通过竞争效应、联系效应及模仿效应提高中国经济质量。FDI的环境效应方面,一些学者研究指出,发达国家通常会将其污染程度高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往往放松对FDI的环境管制,从而导致环境恶化,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17-19];一些学者则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会带来更先进的污染治理技术和环境管理体系,从而有利于提高东道国的环境质量,即“污染光环”假说[20-21]。一些学者基于中国数据验证“污染天堂”假说[22-23]和“污染光环”假说[24-25],但FDI对环境的改善作用与中国双向 FDI的协调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发展水平正相关[26];FDI通常在经济发展初期加剧污染而经济发展转型期降低污染[27]。FDI的减贫效应方面,Van Der Sluis 等[28]、Dhahri[29]指出FDI是发展中国家减贫的有效工具。非洲国家中,喀麦隆可以FDI作为短期的减贫工具[30],但FDI对博茨瓦纳减贫的长期影响不显著[31],而以基尼指数衡量北非地区贫困时FDI甚至加剧了贫困[32]。

部分学者直接探讨FDI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FDI作为重要的资金来源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33]。 Matei 等[34]从理论上较为全面地分析了FDI对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的影响机制。 Aust 等[35]基于非洲国家2018年的截面数据研究发现,FDI有利于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尤其对非洲基础设施、清洁水、卫生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有积极影响,但不利于气候行动目标的实现。

1.3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相关研究

大量文献探讨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动因或影响因素。Bezuidenhout等[36]指出中国对非投资尽管偏向资源行业,但和其他国家投资模式并没有很大差异。刘爱兰等[37]指出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资源寻求并非唯一动机。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企业2009年后主要以市场导向型为主[38]。陈思和马野青[39]、Lu[40]分别分析政治风险对不同指标衡量的直接投资、企业投资模式的影响。李子文和李青[41]指出双边领导人的访问对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且非洲领导人来华访问的促进效应强于中国领导人访问非洲。Gagne[42]则强调文化距离对中国在非洲投资的负面影响。

一些学者研究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非洲的经济增长效应。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非洲经济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43],有利于非洲资源依赖国的制造业发展[44],但Martuscelli[45]认为中国投资的竞争效应可能对非洲国家本来较为薄弱的制造业产生不利影响。Busse 等[46]则指出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非洲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Ngepah等[47]研究表明,来自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FDI不会通过出口升级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增长产生显著影响。孙志娜[48]则研究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非洲环境的影响,指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均对非洲国家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具有正向影响,但中国对非洲环境的负面影响相对更大。

1.4 简要述评

综上可知,已有文献对2030议程与其他合作机制的关系、可持续发展具體目标以及FDI分别对东道国经济、环境、社会等维度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其中,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投资动机和投资的经济效应等方面,而鲜有文献专门探讨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非洲国家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尽管Aust 等[35]首次分析了FDI与非洲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系,但其样本量较小(仅涉及非洲44个国家2018年的截面数据),且只分析了FDI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总体得分的影响而未分析其对三个维度17个具体目标得分的影响。鉴于此,作者实证分析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程度和速度的影响,边际贡献在于:一是首次探讨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与非洲国家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系;二是使用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分的面板数据,以增加样本量,反映数据的动态变化;三是对比分析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非洲国家社会、经济、环境三个维度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分及其变动趋势影响的差异性,以期为促进非洲国家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及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有益的启示。

2 非洲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进展情况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共设立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和169个具体目标,包括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的内容,涉及消除贫困和饥饿、健康与福祉、教育和性别平等、水和能源、气候、生态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具体领域[49]。具体指标及内容见表1。

从国家和区域层面探讨和执行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关键。2016 年以来,包括亚太、欧盟、非洲在内的各区域组织根据联合国相关要求,开始制定区域层面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评估各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情况。2017年后,非洲国家每年发布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及具体的指标统计和监测,包括非洲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心(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Center for Africa ,SDGCAfrica)分别于2017年1月和11月发布了两个版本的《非洲 2030:非洲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019年发布的《非洲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近三年发展情况》及SDGCAfrica 和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SDSN) 于2018和2019年共同发布的《非洲 SDG 指数与指示板报告》。非洲从区域层面构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指标体系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体系的核心部分是相同的,但在具体指标方面则添加了与非洲国情相适应的一些指标,体现为非洲可持续发展目标17个具体指标名称与全球框架下相同,但其具体构成指标存在一定的差异。相关报告的 SDG 指数表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程度。根据2019年《非洲 SDG 指数与指示板报告》,非洲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程度高于50%的国家有34个,其中毛里求斯、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排名前3,实现程度分别为66.2%、66.1%、65.8%;摩洛哥和佛得角、埃及次之,实现程度分别为64.4%、64.1%、63.8%;乍得、中非的实现程度低于40%;南苏丹则排名最后,实现程度为29.2%。

