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唐《赵师武墓志》考释

吴正浩

近日笔者于坊间获一方唐代墓志拓片（图1），墓志长、宽各49 厘米，未见志盖。志文共26行，满行32 字，共计818 字，正书。志主名赵师武，传世史书无载。志文除记载有赵师武的家族世系、仕宦及婚姻外，还较详细记述了赵师武任职延州期间，参与唐对地方的管理，参加对内附党项的战争等事迹。因学界对此墓志关注较少，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此墓志做一考释。(1)段志凌先生在探讨《李彦璋墓志》中所见唐代“安塞军”一名的变更时，曾论及这方墓志，有助于本文对唐代安塞军的研究。详见段志凌：《新出五代<李彦璋墓志>所见秦岐政权军事史事——兼谈与此志相关假子的本名问题》，《唐史论丛》第25 辑，三秦出版社，2017 年，第337—338 页。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图1 赵师武墓志拓片

一、墓志录文

为下文讨论方便，兹据拓片移录文如下：

唐故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延州都督府安塞军防御等使充塞门诸道行营招讨副使兼御史中丞天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赵公墓志铭并序

乡贡进士陈定撰

公讳师武，字观德。其先天水人也，受氏之由，显于史牒。晋室之季，远祖播迁家于今□土。列组（祖）冕。王父晃，晋州襄陵县令，赠户部员外郎。父延，检校左散骑常侍，赠工部尚书。公则尚书之次子也。生彼庆门，禀兹硕德。幼而敏悟，长有壮节。常慕颇、牧之为人，乃游心于韬钤之术。早岁，籍名禁之东军。以才略有闻，梯级如□。不数载，间出为绛台镇遏使。地维桐宫，防守多虞。洎公莅之貔旅，甚肃寻复。入为宴设使，宰夫膳子，罔不顺指。改征马使。俄转步军廂（厢）使兼袁王府司马。时属先皇山陵众，公才可徙㩲，又充百司应接使。虽物役则繁，而智虑不挠。自是军旅推服之，遂领马军都柙（押）衙。首冠十万人，而才亦称职。今皇帝即位，思致治平以亲人之官，无如牧守授受之际，必资慎择。大中二年，延安缺守，乃诏公为之兹郡也。南驰雕阴，北走塞门。蕃部夷落，骈居猱豦。抚绥之法，曩政所难及。公来思俗极理。四年，会党羌不庭，王师薄伐。公所理之郡，密迩其境。乃累䟽上陈，愿躬率□师，以剪辟薛子。诏许之。于是设谋，尽夺勇果将，致平三千咽喉。塞垣献俘，执馘无月无之。诏旨褒□，就加御史中丞，方期大用。而公所领军，皆六蕃异种，犷悍难制。公性复严致，不容其稽怠。故部将有忌之者，五年夏午月廿七日夜分军变，苍平而殁。时年五十有八。呜呼！忠于国而亡其身，急于□而钟其祸。天将匡也，伤如之何。夫人李氏，越州会稽令芳之孙，嘉州刺史道源之女。自归于公，克著妇道，六亲美之。徙公爵，封陇西郡。是岁三月一日，寝疾，先公下世，春秋五十。有男四人：长曰夔；次曰汤；次曰洙，洙死公之祸；季曰赓。各官美祑。女四人，长适牛戣，次适王重章，二人居室既荐，丁殃酷皆□指生。其年七月，护丧南还。以九月四日，合葬于京兆府万年县细柳营新店原，遵鲁礼也。葬日买石修文，以志其墓。词曰：