3 实证分析

3.1 计量模型构建

由已有文献可知,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影响东道国社会、经济、环境等不同维度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一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往往与该国经济发展程度、人口密度、金融发展程度和制度质量及教育发展程度相关[19,35]。鉴于此,作者综合借鉴Zafar 等[19]、Aust 等[35]的模型做法,构建计量模型,以探讨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是否有助于非洲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it=β0+β1fdiit+β2gdpit+β3popdit+β4fdit+

β5wgiit+β6eduit+β7regioni+εit(1)

SDGit=β0+β1fdiit+β2fdi2it+β3gdpit+β4gdp2it+β5popdit+

β6fdit+β7wgiit+β8eduit+β9regioni+εit(2)

P(trendit>j)=f(Xitβj)=exp(αj+Xitβj)1+exp(αj+Xitβj)

j=0,1,2,3(3)

模型(1)分析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非洲国家i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分的影响。其中,SDGit为非洲国家i在t时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得分(也即目标的实现程度),包括总体得分和17个具体目标得分,分别用sdgit,sdg1it至sdg17it表示;fdiit为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使用t时期中国对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与其GDP的比值表示;gdpit为非洲国家i在t时期的经济增长率,popdit、fdit、wgiit、eduit分别表示非洲国家i在t时期的人口密度、金融发展程度指数和制度质量、政府教育支出占政府总支出比重。其中,制度质量取世界银行WGI数据库中公众自由度、政治稳定性、政府监管质量、法制化水平、管理效能、控制腐败程度六个指标的平均值,该指标取值越大,国家制度质量越高。regioni为区域虚拟变量,包括中非、东非、北非、南非、西非5个虚拟变量,分别用region1i至region5i表示。εit为随机扰动项。

模型(2)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fdiit和gdpit的平方项,以进一步探讨fdiit和gdpit对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分影响可能存在的非线性特征[19]。相关变量的含义及处理同模型(1)。

模型(3)是有序Probit(即Ordered probit,简称Oprobit)模型,用于分析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非洲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分变动趋势的影响。其中,trendit为17个目标得分的变动趋势,分别用trend1it—trend17it表示。该变量是一个介于0~3之间的序数变量,通过将目标得分变化趋势指示板颜色转换为数值而得。其中,变化趋势指示板中绿色箭头赋值为3,表示目标以高于或正在以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速度实现目标;黄色箭头赋值為2,表示目标分数增长率高于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增长率的50%但低于所需增长率;橙色赋值为1,表示目标停滞不前,保持停滞或低于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增长率的50%;红色赋值为0,表示目标得分下降,国家在可持续发展实践中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Xit为模型(1)和模型(2)中的相关解释变量矩阵。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及数据来源见表2。

3.2 实证结果分析

研究数据涉及时间范围为2015—2019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分数据时间范围为2016—2019年,解释变量时间则滞后一年为2015—2018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分相关模型分整体目标得分和17个具体目标得分进行分析。其中,由于教育支出数据缺失较多,故分为包含教育支出变量和不包含教育支出变量两组样本,最终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分模型涉及两个样本分别包含了44个和28个非洲国家。由于本研究样本涉及时间序列仅有4年,属于短面板数据,同时包含不随时间变化的区域虚拟变量,最终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而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分变动趋势仅在2018和2019年的《非洲SDG指数与指示板报告》中才开始涉及且数据缺失较多,故按照混合数据处理,使用Oprobit模型进行回归。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和非洲国家经济增长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分影响的非线性特征并不显著,在17个具体目标得分回归中不再列出相关结果,同时仅列出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影响显著的目标相关回归结果,最终回归结果见表3—表5。

3.2.1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对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整体得分的影响

表3结果显示,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对非洲可持续发展目标总体得分的影响为正,相关系数在加入教育支出变量模型中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教育支出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整体得分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其他控制变量中,非洲国家金融发展程度有利于其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分的增加,相关系数通过了1%或5%的 显著性检验。这是因为,金融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资金就越容易得到支持;制度质量越高的国家,越容易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系数在未考虑教育支出变量回归的模型1至模型3中分别通过了1%、5%、1%的显著性检验。而经济增长和人口密度对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分的影响不显著。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和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二次项的相关系数也不显著,即两者对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分的影响并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程度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相对西非国家,北非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更快,相关系数在5%或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他区域则没有显著的差异。

3.2.2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对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得分的影响

表4结果显示,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17个目标得分的影响中,对目标3(健康和提升福祉)的影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但引入教育支出变量后并不显著;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目标7(可负担的清洁的能源)和目标13(气候行动)的影响无论是未考虑教育支出样本还是引入教育支出后的样本回归相关系数均显著为正,也即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有助于非洲国家实现获得可负担的清洁能源和气候行动目标。在引入教育支出样本中,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有利于提升非洲国家目标8(体面的工作和经济增长)、目标9(工业化、创新和基础设施)、目标12(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目标15(陆地生态)得分,相关系数通过了5%或10%的显著性检验。对其他目标得分的影响在两组样本中均不显著。可见,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有利于推动非洲国家经济、环境维度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但对非洲国家社会维度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程度的影响几乎不显著,这可能与中国当前对非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促进非洲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相关行业,而医疗、教育等行业领域的投资比例相对较低有关。非洲国家经济增长、金融发展程度、制度质量和教育支出等控制变量对部分目标得分的影响显著为正。人口密度的影响则不显著;而在引入教育支出变量样本中,目标7、目标9和目标15的实现程度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

3.2.3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各目标得分变动趋势的影响

表5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未考虑教育支出样本还是引入教育支出样本,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11(可持续的城市和社区)得分变动趋势的影响显著为正,相关系数分别通过了10%和5%的显著性检验。此外,未考虑教育支出样本中,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7(可负担的清洁的能源)得分变动趋势的影响显著为正。在引入教育支出样本中,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8(体面的工作和经济增长)、目标9(工业化、创新和基础设施)、目标14(海洋生态)得分变动趋势的影响显著为正。可见,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有利于提升非洲国家在经济、环境维度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速度,但对社会维度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速度没有显著影响。表5模型中,非洲国家人口密度、金融发展程度和制度质量及教育支出等控制变量对部分目标得分变动趋势的影响显著为正,目标7、目标8和目标14实现速度也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

4 结论与启示

基于2015—2019年非洲国家相关面板数据,解决截面数据样本量较小的问题,并使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分析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分的影响;同时,基于2018和2019年混合数据,使用Oprobit模型探讨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分变化趋势的影响。由于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分变化趋势仅有两年数据且数据缺失较多,样本量偏小,因此有待未来进一步扩大样本量。从社会、经济、环境三个维度探讨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是否有助于非洲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有助于非洲国家经济、环境维度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但对社会维度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程度没有显著影响。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有利于提升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整体的实现程度。同时,在具体17个目标中,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经济维度的目标7(可负担的清洁的能源)、目标8(体面的工作和经济增长)、目标9(工业化、创新和基础设施)、目标12(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及环境维度的目标13(气候行动)、目标15(陆地生态)实现程度的影响显著为正。可见,2030议程框架下,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在注重对非洲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同时已开始注重投资的环境效应,从而对非洲国家气候行动等环境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目前中国对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领域投资以援助为主,私营部门为主的直接投资比例尚低,因而直接投资对社会维度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效应还未显现。

第二,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有利于提升非洲国家经济、环境维度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速度,对社会维度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速度影响不显著。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7(可负担的清洁的能源)、目标8(体面的工作和经济增长)、目标9(工业化、创新和基础设施)、11(可持续的城市和社区)、目标14(海洋生态)得分变动趋势的影响显著为正。

第三,非洲国家国别因素对其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非洲国家自身经济增长、金融发展程度、制度质量、教育支出、人口密度等控制变量对部分目标实现程度及其变动趋势的影响显著为正。同时,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程度及其发展趋势也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

由结论可得如下启示:一是进一步扩大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规模。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将成为非洲国家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资金来源,“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为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在此机遇下,鼓励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投资非洲,在增加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中国对非直接投资规模,支持非洲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二是拓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行业领域,尤其增加对社会维度相关领域投资。对非直接投资领域可涵盖教育、医疗卫生、环境合作、基础设施、能源合作等关乎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各个领域,帮助非洲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其就业与改善民生,保护环境和生态多样性,从而全面推动非洲国家经济、社会、环境维度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三是深化中非合作,为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深化中非合作本身是中国及非洲国家实现 “全球伙伴关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同时通过合作加强中国與非洲国家政府间的协调沟通、推动非洲国家完善针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法律等,有助于中资在非企业营商和投资环境的改善,从而最大程度发挥直接投资对非洲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助力作用。此外,非洲国家进一步提升制度质量、增加教育支出和推动金融发展等对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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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China on achieving the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African countries

YE F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00, China)

Abstract Lack of fundi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llenges in the achievement of the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in African countries. Ca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from China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external financing help African countries achieve the SDGs? This paper used the panel data random effects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on SDG scores and then conducted the ordered probit model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FDI from China on the trend of achieving each SDG in Africa, with the SDGs being grouped into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contributed to the achievement of SDGs in Africa. It positively influenced the  SDG score in general and some of the 17 SDG scores including SDG7 (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 SDG8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SDG9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SDG12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SDG13 (climate action), and SDG15 (life on l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from China and the trends for SDG7, SDG8, SDG9, SDG11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and SDG14 (life below water)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However, the SDG scores above belonged to th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while FDI from China had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ocial-dimension SDG scores and trends. To further expand the scale of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t is suggested that more investment scopes, especially those in the social dimension, should be developed, and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should be deepened to create a goo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for the achievement of African countries SDGs and to facilitate Chinas implementation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mentioned in the 2030 Agenda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the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Key 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Afric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2030 Agenda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刘照胜)

收稿日期:2020-08-11  修回日期:2020-12-20

作者简介:叶芳,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金融理论与政策。E-mail: yekemeng@126.com。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视角下中非命运共同体金融合作研究”(批准号:19BJL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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