□□原□□食地，四尺□□千古事，陵谷若迁铭有序。

二、赵师武仕宦及相关事迹

志载赵师武出自陇西天水赵氏，曾祖赵冕，官职不详；祖父赵晃，为唐晋州襄陵（今山西襄汾）县令；父赵延，为唐检校左散骑常侍，赠工部尚书，志主即赵延之次子。

志载赵师武成年后入为禁军，可知其是以军人身份起家的。此后，他又相继担任了绛台镇遏使、宴设使和征马使等职官。镇遏使又称镇将、镇使，主管捍防守御之事。(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四下》，中华书局，1975 年，第1320 页。关于宴设使一职，有学者指出此职不仅控制面、胡饼、油等食物的发放及对客人的宴请和招待，还负责对食品的烹饪和加工，其长官称宴设使。(2)陈国灿、刘健明主编：《<全唐文>职官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42 页。关于征马使一职，《唐会要》载“（贞元十四年四月）敕铸左右军征马使印各一纽。”(3)［宋］王溥：《唐会要》卷七二《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1544 页。但其具体职责，史书阙载。贾志刚先生指出“在中唐之后，以鉴别良马和驯养征马为使命的征马使逐渐取得了军府要职的地位，属于任重事繁的事务性要职。”(4)贾志刚：《从征马使一职看中唐以后战马征用》，《唐史论丛》（第14 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2 年，第346 页。此后，志载赵师武又转任步军厢使兼袁王府司马。步军厢使为唐代中后期神策军中的官职，关于此职的记载，多见于出土墓志材料中。(5)关于步军厢使的记载，史书及墓志材料所见较少。更多的是关于“马军厢使”一职的记载。见曹龙：《唐神策军步军使李孝恭及夫人游氏墓志考释》，《文博》2012 年第6 期，第63 页。另外，《荆从皋墓志》中曾记载荆从皋于大中十四年（860）担任过马军厢使一职。详见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1090 页。“袁王”即唐顺宗子李绅。(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八二《十一宗诸子》，中华书局，1975 年，第3628 页。不久，赵师武又任百司应接使及马军都押衙等职。刘安志先生指出此职有“多参与战争，并镇守地方”等职责。(7)刘安志：《唐五代押牙（衙）考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98 年第1 期，第69—70 页。赵师武领军十万，即具有镇守地方的职能。

接着，志载“大中二年（848）延安缺守，乃诏公（赵师武）为之兹郡也。”但是，志文并未记载其初到延安时所任官职。然而，根据志文首行所题“延州都督府安塞军防御等使、充塞门诸道行营招讨副使”，可知这应该是赵师武在延州任职期间所担任的重要官职。关于安塞军，《旧唐书》载唐德宗贞元十年（794）“以延州刺史李如暹所部蕃落赐名曰安塞军，以如暹为军使。”(8)［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三《德宗下》，中华书局，1975 年，第379 页。又据《新唐书》记载“元帅、都统、诏讨使，掌征伐，兵罢则省。”(9)［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三九下《百官四下》，中华书局，1975 年，第1308 页。可知诏讨使之职责为对外征伐。有学者指出，唐代行营诏讨使分三个层级，分别是诸镇（道）诏讨使，或称都诏讨使，类似于都统；二为镇（道）级诏讨使；三为州级诏讨使。(10)冯金忠：《唐代地方武官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 年，第183 页。赵师武应为州级诏讨使下之诏讨副使，此职为诏讨使之僚佐(11)冯金忠：《唐代地方武官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 年，第185 页。。

延安为延州都督府所管辖，关于该都督府的兴废，有学者已做过研究。(1)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75 页；乔欣：《北周隋唐时期延州地区军镇建置之考察》，《保定学院学报》2013 年第2 期，第76—80 页。志载赵师武初至此地时的情况是“蕃部夷落，骈居猱豦。抚绥之法，曩政所难及。”可知此地民族杂居，难以治理。事实上，早在先秦时期，此地便活动有鬼方、猃狁、白狄、义渠等族。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兴起于大漠以北的匈奴及之后的鲜卑、丁零及羌族等又在此活动。周伟洲先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陕北地区形成多民族杂居错处的分布格局。这些民族杂居错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征服与被征服，强迫同化和自然融合，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陕北历史上一次最大的民族融合，使陕北民族成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周伟洲：《历史时期陕北地区的民族与民族融合》，《西北民族论丛》第12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29 页。至隋唐时期，此地依然是民族杂居。关于该时期活动于此的民族情况，白居易在其所代拟的《薛伾鄜坊观察使制》一文提到，“鄜畤延安抵于中部，羌夷种落散在其间。戎夏杂居，易扰难理。”(3)［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八）卷五五《薛伾鄜坊观察使制》，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 年，第1340 页。

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绥州为唐代上郡，“春秋时其地为白翟所居……自后汉末以来，荒废年久，俗事稽胡。”(4)［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中华书局，1983 年，第102 页。可知此地有稽胡，但其已融入汉族，只保留其俗而已。(5)周伟洲：《历史时期陕北地区的民族与民族融合》，《西北民族论丛》第12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33 页。又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贞观四年（630）随着东突厥被唐灭后归附于唐，唐曾于关内道设立了相关的羁縻府州来管理突厥。(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七下》，中华书局，1975 年，第1120—1122 页。同书《沙陀传》记载沙陀首领李国昌在助唐平庞勋之乱后，由于回鹘叩榆林，扰灵州、夏州等地，被诏为鄜延节度使，率部征讨。(7)［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6156 页。可知突厥、回鹘亦活动于此。此外，根据《旧唐书·西戎传》记载，会昌初年，为安抚内附党项，唐朝曾命宪臣为使，分三印以统之，其所统地区包括邠、宁、延等地，(8)［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5293 页。可知此地还活动有党项。又根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记载仪凤中“吐谷浑部落自凉州内附，置二府于金明西境，曰羌部落，曰閤门。”(9)［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三七《地理一》，中华书局，1975 年，第971 页。其中所置的浑州府属延州都督府管辖，宁朔州府属夏州都督府管辖。(10)［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七下》，中华书局，1975 年，第1125 页。同书《浑瑊传》载“元和中，延州沙陀部苦边吏贪，震扰不安。李绛建言，宜选才职称者为刺史。乃任镐延州。”(1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五五《浑瑊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4895 页。可知吐谷浑及沙陀也在此活动。除上述史书记载以外，根据延安出土的《罗何含墓志》，可知此地还有吐火罗等其他一些民族。(12)见段志凌：《陕西延安新出土唐吐火罗人罗何含墓志》，《文物》2014 年第8 期，第63—68 页。

以上这种在陕北地区多民族杂居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延州等地的民族分布亦较为复杂。同时，这也印证了志文最后所记载的赵师武其部下多为“六蕃异种”之说。所谓“六蕃异种”，其意所指，或即上述活动于延州一带的稽胡、突厥、回鹘、党项、吐谷浑和沙陀等族，或系对当地民族种类繁多的一种泛称。志载赵师武在此“思俗极理……南驰雕阴，北走塞门。”对其所管辖地区做了有效治理。雕阴为隋时旧郡，唐天宝元年（742）改为绥州，治上县（今陕西绥德）。(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三七《地理一》，中华书局，1975 年，第974 页。塞门即塞门镇（今陕西安塞县西北安塞城），属延州都督府延昌县，唐时为当地七所折冲府之一。(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三七《地理一》，中华书局，1975 年，第971 页。可知北至延州塞门，南至绥州雕阴，即赵师武主要的管辖之地。

三、墓志所涉唐大中年间党项史事考

志载赵师武在任职延安后不久，又以“延州都督府安塞军防御等使、充塞门诸道行营招讨副使”的身份，参加了大中四年（850）唐对内附党项的一场战争。关于此，志文记载如下：

（大中）四年，会党羌不庭，王师薄伐。公所理之郡，密迩其境。乃累䟽上陈，愿躬率□师，以剪辟薛子。诏许之。于是设谋，尽夺勇果将，致平三千咽喉。塞垣献俘，执馘无月无之。

志文此段中记载了唐宣宗大中四年的党项史事。其中，“党羌”即“党项羌”简称。隋末唐初，受不断强盛的吐蕃势力的影响，原居于今青海、甘南等地的党项开始了漫长的内徙之路。关于党项在安史之乱前的内徙及分布，周伟洲先生已有详论。(3)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 年，第27—44 页。安史之乱后，原活动在陇右道的党项，进一步东迁进入了关内道庆州、夏州、盐州及灵州等地。而原在以上地区活动的党项，则进一步东迁至银州、绥州等地，甚至有渡过黄河向河东地区的迁徙者。(4)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 年，第44 页。以上诸州，便是唐后期党项族的主要分布地区。关于其属下部落，《册府元龟》记载唐代时有“六府部落，曰野利越诗、野利龙儿、野利厥律、儿黄、野海、梅野悉等；居庆州者，号为东山部落；居夏州者，号夏部落。”(5)［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种族》，中华书局，1960 年，第11249 页。两《唐书》与此记载略同，此处不赘。(6)［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5293 页；［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中华书局，1975 年，第6217 页。可知，其主要三部即六府部、东山部及平夏部。

根据史书记载，自党项内徙后，唐朝为防止其与吐蕃、吐谷浑等势力联合，侵略唐之边境并威胁到内地，因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安抚”党项。如元和九年（814），采纳李吉甫的建议，“复置宥州，以护党项。”(7)［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5293 页。又如上文中曾提到的，在会昌初年，为安抚在藩镇统领贪婪、暴虐统治下已多次起兵反抗和寇掠的内附党项，唐朝又“兼命宪臣为使，分三印以统之。在邠、宁、延者，以侍御史、内供奉崔君会主之；在盐、夏、长、泽者，以侍御史、内供奉李鄠主之；在灵、武、麟、胜者，以侍御史、内供奉郑贺主之。仍各赐绯鱼以重其事。”(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5293 页。然而，这条政令并未奏效，不久便已作罢。(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5293 页。

那么，根据上述记载，唐后期曾与内附党项之间发生了多次征战。其原因为何？通过史书记载，我们可以略窥一二。《旧唐书》记载“大和、开成之际，其藩镇统领无绪，恣其贪婪，不顾危亡，或强市其牛马，不酧其直，以是部落苦之，遂相率为盗，灵、盐之路小梗。”(3)［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5293 页。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后期的武宗、宣宗时期。又如唐武宗所颁发的《赐党项敕书》中提到“比闻边将不守朝章，先于绥缉，因缘征敛，害及无辜”(4)［唐］李德裕：《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别集·外集·补遗）卷六《赐党项敕书》，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43 页。可知其战争的原因，主要与边将对内附党项的暴虐和压迫有很大关系。再加之吐蕃的引诱、其自身不堪忍受唐朝多次调动其军队参与对回鹘等民族的作战等，从而使得双方矛盾频发，战乱频出。也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使得在会昌年间，唐与内附党项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唐朝几乎连年发兵以讨党项。(5)关于对唐武宗会昌年间唐与内附党项的征战，详见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第一册），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794—802 页。直至唐宣宗即位，内附党项与唐朝统治者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史书记载此时党项曾多次与唐作战，被唐视为边患。(6)［宋］司马光著，［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宣宗大中四年条，中华书局，1956 年，第8043 页。如《资治通鉴》记载大中元年（847）五月，吐蕃论恐热曾趁武宗之丧，引诱党项、回鹘余众等寇河西。(7)［宋］司马光著，［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宣宗大中元年—二年条，中华书局，1956 年，第8030 页。大中三年（849），受党项南山部、平夏部叛乱影响，邠宁节度使治所由邠州迁至宁州。(8)［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六四《方镇一》，中华书局，1975 年，第1784 页。大中四年九月（850），唐朝甚至因为右补阙孔温裕击党项无功，贬其为柳州司马。(9)［宋］司马光著，［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宣宗大中四年条，中华书局，1956 年，第8043 页。同年十一月“党项羌寇邠、宁”等。(10)［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八《宣宗》，中华书局，1975 年，第248 页。

针对上述大中四年内附党项的多次反抗与寇扰，唐朝曾“发诸道兵讨之，连年无功，戍馈不已。”(11)［宋］司马光著，［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宣宗大中四年条，中华书局，1956 年，第8043 页。之后，唐又分别于其年十一月“以翰林学士刘瑑为京西招讨党项行营宣慰使。”(12)［宋］司马光著，［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宣宗大中四年条，中华书局，1956 年，第8044 页。十二月又“以凤翔节度使李业、河东节度使李拭并兼招讨党项使。”(13)［宋］司马光著，［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宣宗大中四年条，中华书局，1956 年，第8044 页。志载赵师武曾在此年参加了其中的一场战争。关于其参战原因，上文已提到其所任职之地延州与党项活动之地接，时逢内附党项叛乱，唐又多年征战无果。赵师武身为唐朝边将，从而向朝廷请命出战。志载其在战中“尽夺勇果将，致平三千咽喉。塞垣献俘，执馘无月无之。”可知，赵师武助唐在和内附党项的战争中取得了一场小的胜利。但由于材料记载有限，这场战争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我们尚不是很清楚。

接着，志文记载赵师武因战功获得朝廷赏识，拟被升为御史中丞。该墓志可补唐宣宗大中四年御史中丞一职。(1)据《新唐书》记载，御史台下御史中丞之职有两人。见［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八《百官三》，中华书局，1975 年，第1235 页。《旧唐书》记载了大中四年的御史中丞为魏谟，见［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中华书局，1975 年，第627 页。胡沧泽先生在《唐代御史制度研究》一书中，对御史中丞做了统计，但未见赵师武一名。详见胡沧泽：《唐代御史制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209 页。可知志文所载赵师武应为该时期另一名御史中丞。关于此，史书无载，志文可补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赵师武可能并未真正担任御史中丞一职。其原因在于赵师武在被提拔后不久，未来得及至朝中就任，便已死于军乱之中。但不幸的是，由于其部下“六蕃异种”发动兵变，赵师武及其子赵洙于大中五年夏午月廿七日夜分，被叛军杀死于军中。赵师武卒年五十八，可推算出其当生于唐德宗贞元十年（794）。此时（大中五年）正是唐与党项交战激烈之时，《资治通鉴》载其年三月，唐宣宗派白敏中为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南北两路供军使兼邠宁节度使。同年四月，白敏中军宁州。定远城使史元破党项九千余帐于三交谷。(2)［宋］司马光著，［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宣宗大中四年条，中华书局，1956 年，第8045—8046 页。可知此年唐在这场战争中又取得了一次胜利。志载赵师武卒于五月，而此战发生在四月，因此我们推测他可能还参加了这场战争。在经过大中四年、五年的战争之后，唐与党项之间关系稍微缓解。唐宣宗分别于大中五年四月和七月颁布了《平党项德音》《洗雪南山平夏德音》等诏书，诏书中承认了党项之所以反抗唐朝，是因为边关镇将贪剋暴虐而引起的，并对之后如何开展对党项的善后工作做了规定。(3)［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三〇《平党项德音》，华文书局，1968 年，第2804—2810 页；同书卷一二九《洗雪平夏党项德音》，第2765—2766 页。可知，唐所征战的党项主要属部即南山部和平夏部，诏书的颁布对当时缓和唐与周边民族关系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唐与内附党项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为诏书的颁布而随即得到缓和。陈寅恪先生在《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辩证》一文中提到，虽然宣宗初年，因机会恢复河湟之地，一洗肃代以来失地之耻辱，然不能以武力平定西陲党项之叛乱，终出于粉饰敷衍苟安一时之下策。自此，我们不仅可窥见当日宣宗所感触之深，至于竟许素所甚恶之李德裕归葬，并可以推知后来北宋西夏相持并立之局势，彼时即已启其端。(4)陈寅恪：《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辩证》，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32 页。可知党项在唐代并未消亡，而是在唐末五代随着其属部拓跋部的兴起，在其原来的基础上建立了党项西夏政权，并参与到了之后的历史之中。事实上，赵师武之死，也从侧面印证了唐虽然在武力上希望通过战争以平定党项，在制度层面希望通过颁布诏书以安抚党项。但以上种种举措和办法，并没有使得党项心悦诚服地归附于唐，而是在暂时的降附中，继续延续和发展其自身的势力。同时，赵师武之死，也从墓志的角度反映出当时唐与内附党项的关系并不平稳，依然是处于较为紧张的一种状态之中。

志文最后记载，赵师武其妻李氏为嘉州刺史李道源之女，逝世于大中五年（851）三月。查两《唐书》及郁贤皓先生的《唐刺史考全编》，均未见有关李道源任刺史的记载。其任刺史时间应该在志文书写期间，即唐宣宗大中五年左右。(1)关于在唐宣宗大中年间时期担任嘉州刺史的情况，郁贤皓先生在《唐刺史考全编》一书中已有研究，其中据史书所记载的仅李宗长一人，其担任嘉州刺史的时间应为大中、咸通年间。详见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二三六《嘉州》，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3082 页。另外，学界结合墓志材料对唐代嘉州刺史一职也做了一定的增补，如赵望秦：《<唐刺史考全编>补遗》，《碑林集刊》（第16 辑），三秦出版社，2010 年，第285—286 页；黄楼：《<唐刺史考全编>订补——以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为中心》，《吐鲁番学研究》2014 年第1 期，第48 页；客洪刚：《<唐刺史考全编>拾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 年第1 期，第82 页等。但以上著述均未有与李道源相关的记载。赵师武与李氏共育有四子、四女，除三子赵洙外，其余均在朝中任职。两人去世后，其子女将其合葬于京兆府万年县细柳营新店原，其地应即唐代细柳原一带，在今临潼区西泉乡。(2)关于唐代细柳原的位置，王勇、段清波、尚民杰等诸先生多有研究，如王勇：《从几块碑石看细柳原的位置》，《考古与文物》1993 年第1 期，第101 页；段清波：《细柳诸地名疏议》，《文博》1994 年第5 期，第62 页；尚民杰：《长安绎古——汉唐历史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16 年，第106、117—118 页。另外，有学者结合唐《段伯伦墓志》，将唐代细柳原的地理范围做了进一步的缩小，即大致在南起临潼斜口镇以西的窑村，北到临潼西泉乡椿树村，南北10 公里之内的黄土台塬上。详见何如月、李静：《唐<段伯伦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20 年第2 期，第92 页。该墓志作为一则新见材料，可补唐嘉州刺史一职及唐宣宗时期细柳原之史事。

综上所述，赵师武作为唐朝的一名普通官吏，名不见经传，其所参加的唐与内附党项的战争，史书中也无相关记载。但其墓志的发现，却恰好可以补充史书中所阙载的具体内容。同时，该墓志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唐大中年间的党项史事，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实物资料，具有一定的学术和史料价值。